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诗案：“时间开始了”之后

钱文亮 马晓萱

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之交，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经历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而此“转折”之惊心动魄之天翻地覆，则完成于“胡风集团冤案”爆发之后的尘埃落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格局至此奠基。据此而观之，胡风（包括“胡风集团”）似乎是一个时代大转折中的牺牲品，一个挺身对抗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殉道者。但是，历史的现场却并不如此简单。作为一个声望卓著的“左翼”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为现代重要文学流派“七月派”的领袖，更作为一个曾经的日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宣传部长，胡风在追随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政治立场上，在文艺为革命历史运动服务的观念上，甚至在将“左翼文学”作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①上，都与其他中共党员作家并无本质差异。这也是后来的中共中央将1955年所发生的“胡风事件”称为“冤案”并为之平反的根本原因。

然而，作为一个最为看重“诗人”身份的文艺家，胡风在遭遇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时，毕竟还是表现出了诗人所特有的执拗与个性，以及启蒙/“左翼”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精英意识。因此，其个体的思想与行动既体现出几分“鲠直”“神经质、繁琐”“理论上过于拘泥”（鲁迅语）之特征，又在“易于招怨”并终于“招怨”的命运中印证了个体生命与群体历史天然本有的曲折和复杂②。同样是“胡风集团”一分子的诗人绿原曾经这样评价过胡风，认为“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他最终仍然是一位诗人”，“他的炽烈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精神，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中，同时更表现在他的评论文字中以及他所编印的书刊中，后者同他的诗作一样，永远令人感到是‘一团火”③。绿原对胡风的评价堪称是知音之论。纵观胡风一生的命运遭际，特别是整个“胡风事件”的发酵和发生过程，我们不得不说，胡风的诗人气质及其言行都在其中发挥着或轻或重的作用，尤其是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长篇政治抒情组诗《时间开始了》的过程中，更充分地彰显出他作为一个诗人面对自己的生命困境所进行的主观而顽强的斗争与挣扎，所以，从这一视角和脉络来理解，1950年代所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未尝不可以被命名为“胡风诗案”。

一

无论是对于个体的中国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1949年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刻度。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周密部署与安排下，胡风与又一批民主人士秘密乘船离开香港并顺利进入东北解放区。而就在这次远行之前的1948年，由于被香港分局“文委”的负责人邵荃麟等认为是与“党领导下”的文艺界“格格不入”，“还搞自己一套”④，胡风、舒芜的理论和“七月派”作家路翎的小说已经受到了《大众文艺丛刊》所组织的集中批判⑤。

在东北解放区停留的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胡风不仅见到了先期抵达的各界民主人士，忙于参加会议、宴请，观看新秧歌剧和平剧，应邀到工厂、学校等处参观访问，产生了走在“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⑥上的新鲜、愉快的感受;与此同时，胡风也在与丁玲、萧军、陈绪宗、冯白鲁、天蓝等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文坛朋友的交谈中，对解放区的文艺状况和作家们的处境产生了不小的震惊和忧虑。3月26日，胡风抵达北平，此后又遇见了更多著名的文化人和“七月派”的作家诗人，也听到了更多文坛新近的情况与创作上的问题。可以说，一路走来，胡风大大增加了对于解放区文艺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正如其后来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三十万言书”——笔者注）中所回忆的：

进解放区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文代会期间，在我的感受上有两方面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绝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的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其次，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⑦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敏感的诗人还听到了不少关于自己的负面消息，例如：“知道华东文化人听说我有政治问题”，“○有人因萧军而对我误解。○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⑧，“例如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⑨。不过，也有令胡风倍感欣慰的事情，那就是许多作家诗人和青年朋友对他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文坛发挥领导作用的热忱期待，恰如诗人田间在一封信中所表达的：“祝你和郭沫若先生，茅盾先生，周扬同志等把人民文艺的思想战线领导和团结起来，有原则的团结起来。”⑩很显然，因为胡风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1中所具有的负责人地位及其理论批评的巨大影响力，包括胡风本人在内的很多作家诗人这时候也都以为由胡风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左翼”文坛大佬执掌新中国文坛之牛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连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胡风途经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李家庄的时候，也嘱咐他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

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就在胡风到达北平的前一天，“旧文协”总部由上海移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公布，到北平后也并没有任何人来找胡风商谈如何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这使胡风感到文艺上的负责人对他没有信任。不仅如此，胡风还认为，“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前进，那些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更现出了一种全面旺盛的气势，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文学是小资产阶级，不采用民间形式是小资产阶级，鲁迅的作品不是人民文学…… 我觉得有的同志是陶醉于胜利之中，带着好像是文坛征服者的神气，好像革命的胜利已经完全保证了文艺上的胜利”12。对此，胡风油然而生“消极情绪”，并多次拒绝“新文协”筹委会关于其担任即将创办的“新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报》编委的任命;不久，胡风又拒绝参加为第一次文代會起草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的任务。而恰恰就在这个7月4日由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茅盾所做的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观点和以路翎的小说为代表的作品，从而向胡风和“七月派”作家提出了需要改造才能进入“当代文学”建设事业的严重警告。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胡风当时并未认识到这次警告的严重性，他仍然从表面现象上认为这一切只是因为“文艺上的负责同志好像是不信任我”，但“无论从抗战期间和解放后看，周总理总是希望我工作并鼓励我工作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13。正是存有这种特殊的心态，虽然在整个文代会期间胡风都倍感压抑与愤懑，但对周总理的信任却给了他最大的支持与希望。也正因如此，胡风在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前一天（7月18日）写给朱企霞的一封信中，才对这位多年的同窗好友敞开心扉，表达了自己那惆怅、无奈、消沉而又不甘、渴望的复杂心理：

我，一直只是一个“同路人”，也许你并不了解。为什么如此？那说起来话长，总之，在中国，做一点文化特别是文艺上的斗争，是并不那么容易的，有些事非自己滴着血负担不可。但现在，我是愉快、幸福了，觉得放下了这点负担也不会成为损失。我想以后不弄过去那一套了，学习着写写散文之类，直接从生活汲取一些，也算是一点对于人民的工作。到底能做多少，能否做好，那就不管了。困难的是，恐怕别人不准我这样“开小差”。14

这一点，在同年4月19日胡风写给妻子梅志的信中其实已有表露：

三个多月以来，我看到了不少，同时，也增加了信心，觉得对这时代我能做些什么。但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由于处境，恐怕什么也不能做，能够做到“无过”，就万幸了。这，也许是我底看法太谨慎，但我觉得应该这样打算。15

从这封更为私密的家书中可见，胡风心情的复杂溢于言表，但其不甘于边缘，要对这时代有所作为的信心仍然很强。尽管如此，胡风也还表现出作为一个诗人对于现实的敏锐反应和冷静判断，而并非如一些文史作家所认定的那样一味“天真”。胡风对自己政治处境的深刻洞察还可以在他给诗人田间的回信中得到进一步佐证：

我懂得你对于我的关心。但在我，这“历史的隔膜”恐怕要永远背下去的。这以前，我以为我的一点微弱的努力可以“聊胜于无”，而且还是别人所不屑做，不能做的。同时，十多年以前，对于今天的状况就有了准备，那时就学过俄文，想专译儿童读物。可惜的是，事实的困难使我没有成功。

……

两个月了，总觉得是在大潮边晃来晃去。所以下了决心辞去了负责编辑《文艺报》这一类的不能“摸底”的工作。我多少懂得革命，更懂得自己的处境，所以只好不怕误会，慢慢找出一条对人对己无愧的工作道路。16

此信所提及的“十多年以前”，也就是抗战之初胡风在武汉活动的时期，时间为1937年10月初至1938年9月底。在此期间，胡风因编办《七月》杂志和养家糊口，两次拒绝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安排并在国民党机关“国际宣传处”任职，由此引起了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等人的强烈不满和批评17;至于信中所谓“历史的隔膜”“别人判定我过去无一是处”以及“总觉得是在大潮边晃来晃去”，则应该指的是胡风等1948年所遭遇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委”所组织的集中批评18，以及在组织“新文协”过程中所遭受的冷落和不被信任。而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被不点名批评和有关胡风“不合作”的舆论，无疑会进一步搅乱胡风复杂的内心。

二

文代大会期间的严重受挫显然使得胡风更深地感受到了“做文艺上的斗争”的危险，开始变得“谨慎”的胡风这时显然认为做具体的“文艺创作”是安全的。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胡风却又被作为全国文联系统的正式代表被邀请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以与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各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紧接着，便又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彼时彼刻，一度消沉、沮丧而又一直自视甚高的胡风，似乎陡然发现希望并未离他远去，他向往已久的新时代也并未抛弃他。于是，在朋友们的积极鼓励下，不甘于“在大潮边晃来晃去”的胡风决定写信给周总理要求见面详谈，这样便在政协会议结束后留在了北京。

也正是在滞留北京等待周总理接见的日子里，满怀信心的胡风似乎感受到了时间的神奇——曾经离开家乡追求进步的种种曲折，曾经追随鲁迅与现实搏斗的无限希冀，曾经与志同道合者在战乱中坚守文艺阵地的艰辛与充实，种种过往激荡于脑海，与他对新时代的热望交织回旋——胡风的诗情因此被点燃。自1949年11月6日至1950年元月13日，胡风全身心地投入到长篇政治抒情组诗《时间开始了》（起初名为《时间到了》）19的创作激情之中，感到自己终于“向通过苦难而走到了欢乐的英雄的劳动人民，也就走向战胜黑暗而夺取到了光明的伟大的祖国发出了我的卑微的，仰慕而感激的声音”20。胡风于1949年11月6日开始创作的《时间到了》的第一乐章《欢乐颂》，短短五天之后便告完成，且正式改名为《时间开始了》。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这篇“用整个生命烧着写成的乐章”21，1950年元旦，该乐章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在该乐章中，胡风以主持全国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为中心，塑造了一个万众归心、一倡百和的伟大领袖形象。整篇诗歌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洋溢着强烈的颂赞之情。尽管如此，这第一乐章又绝不是胡风的即兴、偶发之作，而是被纳入了诗人对整部组诗的综合考量。在1949年11月16日致梅志的信中，胡风便将自己对整部长诗的规划和展望透露给了妻子：

预定四章，第一章，就是上次说的，亚群等看了说“伟大”，现在总编辑那里听审。如能发表，会使这小文坛震动一下的。第二章正在招回灵感，今天写了三节，還没有完全涌出来。上午想时，几次在热泪里面打颤。但写时又低落了，有些困难似的。这一章里，打算写到我那至善的母亲。第四章也恐怕不容易，写十月一日大会，要写出别人感觉不到的神圣而美丽的东西。我亲爱的M，我希望有力气写完它，向这时代献出我的一瓣心香。亲爱的，给我力量！每天，我的心总有些时候像怒海一样沸腾。烧得好幸福又好难受呵！22

《欢乐颂》的成功发表，起初收获了不少肯定的声音，大大鼓舞了胡风创作的信心和热情，恰如胡风晚年时所回忆的：“第一篇，因为当时对胡风小集团的‘警惕性还不够强，发表出去了。出人意外，感动了几个读者，引起了一点热潮。甚至我从来没有肯定过他的诗的共产党员诗人（指王亚平——笔者注）兴奋地写信来说：你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23尽管如此，对于幻想拿出好作品来冲破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坛上的庸俗和沉闷气息的胡风而言，仅仅一曲《欢乐颂》是远远不够的。

1949年11月16日，胡风开始创作第二个乐章《赞美歌》24。此乐章开篇几句：“祖国/祖国啊/你走过了怎样的路？/你怎样地哺育了你的儿女？”25便奠定了整个乐章的追忆基调。全诗取材于诗人参加全国英模大会的所见所闻所感，集中刻画了李秀真、戎冠秀和李凤莲三个代表中国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抒写了她们曾经的苦难与反抗，主旨在于赞美祖国和人民。然而，相比于第一乐章《欢乐颂》，胡风创作《赞美歌》的过程却并不顺遂——太多灵光一现的时刻与情绪的积攒拥堵，常常使其进退维谷，他那心中的音乐时而“发出了最强音”26，时而又像是“凝住了似的”27。更甚的是，自11月23日起，在还未完成《赞美歌》的情况下，胡风已经同时开启了第四乐章28的构思和创作——当天，胡风“想到第四乐章，燃烧得几乎不能呼吸，一直到下午”。“写下第四乐章开始约五六十行。”29就这样，胡风接连经历创作的瓶颈，千言万语急速汇聚却无法一吐为快，一直到11月29日，胡风才完成《赞美歌》，并很快交给《人民日报》编辑马凡陀（即袁水拍——笔者注）的助编徐放。

不过，让胡风略感意外的是，《欢乐颂》发表后，他仍然没能获得官方文坛的正面肯定。此时的胡风大概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持续创作《时间开始了》并争取发表的一系列举动，反而会被“文艺上的领导同志”视为态度上的执迷不悟，是对意识形态“询唤”30的间接抗拒。1949年11月27日，胡乔木（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代替周恩来的先行到访，显然印证了這一点。就在这次会晤中，胡乔木实际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对于胡风的三点看法31：一是胡风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胡风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然而，政治上迟钝的胡风当时对胡乔木的意见只是感到疑惑不解，他仍然坚持表达了自己对“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32的消极评价。

如果站在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的角度，不难发现，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香港“文委”组织的集中批判和文代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胡风不但没有积极反省、检讨自己的文艺思想，反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状况形容为“灰色时期”，果然是不能不重视的问题。而在胡风一方，由于沉浸在诗的创作热情中，又一度放松了警惕与敏感，甚至一厢情愿的认为只要自己说真话做实事，就终将获得胡乔木等上层的支持，甚至“打动这个时代的麻木和阴冷”33。而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诗人胡风的心思只是幻想，——1949年12月4日，马凡陀以《赞美歌》太长为由，婉拒了此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这背后实际上正是胡乔木对胡风理论见解的不同意和警示34。

一首《赞美歌》所遇到的发表困难，其意味已经非同小可。实际上，早在1948年底胡风离沪前往东北解放区而暂停香港期间，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人潘汉年等已经亲自找胡风谈过话，希望胡风进解放区之前把他与香港“文委”之间的论争做一解决，“例如，分别写个表态文章，都承认有错误，要用党的文艺路线来改正错误”35，但是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风不仅完全没有听从党组织的这一明确指示，反而以持续的长诗写作作为“回应”，难免会被视为避重就轻、刻意抗拒之举，那么，对胡风作品的处置，当然也会被当作对胡风进行“斗争的手段了”36。只不过，1949年的胡风却并未作如是想，他仍然期待当代文坛能受此感染，人民能受此鼓舞。在第二乐章投送《人民日报》审核期间，具体是1949年12月2日，胡风就已经开始着手创作后来的第四乐章《安魂曲》（《英雄谱》）了37。该乐章由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写起，对英雄人物的怀念成为其主要内容。

创作《安魂曲》期间，虽然受到第二乐章发表受阻的困扰，胡风却仍然决心“无论如何要烧起来，写完它，送给这个时代底青年们”38。一个多月之后，即1949年的最后一天，《安魂曲》完成。这一时期，胡风虽然面临诗作发表的挫折，但他却仍然相信自己终将以真理之名取胜。他不单向自己的妻子表示“我是赤诚的，我怕什么呢？”，也还同时倾诉说，“我相信我是会胜利的，虽然也许还要经过困难的过程，虽然也许那不会是用我自己的名字得到的”39。但事实却是《安魂曲》多次被胡乔木主管的《人民日报》方面退回，也暂时未能在其他官方报刊上发表。

1950年1月8日，胡风开始投入第五乐章《又一个欢乐颂》（《胜利颂》）40的创作。1月17日，胡风在忙于找报刊发表第五乐章期间，再次与胡乔木面谈。谈话中，胡乔木谈及胡风提出的解决组织问题一事，被胡风理解为“拒绝的意思”41;1月23日，胡乔木退稿《又一个欢乐颂》（同时还退回了《安魂曲》）;1月29日，胡乔木再次到访，提出了个人主义的问题，胡风没有多言。

此一时期，虽然也意识到组诗《时间开始了》“‘四、‘五发表事，成了和秘书（即胡乔木——笔者注）斗法的手段了。”42但自信自己理论正确的胡风还是未脱诗人的天真——在他看来，争取《时间开始了》的发表是在为真理、为人民而斗争;而在一直希望“统一”胡风思想的官方文坛看来，却恰恰说明自香港批判之后，胡风对于意识形态的询唤的态度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

话题先回到后来成为组诗第三乐章的《青春曲》（原名《青春颂》）43。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乐章。胡风曾在1950年元旦给梅志的信中写道：

全部由五个乐篇（交响乐）组成：（一）欢乐颂，（二）光荣赞，（三）青春颂，（四）安魂曲，（五）欢乐颂。昨天写完的是《安魂曲》。想在半个月以内写好（五），即又一个《欢乐颂》。《青春颂》，我想在路上写，或者回上海后写。

……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写出它，所以现在还是把《安魂曲》当作第三篇，如果能够写出来，再改排次序。44

由此可见，后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完整组诗《时间开始了》，这一时期已经逐渐在胡风的思想中清晰起来。后来的第三乐章《青春曲》（原名《青春颂》）也正是这时候开始规划的。其实1949年的12月4日，胡风已经写出了《小草向阳光这样说》（最初发表于1950年《起点》第1期），后来成为此乐章中的第一曲。而其他四曲则先后在1951年完成。但正如胡风在1951年10月28日写给彭燕郊的信中所言：“《青春颂》没有写出。两年来，一直是时隐时现的。”45实际上，胡风在晚年收入《青春曲》的这五首诗作起初只是单篇成诗，而在1954年2月11日胡风开始整理《时间开始了》也并没有加入该乐章。不过，虽然《青春曲》不同于其他四篇的阳刚，尽显优美而委婉的格调，但它恰恰与其他四章构成张力，其中正反映着现代左翼作家进入当代“时间”后所经历的自我蜕变的复杂动态。

三

如果说，长诗创作期间，胡风没有太多精力顾及自己在文坛的困难处境，那么进入1950年以后，随着“七月派”作家阿垅与路翎等人接连遭受批评，胡风则不得不暂时熄灭了一度勃发的诗兴。

1950年3月12日，延安“鲁艺”出身的文艺批评家陈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一文，率先批评阿垅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认识错误”;3月14日，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全京津文艺干部做大报告，特别提到阿垅之前发表的两篇文章（《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将其称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这也是官方第一次对胡风“小集团”的公开指名;3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史笃（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评阿垅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严厉指责阿垅歪曲马克思的原话，引用了错误的译文;5月25日，批评路翎的文章《评〈女工赵梅英〉》（张明东）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

就在“七月派”核心诗人阿垅和小说家路翎突遭打击的时候，针对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的批评也接连出现：1950年3月，王亚平在《文艺报》第1卷第12期发表《诗人的立场问题》，公开批评胡风《时间开始了》的第五乐章《又一个欢乐颂》，认为胡风在诗中将毛泽东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是“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它的效果总是不会好，而且是有害的”。1950年5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由文化部编审处集体讨论写成的《评〈安魂曲〉》（安海执笔），认为该诗“是从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拉出一个或两个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作为陪衬而表现自我而已”，仅仅证明了作者是“始终站在革命主流的边缘”，与革命“接触着而又游离着”，“始终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与革命先锋部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高高在上的‘批判态度”;5月10日，何其芳在《文艺报》第2卷第4期上发表《话说新诗》一文，批评胡风“发了一些很不应该有的牢骚”，对“革命阵营内部的人”表达了“咬牙切齿”的“义愤”;6月1日，黄药眠在《大众诗歌》第六期上发表《评〈时间开始了〉》，批评胡风的《光荣赞》过多追述和悼念自己的母亲，《安魂曲》则“借烈士来夹叙自己”……。

接踵而至的批评虽在胡风意料之中，被其视为统治文坛的“有一批人”专门针对自己的宗派打击，但发表这些批评的报刊的权威地位和文章作者的身份背景，也多少动摇了胡风认为中央与自己一致的信心。1950年4月16日，在写信给绿原谈论阿垅遭受批判一事时，胡风就这样写道：“第一炮之后，问题已经不完全在周老板（指周扬——笔者注），看看董事会（指中共中央——笔者注）作何估计罢，他是非看董事会的脸色不可的。”461950年11月10至13日，胡风在给张中晓的信中继续分析了文坛情况与自我处境：“思想上的混乱和现实的要求，上面也注意到了一点。然而，以坚强的宗派主义和顽固的机械论为中心的实际关系，是很困难的事情。上面把这当作‘现实，得依靠它，事情就很困难了。现在是想替实际的历史内容或人民要求找出一点出口，到底如何，要在二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才能够知道端倪。”47

不难看出，胡风显然是将围绕《时间开始了》的批评仅仅看作是“文艺领导们”的宗派作风和外行的文艺思想作祟的结果，而没有或不愿想到这些人所代表的其实正是中共高层的意图;甚至在1951年12月3日当面与周恩来总理长谈后，胡风也仍然认为因为自己事先“没有深思熟虑地准备好谈话内容”，导致他在期待已久的谈话中并未达到使中央全面了解文艺界的实践情况及其问题的效果。因此，他仍然期待能够再次得到周恩来的约见，以绕过胡乔木等中间环节，直接与英明正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流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看法，求得对文艺事业的全盘改进和对自己的理解、支持。为此，他在1952年5月3日发出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要求直接得到指示。并提出，我如果討论起来，是否又犯了党的作家们”48。 同日，胡风也发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胡风所期待的再次约见终究未至，而由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于1951年底亲自发动的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主旨的文艺整风运动之火，却很快烧到了胡风及其“七月派”同人的身上。1952年4月，《〈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15号、16号）刊发“读者来信”，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5月12日，《人民日报》的《文化简讯》中批评路翎小说中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是“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的作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而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于同年的5月25日，——原“七月派”主要撰稿人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以点出路翎的名字以及“其他几个人”的说法明确与胡风及其“七月派”同人划清界限，并赞同《人民日报》上对路翎小说的批评，——该文很快被6月8日的《人民日报》转发，胡乔木并在“编者按”中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指认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7月27日，周恩来在周扬汇报胡风问题的信上做出批示，赞同他“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要求周扬等认真地帮助胡风“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在同日回复胡风的来信中，周恩来也希望胡风“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对自己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9月，酝酿多日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议;同期，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文艺报》的编者按则直接将这个小集团定性为“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而由于胡风“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始终没有什么检讨，相反地，是极力辩解，仍然企图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从7月到12月，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连续召开了四次，但却始终未能取得双方均感满意的结果。1953年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林默涵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2月15日，《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批判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中宣部所组织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内部集体讨论至此结束49。

由于始终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对自己和阿垅、路翎等“七月派”同人的批评与攻击，归结为周扬、林默涵等文艺领导人对自己进行的宗派主义报复和压制，也由于受到周恩来和其他朋友的建议与鼓励，胡风于1954年7月以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上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驳斥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派主义在文艺界的统治和文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与批评。1954年底，“三十万言书”被中共中央转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加以彻底批判”。一场全国性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从此全面展开。在这次运动中，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再遭更严厉的批判，——1955年2月20日，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的破产》一文，严厉指责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认为胡风“他在诗的最重要部分宣传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且歪曲了革命运动”，“在歌颂祖国的名义下竭力歌颂自己，而且歌颂自己远比歌颂祖国具体得多，‘真诚得多”。“在歌颂祖国的诗篇里写自传，口口声声把‘我和祖国并列，这不是什么一小粒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大堆个人英雄主义啊！”又说：“他捧住了自己的‘党性——‘真诚，认为只要忠于自我，忠于他自己的主观，认为只要加强‘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解剖自己，‘克服着本身底二重人格，不需要深入群众、研究生活，就能够写好作品。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歪曲了人民和历史，臆造了人物典型，把自己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黑漆涂抹到对象上去。胡风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了他的文艺理论的破产！”

袁水拍的文章可谓是对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及其创作指导思想的彻底否定。从此以后，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及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领导下，文艺界对于胡风及其“七月派”同人的批判渐渐升级为政治批判，范围不断扩大。1955年5月13日，毛泽东将舒芜揭发胡风等“七月派”作家的文稿的标题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5月16日，毛泽东又将“胡风和胡风分子”升级为“反对革命的人”;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和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从此，“胡风反党集团”一律改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至此，从胡风的长篇政治抒情组诗《时间开始了》所引发的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最终被上纲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并被最高决策者采用国家机器专政的手段来加以解决，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共和国第一大冤案：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两千一百余人受到牵连，其中九十二人被捕，六十二人被隔离审查，七十三人被停职反省。

四

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的创作，正值胡风自感处境不佳、心情矛盾烦乱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其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倒是印证了胡风年轻时曾经信奉的厨川白村“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理论。然而，冀望以创作实力来改变命运的胡风最终引来的是灭顶之灾，却又似乎证明了其精神导师鲁迅的经验之谈：“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纤弱的文字很难直接改变现实。当胡风乐观地展望以“时间”为名的崭新历史时，他或许忘了历史前行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种种的悲剧，更不会预想到自己将成为一个重大历史悲剧的主角，——经历“启蒙”而走向“人民”时代的左翼文艺家胡风进入当代文坛后，其自我的反思和改造速度与意识形态的应时之需发生错位，他在“时间开始了”前后并未找到双方均感满意的位置。至于以长诗《时间开始了》为导火索而一步步酿成的“胡风集团冤案”，其原因既可归罪于“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情绪”，也可联系到中共最高层的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副主席之间的微妙矛盾50，但无论如何，本文所探究的“胡风诗案”，都典型地体现出特别个体与特定时代之间的复杂纠葛，作为百年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胡风诗案”足以作为新文学历史经历重大变化之“转折”图景中一块不可或缺的拼板。

【注释】

①洪子诚：《当代文学“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②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55页。

③绿原：《〈胡风诗全编〉编余对谈录》，见《绿原文集》（第三卷），武汉出版社，2007，第303頁。

④楼适夷：《记胡风》，见《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第7-8页。

⑤18钱理群：《建国前夕对〈论主观〉的批判和胡风的反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⑥35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558、550页。

⑦⑨121320233241胡风：《胡风全集》（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06、107、107-108、109、716-717、717、114、115页。

⑧262729胡风：《胡风全集》（第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5、124、125、126页。

⑩《田间致胡风》，见《人民日报》1987年8月27日。

11抗战结束后，改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新中国成立前后简称“旧文协”。

141645464748胡风：《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696、544、465、370、655、325页。

152122333638394244胡风：《胡风家书》，晓风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81、130、128、133、151、135-136、143-144、153、142页。

17吴永平：《胡风在“国际宣传处”任职情况考》，《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

19《时间开始了》，原名《时间到了》，是一部长达4600行的组诗，一共由五个乐篇组成（胡风在创作最初只将其规划为四章，到了1950年初才将其构思为五个乐篇。第三乐篇《青春曲》为胡风晚年补编）：《欢乐颂》、《光荣赞》（原名《赞美歌》）、《青春曲》、《英雄谱》（原名为《安魂曲》）和《胜利颂》（原名为《又一个欢乐颂》）。

24组诗《时间开始了》第二乐章最初名为《赞美歌》，后于1949年12月5日改名为《光荣赞》。

25胡风：《胡风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21页。

28胡风在1949年11月23日日记中所记录的“第四乐章”，实为后来合本中的第五乐章《又一个欢乐颂》（又作第二个《欢乐颂》，后改名为《胜利颂》）。

30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61-170页。

31《胡风家书》，晓风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143页。胡风在1950年元旦给梅志的家书中就认为胡乔木的“许多话决不是他个人敢说的”。

34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571页。虽然第二乐章《赞美歌》（《光荣赞》）未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但后通过鲁藜、方纪帮助，终于在1950年1月6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并于1950年1月26日由上海海燕书店首次出版。

37组诗《时间开始了》第四乐章《安魂曲》（1953年12月9日改名为《英雄谱》），胡风原本将其构思为第三乐章，后来加入第三乐章《青春曲》后，成为第四乐章。

40组诗《时间开始了》第五乐章《又一个欢乐颂》（胡风还将其称为第二个《欢乐颂》，后改名为《胜利颂》），胡风原初将其构思为第四乐章，后加入第三乐章《青春曲》后，成为第五乐章。该乐章未能刊登《人民日报》，于1950年1月27日刊登于《天津日报》，1950年3月由北京天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43组诗《时间开始了》第三乐章《青春曲》（原名《青春颂》）未出过单行本，是胡风晚年补编，才作为《时间开始了》的第三乐章。

49林默涵，黄华英：《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问答录之一）》，《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50余不洁：《潘汉年案与胡风案的巧合之处》，共识网2015年12月9日发布。

（钱文亮，上海大学文学院;马晓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7JJD7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