列宁东方理论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内容提要] 列宁东方理论是中国道路探索的重要指南，列宁东方理论对中国道路探索的指导，是列宁东方理论自身科学性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列宁东方理论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仅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而且以新的成果丰富发展了列宁东方理论。分析和研究列宁东方理论与中国道路的探索，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列宁东方理论;民族殖民地学说;新经济政策;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 胡运锋，法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列宁东方理论是列宁关于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立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的重要指南。分析列宁东方理论与中国道路的探索，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和中国道路探索实践进路有机统一的科学认知，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道路自信，把思想上的清醒和行动上的自觉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

一、 列宁东方理论与中国道路探索的历史契合

列宁东方理论对中国道路探索所以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和巧合，而是20世纪初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

1. 近代中国道路探索亟需科学理论指导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历史由古代到近代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由“天朝上国”辉煌史坠入“丧权辱国”屈辱史的标志性事件，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恃强凌弱、贪婪成性的真实面目在侵华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暴露，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华民族的尊严遭到了各国列强的肆意践踏和侮辱：主权遭侵犯、领土遭瓜分、生灵遭涂炭、财富被掠夺、文化被摧残……中华民族一步步被逼近亡国灭种的边缘。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富有反抗精神和自强意识的中华民族不甘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状，他们一方面发起一场场抗争运动，有力打击了中外反動势力;另一方面又在积极探索各种救亡图存的出路，以彻底改变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在探索救亡图存出路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首先把目光瞄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坚船利炮的“器物”，到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等“制度”，再到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文明成果都成了中国先进分子学习、效仿的对象。然而，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还是《资政新篇》带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建设方案;无论是推行君主立宪的“百日维新”，还是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2]1471“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311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屡试屡败让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要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命运，必须寻找新的理论，开辟新的道路。中国道路的探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

2. 列宁东方理论契合了中国道路探索的需要

理论是实践的向导。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想在实践中开辟一条成功道路，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往哪里”“怎么走”等基本问题。对于中国道路探索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列宁东方理论都给予了科学阐释。

首先，关于“在哪里”即近代中国的历史方位问题。为了准确判断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这一问题，需要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去分析。从国内来看，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有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成为中国主要的生产方式，且从生产关系来看，“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4]220，“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4]277，占主要人口的农民“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4]278。整体上看，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从国际上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4]275。被压迫民族中“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4]276。这样，列宁东方理论就为近代中国勾画出了明晰的全景坐标。

其次，关于“往哪里”即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就近代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来看，当时中国的发展方向无外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选择，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暴露和日益激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而对被压迫民族的侵略扩张，资本主义逐渐失去了先进性和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吸引力。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新纪元，同时给广大被压迫民族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列宁认为，在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以建立资本主义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过时，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一般需要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建立，但这并不排除有些国家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5]这就为经济文化落后而资本主义又行不通的近代中国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新方向。

最后，关于“怎么走”的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到达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分两个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步骤。第一阶段：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阶段，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国内“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4]79的民主革命;对国外是推翻外国压迫的民族革命。为了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东方落后国家应在本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对内依靠农民群众，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外联合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加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阵营，推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第二阶段：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在第一阶段革命任务完成后，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不能半途而废，而应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3]650。为了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应积极帮助东方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4]279。由于农民占东方落后国家人口的大多数，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可能会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4]444-445。

3. 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指导

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列宁东方理论影响中国道路探索的外部推力。十月革命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或向西学欧美国家，或向东学习日本，很少人想学俄国，中国人也不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那时的俄国也是落后的。然而中国向西方和日本学得很不少，却总是行不通，国家的情况不仅没有变好，反而一天天变坏。“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1470“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1十月革命发生在与近代中国国情相同或近似的邻国，它的胜利不仅让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过去蕴藏在地下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力，而且也给一直学习西方却又屡学屡败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1471。当时，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以俄为师”“到俄国去”的呼声，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或从国内出发，或从勤工俭学的欧洲转道俄国，去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和指导俄国革命胜利的真理。这就加快了中国人学习和接受列宁东方理论、运用列宁东方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

1919年3月，列宁在莫斯科领导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此后不久，世界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本高涨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陷入沉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却方兴未艾。基于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开始东移。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成立由列宁担任主席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列宁为大会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这两份文献和罗易提出、列宁修改并经大会讨论通过的《补充提纲》，成为共产国际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性文献。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3年5月解散，共产国际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将这些纲领性文献的精神传到中国，对中国革命给予有力指导和支持：一是召开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专门会议，就中国问题做出专门决议，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共产国际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还曾多次接见中国代表，对中国革命进行当面指导。二是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对中国革命指导。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俄国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立东方民族行动和宣传委员会，出版《东方民族》杂志，加强对东方民族革命的指导和对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宣传;1921年1月，共产国际设立远东书记处，进一步强化对东方民族革命的指导，张太雷任中国科书记。三是派代表赴中国进行具体指导。维经斯基、马林、尼科尔斯基等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多次来中国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四是设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邓小平、瞿秋白、张闻天等均在这些学校接受过教育。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支持，是列宁东方理论对中国道路探索产生影响的重要桥梁。

二、 列宁东方理论指导中国道路探索顺利推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坚持将列宁东方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接力探索，持续奋斗，成功开创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 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是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行动指南

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是列宁东方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国际指导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行动指南。“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會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6]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产生了全面、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指导下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步骤。相关资料显示，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在1921年中共一大前就传到了中国，并在中共一大上得到了初步传达和贯彻。“1920年8月，俄共（布）派往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写信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明确提出要求寄送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会议材料。”[7]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是共产国际二大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其来华时“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8]。由于受客观条件制约、理论准备不足和认识水平所限，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实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9]。实践证明，这样的纲领未能满足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但它却明确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党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认识水平的提高，加上曾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大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等在中共二大对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和列宁指示的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以此为指导在党的二大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明确了当前阶段的革命对象和任务，并提出了分“两步走”最终实现中国革命任务的战略步骤，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指明了方向。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指导下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政治保障。如前所述，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认为，民族殖民地革命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革命在性质上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领导权要由资产阶级掌握。在“第一阶段，殖民地革命应当按照带有纯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点的纲领去进行……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10]32。在世界已进入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殖民地国家已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民族殖民地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殖民地革命……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末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10]32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组织斗争的民族革命的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统率之下，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斗争才能胜利。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的策略的根本原则。”[11]28“中国现在的环境，只有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11]29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和指示，不仅为中国人民找到了革命领路人，而且指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开展土地革命，实施彻底的土地政策。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指导下确立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地位，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找到了依靠力量和战略基地。民族殖民地国家肩负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主义的双重革命任务，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壮大革命力量，把本国人民尽可能组织到革命队伍中来。在民族殖民地国家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0]69。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发来明确指示：“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10]78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赢得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最大需求——土地，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积蓄发展革命力量，最终战胜国内外敌人。

中国共产党将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同近代中国国情相结合，成功开辟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 列宁过渡时期学说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理论依据

过渡时期学说是列宁东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合理内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新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以列宁过渡时期学说为依据，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国情，成功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不管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还是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文本，都渗透着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影响。据李维汉回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系统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12]。为顺利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李维汉于1953年春带队到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城市，对新中国成立后私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研报告，该报告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的过渡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调研报告时，又编印了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材料。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该《提纲》不仅用列宁过渡时期学说来论证过渡时期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和基本特征，还用其来论证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合作化改造农业和手工业的正确性。据统计，整个《提纲》直接引用列宁的话多达11处，可见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影响之深。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3]389

二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合作化理论实现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合作化理论确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如何将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实现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是东方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合作化是农民最容易接受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在我国，人们……还不了解……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4]768因此，“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4]768。列宁关于运用合作化改造个体农业的方法，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并运用到农业的改造实践中。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克服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穷苦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4]。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在总结根据地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通过合作化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合作化理论确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和步骤。列宁认为，农业的合作化不能搞强迫命令，而应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15]由于农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此工作中不能急躁冒进，通过典型示范逐步前进。“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能十分谨慎地逐步前进，运用榜样的力量，而不能对中农施用任何暴力，才能实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4]227中国共产党把列宁这些思想与中国农业实际相结合，确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和从低级向高级逐步过渡的步骤，成功把个体农业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农业。

三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列宁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4]670。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东方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條件。“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16]236如前所述，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过程中，党中央多次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1953年5月，李维汉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了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主要形式的政策建议，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接受了这一建议，毛泽东还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扩大到私营商业，最终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13]291。

3. 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尽管列宁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不长，但在短暂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思想观点，成为列宁东方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是新经济政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的重要参照。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来看，新经济政策中的许多做法不仅适用于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新经济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参照。党的八大后，我国开启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征程。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内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事物，毛泽东提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把它们从地下转为地上，使之合法化。“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说：“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1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时，邓小平再次提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8]可见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影响之大。

二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理论基础。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9]他说，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高度看，搞好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主要的政治。“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4]308-30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管国内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党都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接力奋斗，持续发展，使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20]

三是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列宁认为，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资本主义积累了大量先进技术和经验，这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东方落后国家要大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建设社会主义。“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21]他曾用一个公式来说明利用资本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的关系：“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6]520这一公式显然包含着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和对经济全球化态势的深入分析，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大胆借鉴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开放。面向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国策永远不变，学习外国优秀文明成果的态度永远不变。

三、 中国道路探索的成果发展了列宁东方理论

中国共产党运用列宁东方理论指导中国道路探索，并不是对列宁东方理论的简单照抄，而是在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中运用，在运用中创新，不仅在实践中成功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道路，而且为列宁东方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发展了列宁东方理论。

1.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丰富发展了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拓宽了东方落后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途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人们的思想中长期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无产阶级要取得本国革命胜利，一般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种方式，而且在革命道路上必须先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然后再把胜利成果推向农村，最终取得全国胜利，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城市中心道路。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不管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走的都是这条道路，尤其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把城市中心道路推到了不容置疑的地位。不可否认，城市中心道路确实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成功，但这些成功是建立在俄国当时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农村人口相对较少、城市能够领导乡村的基础之上的，与民族殖民地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城市不能领导乡村的国情有很大差别，这就决定了城市中心道路在民族殖民地国家未必行得通，这已经被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如果城市中心道路行不通，是否还有其他道路可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近代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主要特征的新道路，从而拓宽了东方落后国家革命成功的途径。

二是中国革命道路丰富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赢得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如何开展农村根据地建设，不断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的党组织始终保持先进性，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建设成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等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其他国家也没有类似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条科学合理的土地革命路线，探索出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土地分配方法，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加强农村根据地军事斗争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通过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错误思想，保持党和军队的先进性，形成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

2.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发展了列宁过渡时期学说

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实践但没有成功的和平“赎买”在中国变成了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如果能够和平“赎买”下整个资产阶级，那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最便宜不过了”。[2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两次提出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对俄国资产阶级的“赎买”，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不仅不配合，而且还勾结国内外敌人挑起了叛乱，和平“赎买”在俄国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平“赎买”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创造和平“赎买”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利用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事的经验，制定科学的政策，顺利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另一方面，创造多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赎买”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个人的双重改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采取从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给资本家个人的“赎买”方式，既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公有制企业，又把资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取得了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双重胜利。

二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合作化理论。一是创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农业合作形式，既便于工作的推进，让农民有一个适应过程，又训练了干部。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訓练出来”。[13]435二是坚持先合作化再机械化的方针。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苏联采取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道路，中国与苏联国情差别很大，当时不具备采取苏联方式的条件，即使实行起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这显然不符合当时我国形势发展的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借鉴苏联成功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采取先合作化再机械化的方针。“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13]432实践证明，这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发展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由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薄弱且缺乏经验，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对此列宁早就指出：“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4]566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克服这些困难和挫折，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不仅纠正了“文革”的错误，顶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冲击，而且迎难而上，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解放思想，锐意开拓进取，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崭新的时代内涵，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并超越了苏联模式，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的挫折后，迎来了更加光明的前景，不仅坚定了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的借鉴和参考。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又不长，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列宁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方面作了初步探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上经历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样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并且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规划了实现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益成熟、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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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