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交叉联动运行机制探析

王义

摘  要： 脱贫攻坚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集聚全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持续推进。通过对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交叉联动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及运行机理的解析与重构，探析二者交叉联动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为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度，提高扶贫攻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關键词： 职业教育扶贫; 产业转移; 联动机制; 探析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20）04-0007-04

一个行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与其他地区相同行业工资率的对比，还取决于两个地区相同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而人力资源储备是决定生产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由于工资待遇低、配套设施差等现实问题，导致实际留在本地区工作的人数并不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储备更是不足。因此，研究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交叉联动的内在机理，一方面能加快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职业技能水平，满足转移产业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西部地区贫困人群的就业能力，有效摆脱贫困。

一、 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交叉联动的理论依据

（一）教育与人力资本

从教育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来看，教育具有提升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功能，通过增加受教育者选择工作的机会，达到缓解和避免贫困的目的。教育不仅具有促进经济平等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推进社会和谐和资源合理流动的功能。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尤其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叠加效应，致使物资生产各个环节的流动性更快、更便捷，也推动了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如产业跨区域转移、劳动力资源集聚等，对优化资源配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企业追逐利益的内在要求与教育准公共产品属性非一致性，使得产业转型升级及转移与教育发展水平及人才培养规模规格之间难以协调，二者之间非均衡性和差异性也越发明显。[1]

（二）经济增长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扶贫

经济贫困是判断贫困人口最主要的参照标准，也是贫困人口最显性表征，改善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成为各国减贫的首选目标。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减贫的前提，因为用于再分配的资源归根结底要来自于经济增长。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或采用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财富可以有效消除贫困。基于经济增长可以造福于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群，政府应当实行有效的经济管理，并使经济增长达致平等性、区域性和部门性分配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使长期处于贫困中人群增加收入，就必须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能力，保护其权利，并关注劳动力市场，制定更多“体面工作”的方案。职业教育作为与市场经济联系最为直接和紧密的教育形式，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职业技术技能，成为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发布的《修订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书》中也指出：应将技术和职业教育视为“有助于减轻贫困”的一种方法。[2]

教育与经济作为影响贫困的最主要两个因素，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016年我国新增东部地区8市1省与西部地区结成新的扶贫协助关系，实现对民族自治州结对帮扶全覆盖，以及中央定点扶贫资源和贫困县两个全覆盖。加大对跨区域重大项目的支持协调力度，继续推进片区联系工作，出台片区优惠政策，实现2.2万个民营企业结对帮扶2.1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并全力推进产业扶贫与金融扶贫，建立健全受益分配机制，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等工作，设立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将4 058个贫困村纳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工作重点村，同时启动实施电商精准扶贫工程，这些扶贫工作的广泛开展为职业教育与产业联动推进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保障和行动依据。[3]

二、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交叉联动的现实基础

（一）国家层面有宏观政策支撑

目前，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关键期，也是脱贫任务最为艰巨的阶段，需要脱贫的区域大多数是贫困程度高、地理条件恶劣、历史遗留问题多的偏远农村地区。从地域分布看，这些区域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石山区、黄土高原区，共同特征是地域偏远、经济发展缓慢、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等。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布来看，2000-2010年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中部和东部，农村贫困人口的2/3仍集中在西部地区。201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 688万人，东部地区124万，中部地区813万，西部地区1 751万，贫困发生率分别为0.4%、2.5%和6.1%，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6%、30.3%和65.1%，贫困人口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从空间分布角度看，贫困呈现集中连片现象。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国家首次将六盘山区、乌蒙山区、吕梁山区、秦巴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武陵山区、燕山-太行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别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四川藏族集聚区、罗萧山区和西藏这14个连片特困地区确定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其中六盘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除西藏、四川藏族聚居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三个片区外）共涉及19个省（区、市）的505个县，区域面积143.3万平方公里，区域人口2.28亿。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资源较为丰富，开发相对滞后。按照2 300元的最新贫困标准，2011年我国扶贫对象仍有1.22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2.7%。其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2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7个百分点，覆盖了全国70%以上的贫困人口。此外，11个连片特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收入三项指标分别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49%、44%、73%。[4]中西部14个连片特困区是我国扶贫脱贫的主要区域，国家通过对贫困区域的空间划分，为国家统筹扶贫工作计划，全面推进扶贫措施，实现整体脱贫任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各区域依托国家整体扶贫的大政方针，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扶贫工作。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扶贫资金共441.5亿元，同比增长40.6%。对西藏、四川藏区、新疆南疆地区脱贫攻坚扶持资金从每年4亿元增至15亿元。大幅提高中央预算内易地搬迁补助标准，将新疆、西藏纳入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范围。自2016年起，每年为每县专项安排600亩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支持脱贫攻坚等项目建设。国家通过宏观统筹和整体布局，对贫困地区实施多元化发展政策和提供多元化支持渠道，助推贫困地区稳健脱贫。[5]

（二）产业内部发展有动力

2017年，全国有17个省（区、市）工业实现7%以上增速。其中1-5月， 31个省（区、市）中除辽宁省工业仍为负增长外，其他省区工业均实现了不同幅度的增长，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增幅超过7%的有17个，其中西藏、重庆和宁夏增幅超过10%。地区间以工业为代表的经济增長协调性有所提高。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一、二、三产业内部的行业分化特征明显。单一的传统农业种养殖企业，成本投入少，收益也少;综合性的农业农村开发企业，例如实现种养殖、农产品加工、营销等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投资规模较大，总体发展势头较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行业发展较好，传统加工制造业企业业务萎缩、裁员、工人工资减薪问题比较突出;软件信息、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要比餐饮酒店、零售等行业利润空间大得多。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分化开始显现。从事传统家具、毛刷、服装、食品、箱包的生产企业，如果把握相对稳定的消费市场渠道，或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新的市场推广模式，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仍然保持一定的份额;其他传统经营管理模式下的同行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居多。从酒店餐饮、旅游等服务业企业看，能否提供中高端的服务产品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分水线。此外，房地产企业正在分化中转型，一部分传统的房地产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压力，另一部分房地产企业正在向小城镇建设、文化地产、旅游地产等领域转型。从全国整体经济发展形势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趋势明显加快，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逐步增大，这也为省际间产业转移与职业教育扶贫提供了实践空间。[6]

（三）就业人群有需求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孕育了一大批以新能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为代表的新业态，这些新业态的扩容与量产直接对就业人群产生根本性改变，首当其冲是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自身知识技能不高且已固化，难以适应新业态的发展需求，返乡待业成为这部分人群的无奈之举，而农村的土地多以流转承包给“种田大户”，也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这部分人群渴望通过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快速增强某一专业技能，重新获得进城就业的机会。其次，一些年龄较小，但适应城市生活节奏且愿意留在城市的人群，面对突如其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行业企业入职的高门槛，他们亟需通过学历进修和技能提升，获得融于城市生活的通行证，及提高自身生活品质的必要条件。可见，无论从产业转移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来看，还是对就业人群自身能力要求来看，开展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与指导，帮助待就业群体提升就业能力，增强岗位适应性，促进稳定就业和持续就业，已逐步成为潜在劳动力的基本要求。职业教育兼具普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多项功能，既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传统学校教育的需求，又能弥补学生就业需求。

三、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交叉联动的运行机理

通过对省际职业教育扶贫及产业转移的现状分析发现，省际职业教育扶贫和产业转移既有交叉联动的理论基础，又有协同推进的现实需求。二者的交叉联动一方面可以为职业教育扶贫的深入推进提供契机，另一方面也为转移产业更好扎根转入地，服务地方发展提供人力支撑。目前，我国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虽然在方向是一致的，但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实际实施过程中，二者之间联系还不够紧密，需对二者联动的各要素进行分析研究，为建设二者协同推进机制提供基础。

（一）联动机制构建目的

联动机制构建目的是实现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协同推进，促进区域教育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要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必须坚持精准扶贫，多方联动。职业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一部分，只有扎根被扶贫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立足区域本土化技能人才培养，才能更好满足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但，当前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之间存在同向不同步现象，教育与产业之间缺少联系的纽带，因此，构建联动机制的目的，就是要便于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协同推进，密切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增加职业院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的机会，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二）联动机制构建目标

联动机制构建目标是在省际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转移之间建立起信息沟通渠道、资源共享平台、政策协同支点。职业教育扶贫是一种政府导向下非自觉、非盈利行为，带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政府部门一般通过行政手段促使职业教育发达区域对落后地区进行帮扶和支援，因此，提供职业教育帮扶的一方在实施帮扶过程中，一般采用任务导向的工作思路，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目标。而产业转移是企业为追逐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积极主动应对方式，属于内在自发行为。由于二者价值追求和目标定位的不同，导致二者在推进过程中出现同向不同步，联系较为松散。通过联动机制的构建，把二者之间的共同利益连接点有效地统筹起来，提高相互支撑作用。

（三）联动机制运行基础

联动机制运行要以全面提升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前提和基础。只有当职业教育扶贫和产业转移共同指向改善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时，才能集聚多方力量，包括政府、学校、企业等方面的支持。联动机制的运行不仅要有共同价值观的指导，还要有不同层面社会组织的参与及相关规章制度的约束。要想使职业教育扶贫和产业转移由两条不同轨道的运行模式，转变为同一轨道，除了政府继续加大对落后地区职业教育扶贫力度外，还要合理科学地引导东部发达地区新型产业、高端产业适度向落后地区转移，并落地生根，改善落后地区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 沈亚芳，谢童伟，张锦华. 中国农村的教育贫困与教育补偿机制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 左常升.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4[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3]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201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4] 张琦，黄承伟. 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5] 董雪兵，周谷平，姚引妹. 中国西部大开发发展报告（2016）[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38.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产业转移年度报告（2017—2018）[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