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期间低风险地区长时间全封闭管理老人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陈秀益 陈喆 马金霖 宋佳牡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已成为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3月11日WHO正式宣布COVID-19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呼吁全世界共同努力应对这种感染[1]。 Meo等[2]研究比对后发现COVID-19病毒比SARS-CoV、MERS-CoV更具传染性，传播速度更快。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切断传播途径是防控措施的关键环节[3]。COVID-19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死亡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指数式上升，如40～49岁人群约为0.4%，而60～69岁人群则上升至3.6%，80岁以上人群死亡率则高达14.8%[4]。

为了保护疫情期间护理院群居老人的健康，低风险地区南京市民政管理部门规定自2020年1月25日起，南京市养老机构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全封闭管理期间，外来人员包括直系亲属无特殊原因不可以进入护理院探视，护理院内部老人不得外出，不能组织聚集性娱乐活动。自2020年1月25日起，沐春园护理院进入全封闭管理，直至2020年4月7日结束全封闭管理，前后历时73 d。长时间的全封闭管理可能对老人产生不良心理压力，由此导致的后果及相关影响因素尚未知。本文主要研究疫情期间老人经历保护性全封闭管理后心理状态的变化及相关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20年1月25日至4月7日保护性全封闭管理期间全程住养在南京江宁沐春园护理院的自理老人376人。其中8人因听力严重障碍无法完成调研，最终完成调研368人，年龄78～92岁，平均(84.0±5.6)岁，男176人，女192人。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参与调研的老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慢性病史、精神类疾病史、精神类疾病家族史。封闭期间躯体疾病发作情况、与家人交流方式及频率、室内室外兴趣爱好情况、家人有无COVID-19疫情期间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1.2.2 观察指标：采用焦虑筛查量表(GAD-7)、老年抑郁量表(GDS-15)评估研究对象的焦虑、抑郁状况。GAD-7共回答7个问题，0～4分为正常，5～9分为轻度焦虑，10～14分为中度焦虑，15～21分为重度焦虑。GDS-15共回答15个问题，只回答是或否，1～4分为不考虑抑郁，≥5分为存在抑郁。

2 结果

2.1 焦虑和抑郁的发生情况 总调研老人368人中焦虑发生率为33.2%，抑郁发生率为29.7%。2种以上慢性病与1种慢性病或无慢性病的老人比较，焦虑(P<0.01)、抑郁(P<0.01)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家人电话沟通频率低较电话沟通频率高的老人焦虑、抑郁发生明显增加(P<0.01)。与家人电话沟通较微信视频沟通的老人焦虑、抑郁的发生明显增加(P<0.01)。但在采取视频沟通的老人中，沟通频率增加没有显著降低焦虑(P=0.12)及抑郁(P=0.25)的发生。有室内室外兴趣爱好者与无特别兴趣爱好者相比，焦虑和抑郁发生率显著降低(P<0.01)。见表1。

2.2 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因素 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因素都包括女性(OR=1.80，95%CI：1.08～3.00；OR=1.85，95%CI：1.08～3.16)、合并多种慢性病(OR=3.01，95%CI：2.09～4.33；OR=3.76，95%CI：2.52～5.60)、家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OR=2.49，95%CI：1.23～5.04；OR=2.78，95%CI：1.33～5.82)以及与家人沟通频率低(OR=3.56，95%CI：2.08～6.09；OR=3.69，95%CI：2.09～6.51)。

3 讨论

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大流行，使得全世界人民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疫情本身对他们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影响。在以往其他流行性疾病期间也有心理疾患增加的报道，如新加坡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流行期间一份调查显示精神病患病率达22.9%[5]，约1/3的人在澳大利亚马流感爆发期间表现出心理困扰[6]。

表1 焦虑和抑郁的发生情况(n，%)

本研究结果显示，COVID-19疫情期间实行长时间全封闭管理的老人群体中，焦虑发生率为33.2%，抑郁发生率为29.7%，均明显高于非疫情期间我国焦虑、抑郁的平均发病率5.3%和6.0%[7-8]，也显著高于我国既往研究的城市老年人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11.51%，6.3%)[9-10]。可见疫情期间低风险地区全封闭管理造成的与家人分离的孤独感可能加重了老人心理负担。

本研究中按照权重排名能显著影响焦虑的因素分别是与家人沟通频率低(3.56)，仅以电话沟通不视频沟通(3.03)，家人参与抗疫活动(2.49)，女性(1.80)；能显著影响抑郁的因素分别是患有多种慢性病(3.76)，与家人沟通频率低(3.69)，仅以电话沟通不视频沟通(3.56)，家人参与抗疫活动(2.78)，女性(1.85)。

家人沟通频率低是焦虑、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多种慢性病老人可能在长时间封闭管理中对自身健康有更多的困扰，增加了相应的心理负担[11]。家人参与抗疫活动，即便是低风险地区的社区抗疫，也增加了老人心理上的困扰，即担心家人的健康，这又突出了与家人沟通、相互交流的重要性。改善焦虑和抑郁的发生，沟通方式的最佳选择是视频沟通方式，其明显好于电话沟通。

有兴趣爱好，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没有显示出对焦虑、抑郁显著的保护性，可能与封闭管理期间各种爱好的开展明显受到限制有关，但在日后的研究中针对焦虑、抑郁的老人可以试着增加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观察心理健康的改善情况。

疫情防控时对老人的封闭管理是对其身体健康负责的一种有效方法。但这一手段一旦实施，不可避免地会加重被封闭的老人负面心理负担，导至其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显著增高。本研究结果提示，应关注封闭管理中老人的心理状态，对他们各自的特点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如安排增加慢病老人的随访巡诊，促进每一位老人包括家人在抗疫一线老人的家属与其沟通频率，尤其增加视频通信机会，可能会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