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精准脱贫着力点探析

王维新

长沙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2020年，我国即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在精准脱贫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扶贫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带来的精准脱贫新趋势、新要求，顺应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及时调整优化精准脱贫的着力点，进一步在“实”字上下功夫，确保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精准脱贫新趋势、新要求

（一）脱贫视域：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22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 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 617元，[1]群众收入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精准脱贫方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减贫8 239万人，每年平均减贫超1 300万人，[2]可以说每一个月、每一天贫困人口的数量都在减少。但值得重视和指出的是，我国现行贫困线是以2011年2 300元不变价为基准、每年根据物价指数和生活指数等动态调整，至2018年，国家贫困标准实际额度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 535元，不到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也就是说，到2020年，我国整体脱贫，仍是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消除的是绝对贫困，而相对贫困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存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要求精准脱贫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

（二）脱贫指向：从物质脱贫转向多维脱贫

随着精准脱贫工作的深入，全国各地扶贫工作蹄疾步稳、成效显著，但就整体而言，主要还处在推进物质层面脱贫的阶段。而进入新时代，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已经有了明显的新变化。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3]当贫困已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之后，贫困群众在精神文化、社会体验、环境观感、自我实现等多个维度，均不断产生了新的、多维的需求，比如对精神文明的需求、社会交际的需要、优美环境的追求、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等。这些多维度的需求，一定程度甚至决定着贫困群众脱贫的活力、动力和是否真正实现“小康”。

（三）脱贫模式：从外部输血转向自身造血

在目前的精准脱贫工作开展过程中，外部输血仍占很大比例。个别地区为及时完成扶贫任务，甚至选择“集中力量办大事”，靠项目、资金、政策来应付验收。扶贫的目标在于消除贫困，而返贫的本质原因在于脱贫成果的不可持续。精准脱贫是一项系统工程，贫困群众必须完成由开始的接受“外部输血”、到形成“自身造血”的转变，才能彻底实现“真脱贫”并防止返贫。同时，也正因为目前精准脱贫工作依赖外部输血程度过大，在个别地区，“不愿脱贫”现象仍不鲜见，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导致精准脱贫工作难以实现脱贫成果的可持续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曾指出：“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争当贫困户，一些当上贫困户的群众不愿意脱贫”的现象确实存在。

（四）脱贫举措：从对口帮扶转向系统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选派277.8万人驻村帮扶。[4]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切实解决贫困村外部资源和基层组织力量不足等问题，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精准开展工作，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每一支驻村工作队的背后是一个对口帮扶单位，这些单位以驻村工作队为纽带，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优势，积极为对口贫困村及贫困群众找出路、办实事、解难题，但受自身条件的制约，不同单位帮扶的力度难免不一，且帮扶往往“扬长避短”，造成帮扶工作不够系统、全面，深入、广度不一样，实际上造成了同一地区不同单位帮扶的贫困村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以及整体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亟需在下一阶段的精准脱贫工作中予以重视，通过系统治理防止出现短板短腿。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精准脱贫工作所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上尚未重视治理相对贫困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全国上下正纵深开展脱贫攻坚。据国务院扶贫办预测，2019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而东部地区截至2018年底已经率先基本脱贫。[5]在此背景下，东部地区的省市在完成本区域脱贫计划的同时，还积极支援中西部贫困地区。但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整体上仍未将相对贫困治理纳入重要日程。即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广东省，也仅是以年人均4 000元为新的扶贫标准，认定相对贫困人口176.5万人、相对贫困村2 277个，新的扶贫标准仅高于国家标准465元/年，与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相称。

（二）评价上仍侧重于解决物质贫困

从全国层面来看，当前我国衡量精准脱贫工作实效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2011年2 300元不变价为基准的“贫困线”，另一个是反映贫困人口在统计人口中所占比例的“贫困发生率”。这两个考量指标，事实上都侧重于物质层面。受“指挥棒”的影响，各地区实施精准脱贫工作的重心，往往聚焦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能够直接见成果、见效益的“硬杠杠”上，而对于贫困群体的其他需求，包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对社会交际的需要、对优美环境的追求、对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向往等多维需求，或关注较少，或关注不够系统全面，且缺乏有效的机制和制度保障。

（三）模式上仍偏向于实施外部输血

在脱贫摘帽阶段，外部输血自然成为必要、重要的手段，为我国快速推进精准脱贫、改善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外部输血式的脱贫，一方面带来了产业形式单一、市场竞争力极其有限等“先天不足”问题，比如贫困村的产品主要依靠对口帮扶单位“以购代捐”和“消费扶贫”方式解决；受产品品牌、产业规模以及成本、运输、销路等因素影响，很难进一步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对口帮扶单位、扶贫工作队“包揽”式帮扶中，贫困村和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的主动意识、风险意识、市场意识、品牌意识均难以形成并成熟，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贫困村、贫困群众切实独立形成内部造血功能带来了负面影响。

（四）机制上仍未转向贫困系统治理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国家治理的视野里进行审视。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要求，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6]因此，贫困治理也必然涉及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和党的建设等层面，并从贫困群体经济收入的改观度、政治生活的参与度、文化需求的丰富度、社会体验与生态环境观感的满足度等层面的治理成效，测量和判断精准脱贫实绩。特别是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情况下，按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开展贫穷治理，更具有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阈下的精准脱贫着力点

（一）把相对贫困治理纳入精准脱贫范围

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落后地区和落后人群的存在，将会持续很长时间。[7]但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精准脱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这取决于国家性质而不是实施工作的难易程度；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更为精准脱贫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因此，在我国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切实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精准脱贫的重点必然要转向缓解相对贫困、提高全社会的致富水平，充分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在消除绝对贫困人口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提早进行规划，把相对贫困治理纳入精准脱贫范围，将为我国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充分做好与相对贫困进行斗争的相关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相关部门应积极顺应这一趋势和需求，做好消除绝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衔接，积极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体系，研制针对相对贫困治理的方案。

（二）积极推进贫困治理评价指标的转变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下，贫困治理必须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包括贫困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方法或手段等的现代化，以及相关考评体系的科学化、现代化。[8]而其中，考评体系的科学化、现代化又至关重要。在许多地区以“两率一度”评价贫困治理成效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这些地区精准脱贫工作的“应试化”“功利化”，距党和国家开展贫困治理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要求有差距。新时期推进精准脱贫以及缓解相对贫困，应切实将持续缩小贫困群众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区域内贫困群众可支配收入与本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作为考评指标；同时，针对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和平衡发展的需求，纳入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确保贫困治理体系的科学性。

（三）切实提升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后，如何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身造血功能，提升脱贫内心动力，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扶贫主体方面，政府、对口帮扶单位、扶贫工作队要坚决杜绝“发钱发物”开展帮扶和“大包大揽”发展产业等做法，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更加注重提高贫困群众依靠双手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和能力（当然，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应该进行保障兜底）；积极改进扶贫方式，在扶贫项目上切实让贫困群众多参与、多投入，提升其脱贫和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因地制宜、精心论证、精准施策发展产业，让贫困群众有业、乐业；加强对贫困群众的教育培训与关怀，实施“关爱老一代、培训中一代、抢救下一代”，让贫困群众掌握必要的脱贫和发展产业的技术技能，切实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科学构建新时代精准脱贫治理体系

1. 推进精准脱贫的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在政府层面，要进一步拓宽扶贫资金多元化筹集渠道，通过加大财政预算投入、多渠道筹措扶贫专项资金、出台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优惠政策、为贫困地区提供低利率贷款等方式，为精准脱贫提供有力的财政保障。在对口帮扶单位和扶贫工作队层面，要在争取支持、资源投入、产业发展、市场拓展等方面继续给予贫困村和贫困群众帮扶，帮助被帮扶对象尽快在接受“外部输血”的基础上实现“自身造血”。在村组层面，要因地制宜积极培育有市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品，大力探索多村整合资源、联产分工、形成集约效应的产业发展模式，为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撑。

2. 推进精准脱贫的政治治理体系建设。在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充分履行精准脱贫的责任，树立消除绝对贫困与缓解相对贫困并重理念，树立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优化精准脱贫考评指标，科学开展脱贫减贫绩效考核。在对口帮扶单位、扶贫工作队和村组层面，要切实以推进村部治理为切入点，认真落实村民自治制度，保障贫困群众的合法权益，提升贫困群众在村部各类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让贫困群众在参与村部政治经济活动和“管好自己的事”的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尊重认同需要的满足，提振精气神，提高脱贫与发展的能力。

3. 推进精准脱贫的文化治理体系建设。在政府层面，要通过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文化设施、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等措施手段，解决相对闭塞的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落后问题以及对丰富的精神文化的渴求问题。在对口帮扶单位和扶贫工作队层面，要积极争取各方面力量支持，通过送戏下乡、建立农家书屋、组织农民夜校、创办讲习所等各种方式，不断丰富贫困群众的精神世界。在村组层面，把各种文化场所建设纳入村组规划，逐步适应并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的迫切需要。

4. 推进精准脱贫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在政府层面，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始终维护、保障贫困群众的利益；大力加强公共服务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贫困地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切实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区域平安和谐稳定。在对口帮扶单位和扶贫工作队层面，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倒逼，在教育培训、就业服务、公共卫生、交通运输等方面给予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更多帮助，在法律服务、技术咨询等方面给予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更多支持。在村组层面，要不断完善内部治理，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5. 推进精准脱贫的生态治理体系建设。贫困地区破解发展难题，必须让青山绿水成为地区发展的永续增长点，同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强烈需求。为此，政府、对口帮扶单位、扶贫工作队和村组，都应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大理事湾桥镇古生村考察时关于“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认真做好贫困群众居住条件、居住环境改善工作，结合实际做好发展生态农业、低碳工业、绿色服务业工作，走好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路子，积极打造美丽乡村。

6. 推进精准脱贫的基层党建体系建设。在精准脱贫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精准脱贫工作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基层党建工作必须进一步固本强基、增效提质。包括要切实加强党组织对统筹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的领导；将民众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精神生活的健康状况、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对社会的体验与观感等，纳为衡量党建工作实效和精准脱贫工作成效的“硬指标”；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优势和党员干部在精准脱贫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让精准扶贫过程更扎实、成果更丰富、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