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现象”：当代诗歌传播与接受的奇迹

张立群 闫冬妮

在有关20世纪80至90年代诗歌史的写作过程中，历来有两个曾经传诵一时、热闹非凡的现象遭到人为的“忽视”，此即为“席慕蓉现象”和“汪国真现象”。一般而言，两个现象无法进入正统意义的诗歌史，是因为它们过于通俗，无法与诗歌的高雅置于一个层面。但在另一方面，席慕蓉和汪国真的诗歌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出版数量、拥有的读者数量以及“热播”程度又是令人吃惊的，二者最终从诗歌出版、传播发展到“现象”肯定也绝非偶然。对于上述来自诗歌史写作和当时诗歌传播实际之间大致可以称之为“截然相反”的历史呈现，我们以为其内在的问题不能仅依据现象本身以及外在的评价，而是应当透过现象，考察潜藏于背后的时代、社会、文化、接受心理以及当代诗歌艺术转型等多方面因素及其“合力”。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应当对每一个现象进行具体化、特殊化的处理，而后才能再现尘封已久的历史。

一、前史与引入：“席慕蓉现象”的生成

为了能够全面揭示“席慕蓉现象”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对之前席慕蓉的成长与创作之路进行简单的介绍。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生于重庆，蒙古族，蒙古全名为穆伦·席连勃（意为“大江河”，慕蓉是穆伦的译音）。1949年随家迁至香港，1954年迁至台湾。“少年时第一次试着写诗，是在读了‘古诗十九首之后”①。13岁时开始在日记本上写诗，并在校刊上发表作品。14岁入台北师范艺术科，正式开始学习绘画，大学阶段也以绘画为专业，后常年耕耘于这一领域。对于期间自由、随意的诗歌创作，席慕蓉将其视为从事主业绘画之余“抽身的一种方法”，“从来没有刻意地去做过些什么努力”②。席慕蓉的诗歌作品于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产生反响。首先评价其诗作的是有过同学经历的小说家七等生。在《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画与诗》一文中，七等生以“诗歌为画而谱”“画依诗作而绘，应无别分”;“因画有诗助，可明晰意旨，诗有画补，更能观明景致”为前提和线索，以“詩画融合”的形式分析席慕蓉诗的“歌”“思”“线”③，让当时台湾读者初步了解到席慕蓉的诗歌创作。1980年7月，席慕蓉的长诗《我母、我母》在《幼狮文艺》发表。1981年，她相继发表在《联合副刊》《中国时报》《中华日报》《台湾日报》《中华文艺》等报刊上的诗作，以不同于当时诗歌主流创作的方式，为台湾诗坛注入了一股新的艺术风格。同年7月，大地出版社适时出版了席慕蓉第一本诗集《七里香》。《七里香》由著名作家张晓风作序，收录了席慕蓉1970—1980 年代创作的 63 首诗歌，出版后立即轰动了整个台湾，一年之内竟然连版7次，至1986年共印行35版，“截止到 1998年，《七里香》共印行了 54 版之多”，创下了当代新诗集的销售最高纪录。席慕蓉的名字，一时家喻户晓，从此蜚声诗坛。1983年2月，大地出版社推出席慕蓉第二本诗集《无怨的青春》（与《七里香》之间还有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82年3月出版的两部散文集《成长的痕迹》《画出心中的彩虹》，同样为席慕蓉创作与传播“助力”），延续《七里香》的好口碑，《无怨的青春》“一经推出就遭到读者的哄抢，至 1999 年创造了 57 版 6 刷的佳绩”④。至1985年，她连续出版了6本诗文集（另外两本为洪范书店于1983年10月出版的散文集《有一首歌》、尔雅出版社于1985年10月出版的散文集《写给幸福》，其间，还与人合著有小品文集《三弦》、散文集《同心集》等），每一本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同年，台湾南北两大书店“南一”（台南）、“金石堂”（台北）发表的全年畅销书排行榜中，她当时出的6本书全部上榜，其中有3本名列前十名之内。1985年在台湾也因此被称为“席慕蓉年”⑤。

关于席慕蓉诗歌在台湾产生的影响，还可以结合席慕蓉的访谈得以证实⑥，而像“在著作权法森严的台湾亦出现了《七里香》的盗印本;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广告直接引用了《无怨的青春》的标题甚至封面图片;诗歌《新娘》更是被广告公司配上新娘照片，制成某结婚礼服的宣传海报;卡片公司则看中了诗集中的文字，席慕蓉的诗歌不经同意就被制成卡片进行销售;‘七里香也被某餐厅老板看上被用作了餐厅名，在桃园更有建筑公司盖了座‘七里香小区，还在报刊上做广告大力宣传”⑦的记录，更从侧面反映了席慕蓉诗歌在当时的影响力。席慕蓉诗歌在读者中产生的强烈反响，自是引发评论界的关注。除前文提到的七等生、张晓风之外，台湾诗人萧萧更是在评论中结合现代台湾诗歌演变后指出：“一九七一年，新生的一代成长了，民主自由的空气启迪了诗人的心智，‘中国的、现实的、乡土的呼声，传唱诗坛……在这样阵阵不同的洋流里，独有一股清芬，逐渐弥漫空中，她不影响诗坛上的任何流向，诗坛上的任何水流也无法影响她的清澈，她静静流着，清芬可挹——她就是席慕蓉。”⑧席慕蓉诗歌在台湾产生的轰动效果自是引起了大陆诗界的关注。按照对席慕蓉诗歌大陆传播热起到重要作用的编辑、诗论家、作家杨光治的记录，席慕蓉诗歌的大陆传播大致包括如下一些经过和盛况——

1986年12月1日的《羊城晚报》，登载了大陆地区首篇评介席诗的文章——笔者所撰的《流泪记下的微笑和含笑记下的悲伤》，同时选发了席诗的六首短诗，马上引起读者强烈的兴趣;跟着，席氏的三本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由花城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它们迅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初版都很快销售一空，要求邮购的函件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至今未曾终止。

辽宁省一位女大学生由于买不到《七里香》，就借别人的来抄。从序、目录到正文、后记，一字不漏;连书中的图画也认认真真地描摹下来。桂林市一位十九岁的、身患绝症的姑娘，渴望有《七里香》和《无怨的青春》伴随她度过最后的岁月……

“席慕蓉热”在读者中掀起了，“热”得连向来唯利“视”图的书摊主也对它们投以青睐。于是乎，这几本由花城出版社印行的薄薄的抒情诗集创下了同类图书的出版、发行纪录，使不少诗人、编辑啧啧叹奇——

《七里香》：1987年2月出版，至今连印了十五次，共五十多万余册;

《无怨的青春》：1987年9月出版，至今也连印了十五次，共五十多万余册;

《时光九篇》：1989年5月出版，至今连印了五次，共十六万册。

别的出版社也“闻风而动”，印数也不少。其“衍生本”——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席慕蓉抒情诗赏析》（杨光治、樱子选析），两个月印行二次，达八万余册。有的出版社还经营了“席慕蓉诗歌明信片”之类，也同样赢得了很多读者。

這几本诗集的印数，比某些港台言情、武侠小说还要多，这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在“纯文学”备受冷落的今天，“席慕蓉现象”神奇地出现了！⑨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席慕蓉现象”作为一个过程，包含着“前史”和“引入”两个主要阶段。就其生成过程来看，“席慕蓉现象”包括诗歌、散文以及绘画等多方面，可进行广义的理解，而诗歌意义上的“席慕蓉现象”是其中一个方面且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因为其在“席慕蓉现象”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对于大陆读者而言，“席慕蓉现象”同样从诗歌开启，主要指席慕蓉诗歌在大陆传播过程中引起的热销、热读以及引起的连锁反应。大陆的“席慕蓉现象”受台湾同一“现象”的影响、在时间上晚于后者，使“席慕蓉现象”不仅有内在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同时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席慕蓉现象”是一股遍及海峡两岸的诗歌热潮，它虽同样是一次“事后命名”，但与后来的、常常被并置在一起的“汪国真现象”在内涵上有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在多年之后，诸如“20世纪80年代，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诗作，犹如一幅幅色调和谐、清丽柔美、灵动飘逸而又深刻隽永的人生图景，深深地印在了海峡两岸读者的心中。她‘无意诗而诗成令众多诗人侧目，诗集空前畅销，在海峡两岸掀起了‘席慕蓉旋风，诗坛将此现象称为‘席慕蓉现象”⑩的归纳，才显得更为具体、生动、准确！

二、杨光治的眼光与推动

对比后来兴起的“汪国真现象”，“席慕蓉现象”的出现首先应当归结于当年在大陆流行的港台文学热潮。随着改革开放使港台文学逐渐为大陆读者所熟知，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三毛等人的创作都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读者群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一种阅读上的“港台效应”。“港台效应”使很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迷恋港台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并逐渐波及其他表现形式。结合后来“席慕蓉现象”的出现，不难看出：是席慕蓉的作品填补了这股浪潮中一直处于空缺状态的诗歌门类。而像汪国真刚刚走红之际，“北京的小书摊在台湾女作家席慕蓉的诗歌散文集风靡一阵后，又被一个新的名字取代。这个名字叫：汪国真。说实话，开始我还以为汪国真是位港台同胞”11的看法，则从侧面印证了“港台效应”对广大读者具有怎样强大的“心理预设”！

当然，面对那么多的港台诗人及其作品，究竟选择谁进行推介还需要一种眼光。为此，我们在回顾“席慕蓉现象”形成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诗歌评论家、编辑家杨光治。杨光治（1938—2018），广西灵山人。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1年进入出版社工作，1999年退休。长期致力于诗歌研究、评论及古典诗词的普及工作。在其任编辑工作期间，编选古今中外大量诗歌读本。从古诗词、外国诗歌、台湾诗歌、朦胧诗到新潮诗，其选本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前所未有的诗歌阅读热潮，有的诗集甚至销售200多万册。他还与人合著有《诗歌美学辞典》《中华诗歌精粹》等8种;编选有《过目难忘·诗歌》等3种。还从事散文、杂文、随笔创作，已出版散文集《蝴蝶之恋》和杂文集《不吐不快》《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南方都市报》称杨光治开拓了一个“诗的黄金时代”;他从1981至1999年创造了“18年畅销诗”3000万册空前而奇异的历史。12

鉴于席慕蓉诗歌走俏的年代，出版社自负盈亏的观念还未大面积铺开，所以，“席慕蓉现象”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如何与“港台效应”有效结合的主观判断。这一“判断”的形成就外部环境来看，与杨光治所处的广州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如与港台的近距离、相对宽松自由）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最终要取决于杨光治对诗歌的理解、艺术的把握和进入市场的可能。在多年后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中，杨光治曾更为详细地记录了他推动所谓“热潮诗”和“偶然发现”席慕蓉的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诗歌阅读热潮：席慕蓉、汪国真、洛湃的诗作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这些印行数大大打破了个人诗集的纪录，震动了文学界和出版界，被公认为“诗歌的奇迹”。与这一奇迹有关的笔者，将这三位诗人的作品称为“热潮诗”。

……

这股热潮始于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诗集《七里香》。

我接触《七里香》纯属偶然——1986 年夏，舍妹从香港回广州探亲，临行前到书店买娱乐性刊物在火车上消遣，发现了此书，想到我是编诗歌和写诗评的，就随手买下。我读后感到，这本诗集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只是真切地抒写了人情、乡情、爱情等最有普遍性而又最可贵的人生情味，容易激发共鸣，而且结构清晰、语言明净，这正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因此冒着风险（当时海峡两岸未开展文化交流，对席氏的情况并不了解）上报选题并着手编发，还撰写了《流泪记下的微笑和含笑记下的悲伤》一文，连同席氏的六首短诗投给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羊城晚报》。该文在当年12月1日见报后，反应热烈，收到数十封读者来信要求购买。次年2月，《七里香》出版，产生轰动效应。有些青少年朋友视席诗为“梦的寄托”……13

也许，从历史和诗歌的角度来看，杨光治发现席慕蓉带有一种偶然性，但就席慕蓉的诗歌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的结果来看，这种偶然却隐含着“必然”。由此考察杨光治编选、出版诗歌特别是当代诗歌的履历，他显然是一个求新、求变、不断追逐诗歌潮头的成功的编辑家。正如据百度统计可知，杨光治策划出版的《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销售量超17万册;《台港朦胧诗赏析》，超11万册;席慕蓉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江山有待》《席慕蓉抒情诗合集》，累计超245万册;《温馨的爱——席慕蓉抒情诗文赏析》，超30万册;还有汪国真的《年轻的风》，21.1万册;洛湃的《浪子情怀》，12.3万册;《野诗谈趣》，8万册;《绝妙好词》，8.5万册……几乎每编选一本诗集都会取得成功，杨光治的眼光、视野和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杨光治每次编选的诗集就销售量来说都堪称畅销书、拥有“天文数字”，但其最成功的策划显然是席慕蓉的诗歌。从其最早评介席慕蓉的诗歌作品、将其介绍给大陆读者，到花城出版社连续推出席慕蓉最有影响的三本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及《席慕蓉抒情诗合集》，杨光治一直对可能受到读者欢迎的诗有着自己独特而敏锐的判断。从其评价席慕蓉的诗歌，即——

她的诗，没有贯注什么“反理性”、“反情緒”、“反思维”的“生命意识”，也不是“反文化”、“反语言”的“先锋”作品。

她的诗，不像“极端丰满的黑洞”那样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也不是“青春全方位的喧哗骚动”那样使人热血沸腾。

……在表现手法方面，她没有花费精力去一味追慕西方现代派，没有苦心地堆砌繁复的意象，没有费劲去营造谲怪得骇人的句子，和炮制令人目眩的时空交错，也没有着力去追求“民歌味”和“古典味”，一切似乎只是信手拈来，娓娓道来。

……

她，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是以诗的语言来写诗的诗人。14

我们可以看出杨光治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十分熟悉。应当说，正是由于熟悉“朦胧诗”“新诗潮”的历史流向及艺术特质，采取回避、不重复的策略，才使杨光治在选择与对比中“发现”了席慕蓉。他一面强调席慕蓉“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凸显其艺术上前所未有的风格;一面利用“港台效应”、第一个占领诗歌的“处女地”，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顺势带出了所谓大陆诗歌界的“席慕蓉现象”。

席慕蓉诗歌在大陆引起轰动，自然也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仅以杨光治为例，除上文提到的文章外，他还相继发表了《席慕蓉抒情诗赏析》（《理论与创作》1990年第3期）、《〈悲喜剧〉赏析（外一首）》（《理论与创作》1993年第4期）等文章，着重结合作品分析席慕蓉诗歌的特色;沙鸥以《有感于“席慕蓉现象”》（《当代文坛》1990年第5期），在分析席慕蓉诗歌热读原因之余，反思了当代诗歌创作……此后，以席慕蓉诗歌或“席慕蓉现象”为选题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不时出现并逐步呈现深入的态势，至于在台湾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诗歌研究中，席慕蓉更是绕不开的一位重要作家。这一切都表明：席慕蓉的诗歌是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席慕蓉现象”也由此得以实现一种内在的延续。

三、席慕蓉诗歌的艺术性及独特性

“席慕蓉现象”的生成与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其诗歌的艺术性及其独特性，这一点就“席慕蓉现象”在海峡两岸均引起轰动来说，尤为值得关注。对于席慕蓉诗歌在80年代初期台湾掀起热潮，萧萧的观点即使在今天读来仍颇具启示意义——

当我细读《无怨的青春》之后，我想应该将这册诗集置放于三十多年来在台湾的现代诗史之流里衡量，她的出现与成功，都不应该是偶然。

甚至于可以说，她是现代诗里最容易被发现的“堂奥”，一般诗人却忽略了。或许真是诗家的不幸、诗坛的不幸！

抒情，无疑是中国诗的主流。现代诗在徐志摩之后，“抒情”反而成为诗人的禁忌，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诗界……

席慕蓉不管现代诗人的禁忌，她写青春、写爱，而且，迂回而入年轻的激动里——这是现代诗人禁忌中的禁忌，包括中年一代的女诗人。席慕蓉仿佛不知道这些，她写了，读者激动了！

……我常以为中国文学是“人的文学”、是“情的文学”、是“字的文学”、是“圆的文学”，席慕蓉的诗深具这四种特色，是值得一探究竟的现代诗堂奥。15

与席慕蓉诗歌在台湾受到欢迎相比，“席慕蓉现象”稍后于大陆出现同样可以从当代诗歌的演变中找到规律。这一点，在上文提及的杨光治的《神奇的“席慕蓉现象”及其启示》中已有交代，而更为明确的判断则是多年后的回顾与总结：“在大陆，诗歌经历了新诗运动、现代诗的冲击乃至朦胧诗，读者已产生审美疲劳，而席慕蓉的诗清新柔美，写出了人性中共同向往的真、善、美，给疲惫的心提供了一个精神支点，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求。”16对比诗坛已有的浪潮，席慕蓉的诗歌因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回归古典”而为现代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而像萧萧在和其探讨“写诗的历程”之后指出的——

大学时代，席慕蓉已会做诗填词，古典诗歌的含蓄精神、婉约性格、温柔气质，自然从她的诗中透露出来，不过，她运用的是现代白话，语言的舒散感觉又比古典诗词更让人易于亲近。同时，她不曾浸染于现代诗挣扎蜕化的历程，她的语言不似一般现代诗那样高亢、奇绝。蒙古塞外的豪迈之风很适合现代诗，却未曾重现在她的语字间，清流一般的语言则成为她的一个主要面貌。17

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席慕蓉诗歌在甫一出场就获得成功的秘密。

与席慕蓉为当代诗歌提供创作上的新质相比，席慕蓉诗歌就具体创作来说，也多有吸引读者之处。回归古典的席慕蓉虽在自己的创作中回避重大主题，但就其诗歌世界构成而言，其表现的内容仍是多样的。“爱情、人情（包括人生哲理）、乡情，始终是她歌唱的主旋律。这些‘情，经过精巧的构思，艺术地凝聚于诗行里。”18名篇《一棵开花的树》写出为了“在我最美丽的时刻”遇见“你”，“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被借用为电视连续剧名字的《十六岁的花季》借助“十六岁的花季只开一次”，追忆往昔，写尽爱的沧桑：“爱原是一种酒/饮了就化作思念/而在陌生的城市里/我夜夜举杯/遥向着十六岁的那一年。”还有《千年的愿望》《如歌的行板》对人生的感怀，还有《乡愁》《出塞曲》《长城谣》《狂风沙》对乡情的书写……对于“诗的成因”，席慕蓉解释为“日落之后 我才开始/不断地回想/回想在所有溪流旁的/淡淡的阳光 和/淡淡的 花香”（《诗的成因》）;对于“诗的价值”，席慕蓉则写道“我如金匠 日夜捶击敲打/只为把痛苦延展成/薄如蝉翼的金饰//不知道这样努力地/把忧伤的来源转化成/光泽细柔的词句/是不是 也有一种/美丽的价值”（《诗的价值》）;如果诗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的源泉在席慕蓉这里则是——“是一件不朽的记忆/一件不肯让它消逝的努力/一件想挽回什么的欲望//是一件流着泪记下的微笑/或者 是一件/含笑记下的悲伤”（《艺术品》）……席慕蓉的诗，有着浓郁的抒情气质，这使其与读者对于诗歌的一般印象保持着契合关系。与此同时，席慕蓉的诗，来自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感悟，以情动人，这又使其容易在读者那里唤起共鸣。

最后，席慕蓉的诗歌淡雅灵动、温柔亲切、真挚感人，加之女性特有的语言方式，都使其诗歌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产生一种亲近感、易于接受。她的诗，发自内心，不事雕琢;她的诗喜欢使用重复、假设、设问的句式，节奏和谐、韵律优美，易于拉近诗歌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萧萧认为她的诗充溢着30多年现代诗坛罕有的“情”“韵”“事”，“清新、讶异，仿佛遇到知己的那种感觉”19;陈素琰从女性特点角度指出“初次接触她的作品，人们往往为她的女性柔情所动心。但深知席慕蓉的纯情之作后，会发现她特殊的艺术魅力，这就是她不仅具有女性的柔婉，而且柔婉中时时透露出某种悲哀”20。正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席慕蓉诗歌的重要参照！

四、结语：未尽的“现象”和一个“开端”

除诗歌外，席慕蓉的散文在大陆同样掀起过热潮。她还是一位重要的词作家，由其作词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故乡的歌》等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合80至90年代当代诗歌演变轨迹来看，我们可以将席慕蓉的诗歌作为当代流行诗和通俗诗的“开端”，至于其理由则在于席慕蓉和后来的汪国真一样，诗集发行量大、诗歌读者群局限于青少年，再者就是始终没有被正式的、学院派所著诗歌史记录过，而像杨光治的杂文集《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更是将席慕蓉与汪国真、洛湃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流行诗歌的序列。不过，这样的结论如果全面考察“席慕蓉现象”，则不难发现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一则是“席慕蓉现象”就其生成方式来说，与后来的“汪国真现象”有很大的不同，在进入大陆之前，席慕蓉在臺湾已有诗名并获得了较为广泛地认可;二则是席慕蓉诗歌在大陆热读之际，接受观念意义上的图书“市场化”还未全面展开，这使得席慕蓉诗歌更侧重“港台效应”和相对于已有的诗歌创作及其自身艺术的独特性。再者，从席慕蓉一直受到大陆读者的欢迎、受聘于南开大学、内蒙古大学等多家大学为名誉（或客座）教授，其诗作和创作实绩多次入选港台诗歌选本、多次为台湾文学史所评价等情况，而“汪国真现象”则很快遭受质疑、洛湃诗歌并未获得成功，我们也大致可以得出“席慕蓉现象”也与后者有很大的不同。对此，我们不妨将“席慕蓉现象”作为80至90年代诗歌发展的一个“开端”、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个自我扬弃过程中的“新路向”——这是一个未尽的“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探究。

【注释】

①席慕蓉：《生命因诗而苏醒——新版序》，见《七里香》，作家出版社，2010，第4页。

②席慕蓉：《一条河流的梦》，见《七里香》后记，原文写于1981年6月，收入席慕蓉诗集《七里香》，台湾大地出版社，1981。本文依据席慕蓉《七里香》，作家出版社，2010，第112页。

③七等生：《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画与诗》，原载1979年12月18至19日《联合报·副刊》。本文依据席慕蓉《七里香》，作家出版社，2010，第117-137页。

④此处的引文及与之前引文内《七里香》的出版统计，均参考马璐的《1980年代的“席慕蓉现象”研究》，西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8年5月，第31页。

⑤20陈素琰：《不敢为梦终成梦——席慕蓉的艺术魅力》，见席慕蓉：《迷途诗册》，作家出版社，2010，第104、121页。

⑥夏祖丽：《一条河流的梦——席慕蓉访问记》，见苏墱基主编《我爱·我思·我写——台湾当代作家访问记》，时事出版社，1988，第53页。在“访问记”中，还有席慕蓉散文出版后产生的反响，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赘述。值得指出的是，引文中的“大地”为台湾的大地出版社，而《无怨的青春》是席慕蓉的第二本诗集。

⑦马璐：《1980年代的“席慕蓉现象”研究》，西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8年5月，第31-32页。

⑧151719萧萧：《青春无怨 新诗无怨》，原文载1983年7月《文艺》月刊第169期。本文依据席慕蓉：《无怨的青春》，作家出版社，2010，第132-133、133-141、133、140-141页。

⑨1418杨光治：《神奇的“席慕蓉现象”及其启示》，1989年10月写于广州，原载《诗歌报》总第124期及《文化参考报》1989年第12期。本文依据《席慕蓉抒情诗合集》，花城出版社，1991，第2-3、3-4、5-6页。

⑩16赵炜：《“席慕蓉现象”析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关于“席慕蓉现象”论述的文章当然还有很多，如前文提到的陈素琰的文章《不敢为梦终成梦——席慕蓉的艺术魅力》;马璐的硕士论文《1980年代的“席慕蓉现象”研究》，此外，还包括笔者在《阐释的笔记：3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1978—2010）》中的专章论述《文学市场化时代的兴起与诗歌史上被忽视的“现象”》，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等等。

11周彦文：《对“汪国真文化现象”的思考》，见贺雄飞、周彦文编著《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第10页。

12关于杨光治的介绍，本文主要参考了“百度 杨光治”，https：//baike.baidu.com/item/杨光治/8627940？fr=aladdin.

13杨光治：《“热潮诗”亲历记》，《粤海风》2015年第3期。其中，引文第一段结尾一句即“与这一奇迹有关的笔者，将这三位诗人的作品称为‘热潮诗”。在发表过程中“三位诗人的”后面多一个“的”字，应是衍文，引用时去掉。

（张立群，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闫冬妮，辽宁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7JJD7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