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成媒体的新机构”到“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位坐标及其功能逻辑再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就当下而言，身处舆论引导“最后一公里”的基层，成为中央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的一个行动抓手。(1)《黄坤明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 推动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人民日报》2018年9月3日，第4版。面对基层宣传思想工作效果相对“薄弱”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专门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张洋：《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王沪宁主持》，《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1版。随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一项加强基层宣传工作的“实招”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份党内宣传工作的主干性、基础性法规，各级党委政府都被规定应予以支持。(3)《全面提升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19年9月1日,第2版。

那么，在中宣部规划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周期即将过半的当前，如何总结“前半程”建设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廓清自建设推进以来，一直饱受“理论—实践”张力的两个建设要点，即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位坐标(是什么)及功能逻辑(做什么)，就成为评估已有建设进展同时调整“后半程”建设实践所必须依据的逻辑起点，自然也就成为“再思考”的问题原点。

首先，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一全新概念，作为国家标准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作出了如下概括说明：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党建、政务、公共以及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4)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2019年1月15日，http:∥www.nrta.gov.cn/art/2019/1/15/art_114_43242.html，2019年9月5日。目前的相应解读，更多是从“媒体”这一主线切入，共同指出该平台是县级(传统)媒体从应对地方自媒体“流量下沉”出发，(5)陈国权：《县级融媒体中心改革发展报告》，《现代传播》2019年第4期，第15-16页。将中外社区媒体发展轨迹和过去五年来中央、省级大型传媒集团融合经验“在地化”的产物。(6)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新闻界》2018年第9期，第22-23页。在这个意义上，县级融媒体中心就可被理解为集成了县域内各种媒体资源与业务的新型机构，简而言之，即“集成媒体的新机构”。

这一解读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前半程”中被普遍接受并成为一线操作的主流思路，但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践困惑：若以该解读为基准，那么整合了报台网的新闻单位早已在各县普及，甚至约15%的县已于2018年底基本建成“县级融媒体中心”。(7)谢新洲、朱垚颖、宋琢：《县级媒体融合的现状、路径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和四县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新闻记者》2019年第3期，第59页。在基础良好、进展顺利的前提下，又如何解释中央将“县”单列，并通过“深改委”如此高规格的决策机构来完善顶层设计，尤其是首提“融媒体中心”这一全新指称？更值得注意的是，权威数据显示，在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这个核心目标上，过去五年以“媒体”为线索的融合实践，实际并未达到理想预期：若以集中反映传统媒体“集成”新兴媒体，即入驻后者情况的“传播矩阵覆盖率”作为关键指标评估既有融合实践的话，那么近三年来成效显著；(8)该结论综合于近3年来的《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详见《2016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重磅发布》，2016年12月21日，http:∥www.sohu.com/a/122149940_500643，2019年9月6日；《2017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发布》，2018年4月2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402/c14677-29901624.html，2019年9月6日；《2018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发布》，2019年3月6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326/c120837-30994743.html，2019年9月6日。然而，同时段内反映舆情风险的舆情压力指数，却在“社会矛盾”“公共安全”等敏感领域持续攀升。(9)该结论综合于近2年的《中国互联网舆论分析报告》。详见祝华新、廖灿亮、潘宇峰：《2017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分析报告》，李培林等编：《201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58页；祝华新、廖灿亮、潘宇峰：《2018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分析报告》，李培林等编：《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68页。

同时，在如何实现“引导”与“服务”这两大预设功能上，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方面被认为可采纳以下策略来“更好引导群众”：先创新融媒产品的形式，同时打破原有各媒体的“独立王国”；(10)王晓伟：《长兴模式：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探索》，《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2期，第93-94页。进而统筹域内传统媒体与政务新媒体组成新的传播矩阵，最终确保中心能抵达本地社会变动的第一现场，最大化地防止谣言、流言和谎言的滋生。至于如何“更好服务群众”，则需发挥立足本地、接近用户的优势来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成长”的一站式服务；(11)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新闻界》2018年第9期，第24-25、26页。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转型为“城市服务商”，打造主要面向政府的商业模式。(12)郭全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核心与实现范式》，《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1期，第58页。

在依据上述逻辑分别实现引导和服务功能的过程中，中心的一线建设者们陆续提出了以下操作疑难：从引导来说，上述各策略在过去五年中其实已被不同程度地借鉴和采纳，这是不是已做到了“更好引导群众”，进而意味着未来要做的，就是对过去的复制或延伸？就服务而言，虽然《规范》提供了明确的类型清单，但其中除媒体服务外的其他类型，比如党建和政务服务，其服务的权限与资源在制度设计上均归口于其他的党委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甚至已存在相应的服务通道，此时县级融媒体中心又应以何种方式介入？另一方面，在中央明确指出地方要提供财政支持，甚至各县在机构改革中，大量将中心编制为一类公益事业单位的情况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展开商业运营的意义和空间又在哪里？

至此，本文要回答的两个核心问题就得以提出：第一，什么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理想方位坐标？第二，对构筑于特定社会生态与融合轨迹上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来说，引导与服务这两大预设功能又应遵循什么逻辑来实现？

二、“去媒体化”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基层“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治国理政的新平台”(13)该表述至少已先后出现于以下两篇文章，即宋建武、乔羽：《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打造治国理政新平台》，《新闻战线》2018年第23期，第68页；郭全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进展、难点与对策》，《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7期，第17-18页。本文沿用了该表述但尝试从新的角度加以讨论和解读，特此说明。这个方位坐标的设定，发端于以下现实脉络：既然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14)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那么就融媒体中心扎根的各县级行政区划来说，相应的“中心”和“大局”又指向何处？一个清晰可见的答案是，应指向于作为县级党委政府主责主业的县域治理。

(一)为什么“集成媒体的新机构”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理想方位坐标

当下的县域治理，突出呈现为一种“不出事”的逻辑。一方面，“县”一级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高发区。仅以网络舆情事件为例，在2011—2015年间，与县级直接相关(所辖乡镇、县级自身或所隶属的市级行政区划)的事件就超过全国的一半，峰值时接近60%。(15)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5年中国网络舆情年度报告》，谢耘耕编：《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0页。于是，“维稳”就成为县域治理的主要内容，但既有的大多处理办法，却并非矛盾的真正化解而是“让步妥协”。(16)贺雪峰、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第36页。为何如此？研究发现，那些使得地方党委政府最终“让步妥协”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攸关群众利益，但“科层制”行政体系难以完全处理的日常“小事儿”，比如农田水利等设施的荒废与日常公共治理的缺失。(17)欧阳静：《强治理与弱治理：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机制与资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10页。在“中心工作制”成为县域治理的核心机制，也就是各地方党委政府部门，都被要求集中力量去办理作为中心工作的“大事儿”这个前提下，涉事群众就会试图通过制造舆情事件，来获得外部力量的干预，继而引起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最终促成“小事儿”的解决。在“维稳”的任务压力下，为了“不出事”，地方党委政府就不得不“让步妥协”。

由此可见，未能有效处置“小事儿”这个县域内最大的舆情隐患，才是近年来基层宣传工作相对“薄弱”的真正症结，同时也是不应按“集成媒体的新机构”这一思路，来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根本原因。这是由于，该建设思路虽然可以通过集成县域内的各媒体单位来整合资源、优化业务并最终完成原有内容的升级，但这种内容升级，却并不能明显提升对“小事儿”的有效处置能力。事实上，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前身的县广播电视台，过去五年来就一直在通过民生新闻、服务专题等多种内容产品，参与对“小事儿”的处置，也普遍将这些产品“互联网化”来进一步提质增效，但均未形成对“小事儿”处置能力的“有效供给”。主要原因有二，首先，组织规模再庞大、媒介形态再齐整的县级媒体单位，其内容产能都远不足以回应当地群众千差万别的“小事儿”；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处置“小事儿”，需要相关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密切协同，一个主要从事内容生产的媒体单位，又以什么样的身份和权限来发起并维系这种协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级融媒体中心才确实应“去媒体化”，也就是跳出“媒体”思维，(18)郭全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进展、难点与对策》，《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7期，第18页。立足于打通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这个基本路向，(19)朱春阳、曾培伦：《“单兵扩散”与“云端共联”：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本路径比较分析》，《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2期，第29页。真正破题如何通过有效处置“小事儿”，来系统提升本地舆论引导乃至整个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成效，最终成为基层“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二)“创造公共价值”：融媒体中心优化县域治理的理论接口与行动框架

在将“公共价值”即“基于民众主观满足感的价值体”界定为核心治理诉求的前提下，公共行政学的最新范式“公共价值管理”认为：政权根据环境的变化和执行者对公共价值的理解来改变组织职能和行为并最终创造新的价值，是回应当下各种治理挑战的基本策略。(20)何艳玲：《“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62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参照“价值确认—政治支持—操作可行”这个公共价值生成的“战略三角模型”，(21)马克·穆尔：《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伍满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4-35页。以“治国理政的新平台”为方位坐标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就可凭借对“小事儿”这个舆情隐患的有效处置，最终实现基层宣传工作的加强乃至县域的“善治”。

首先，对当地群众来说，一旦按“治国理政的新平台”这个方位坐标来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理由就在于该中心能够明显降低群众针对“小事儿”向党委政府表达诉求并得到反馈的综合成本。这也就意味着，“小事儿”这个舆情隐患，将在很大程度上被防患于未然。该预期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尽管各党委政府部门及公共事业机构，都可将互联网作为提升“小事儿”处置能力的工具，但在如何回应群众诉求特别是规避可能由其引发的舆情上，县级融媒体中心显然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和更专业的能力。其次，至少有两个理由足以吸引县级党委政府，对上述方位坐标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给予充分的政治支持：第一，通过对“小事儿”的有效处置，本地的治理绩效将显著改善，在尤为重视基层治理的当下，这无疑是一项突出的执政成绩。第二，本地治理绩效的改善同时意味着向上级“转嫁”治理责任的概率降低，上级党委政府必将肯定乃至推广这一经验，这又反过来鼓励县级党委政府加大对融媒体中心的政治支持。最后，在获得强力的政治支持后，以“治国理政的新平台”为方位坐标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又如何运转，尤其是如何协调为了有效处置“小事儿”而需动用的，分属于众多党委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权限和资源？强力的政治支持无疑将极大减少协调时的阻力，但融媒体中心若想长期保持对“小事儿”的有效处置，则不应试图改变权限和资源的既有分配格局，并充分共享相应的各种收益。

三、服务群众：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在展开讨论服务功能的具体实现逻辑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于此可能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既然在过去五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中，打造服务型媒体平台已成为各级传统媒体的一个普遍选择。(22)黄楚新、王丹丹：《2018年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唐绪军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No.10(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6页。那么，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实现逻辑中，为何还要将“服务”前置于“引导”并通过服务“把问题解决在萌芽”？“治国理政的新平台”这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理想方位坐标，正是澄清该疑问的最佳线索。在该方位坐标下，县级融媒体中心旨在通过创造公共价值，来有效处置“小事儿”这个舆情隐患。该隐患消除的过程，也就是将可能放大县域治理风险的各种问题解决在萌芽的过程，其具体实现方式就是提供承载了公共价值的产品(服务)。

反观现实，除媒体服务外，《规范》所罗列的其他各类服务，大部分已由县域内外的不同机构，特别是县级党委政府部门所提供，但这是否意味着融媒体中心就无需介入？当然不是，因为县域内舆情事件频发的事实表明，目前的服务供给并未创造出足以有效处置“小事儿”的公共价值。而导致公共价值创造不足的首要原因，则在于在提供政务服务这个理论上最能有效处置“小事儿”的服务类型时，作为各自业务领域专家但并非舆情处置专家的各党委政府部门，无法确保能够及时、全面又精准地从“小事儿”中预判，并排除可能的舆情隐患。另一方面，回顾过去五年的县级媒体融合实践，便可发现其更多开展的是《规范》中提到的媒体服务和部分公共服务，难以真正有效处理“小事儿”；即便是介入了政务服务，目前的介入方式也主要是拓展原有的服务通道，并没有深入到如何从对“小事儿”的处置着手，来排除县域内的舆情隐患继而更有效地实现舆论引导。

至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央在顶层设计中会专门强调，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要把基层百姓所需所盼与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对接起来，把服务延伸到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切实推动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23)黄楚新：《县级媒体融合的意义和路径》，《传媒》2019年第2期，第15页。

以“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为指向，就可将《规范》中罗列的，除媒体服务这项现有工作外的其余五大服务类型进一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务服务为代表的“基础性服务”，另一类则是以公共服务、增值服务为代表的可营利的“扩展性服务”。之所以提供基础性服务，首先是要通过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服务项目来吸附本地群众，从而保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用户覆盖面与传播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则要进一步架设起可以有效处置“小事儿”的专门机制，以便尽早预警和排除舆情隐患。其主要操作办法，就是借由对互联网的高效利用来落实“网上群众路线”，让互联网成为“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24)习近平：《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6页。另一方面，尽管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可能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扩展性服务的真实动因，但如果各中心以“脱贫解困”为直接诉求，以垄断公共资源从而获得营收佳绩的“长兴经验”(25)殷陆君、李振军：《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更好地引导服务群众——基于浙江省湖州市县级媒体的调研》，《传媒》2019年第2期，第10-11页。为参照，向当地党委政府寻求政策倾斜，无疑将面对以下两个难以回应的质疑：第一，在“吃饭财政”也就是县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为何首先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第二，若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目标，那么一定存在比中心更具投入产出比的单位，又为何要将相关资源交付中心？因此，更具策略性的操作办法，在于强调基础性服务的提供明显超出了原有“媒体”的职能边界，如果不能提高财政预算的额度，就应优先支持中心开展各种拓展性服务，以便获得提供基础性服务所必备的物质资源。

四、引导群众：将舆情消化在本地

如果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借由服务群众，从源头排除舆情隐患的核心诉求；那么“将舆情消化在本地”，就是中心为了能在(负面)舆情发生后，妥善引导群众同时抑制舆情扩散范围的行动目标。

该目标生成于党委政府处置舆情时的“影响—成本”逻辑：舆情的扩散越是止步于更狭窄的空间范围内，它的负面危害也就越小、处置难度也就越低；一旦其扩散面不断增大，不仅将更严重地危害社会稳定，同时也会迫使事发地的上级党委政府部门介入，从而大幅提升全社会为该事件投入的处置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舆情消化在本地”，其实是各级党委政府在舆情处置中，履行属地责任的一个必然结果。然而，作为融媒体中心前身的县级媒体单位，在自身实力不足以同时面对上级媒体和新媒体双重竞争的情况下，其能量及能力均已逐渐“萎缩”，难以完成上述目标。这就导致县级党委政府在面对重大舆情事件时，不得不主动协调甚至将处置权移交给上级媒体单位。由此就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本应“将舆情消化在本地”的县级媒体，却由于处置乏力难以得到县级党委政府的绝对重视和大幅投入，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县级媒体单位的“萎缩”。

然而，正是“治国理政的新平台”这个方位坐标的设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服务功能的前置，使得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真正实现该目标。通过基础性和扩展性服务的相继提供，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将充分整合本地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公共信息资源，还能够明显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并有能力引入更先进的技术、研发更多元的产品、招徕更专业的人才，最终在县域内构筑起信息传播方面的绝对竞争优势。凭借该竞争优势，融媒体中心将成为县域信息传播网络的权力中心，形象地来说，就是一座可以自如调节域内信息流通态势的“水利枢纽”。(26)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19页。

“水利枢纽”这个比喻呼应于以下现实：在基于数字技术所构造出的“网络社会”成为覆盖全球的基本社会形态之后，信息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超越各种疆域和制度边界，(27)曼纽尔·卡斯特：《传播力》(新版)，汤景泰、星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页。因此县域的信息传播网络就既是“本地”的，同时也是“全球”的，而这恰恰正是“将舆情消化在本地”从而缩小其危害面的原理所在。在成为县域内信息流通的“水利枢纽”之后，融媒体中心就可通过网络社会中传播权力运作的两种关键机制，即“编制”与“切换”，(28)曼纽尔·卡斯特：《传播力》(新版)，第36-37页。来调节特定信息的流向、流速和流域，最终得以在舆情发生后将其消化在本地。

此处的“编制”，意即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将借由服务群众所获得的庞大用户群与优质资源池作为“筹码”，邀约县域内的其他重要传播节点，特别是影响力较大的自媒体账户，来共同组建专门的协会、联盟或者就特定项目展开长期合作，从而实际“编制”出县域传播网络的“核心圈”，其在很大程度上将可以决定哪些信息能够在县域内广泛流通。在舆情发生后，该“核心圈”就不仅可以有效抵制谣言等不良信息的滋生，更可以充分保证地方党委政府对舆论导向的足够影响力。另一方面，“切换”机制则基于以下前提，即传播网络中的各个节点因不同需求组成了不同“圈子”并相互嵌套。(29)朱天、张诚：《互联网“下半场”中传媒经济的人类尺度：一种基于互联网圈子的推演》，《四川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121-122页。这样一来，扮演“水利枢纽”角色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实际上就成为不同圈子(同时也是各类意见)的“交汇点”。凭借在不同圈子间的高效“切换”，县级融媒体中心就可以在舆情发生后将群众的集体呼声及时转达给当地党委政府，同时将党委政府的官方反馈充分传递至最广大的县域群众，从根本上控制因信息不对等、沟通不顺畅造成的舆情蔓延。

五、媒体融合“再出发”：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起的“底层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并专门要求宣传思想工作重点抓好“基层工作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到基层一线”。(30)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55页。而建设以“治国理政的新平台”为方位坐标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响应与贯彻落实：之所以基于该方位坐标来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试图通过创新基层宣传思想工作的现行格局与可用手段，来破题如何有效处置“小事儿”这个县域内的最大舆情隐患，继而通过降低群众针对“小事儿”表达诉求并得到反馈的综合成本、提升治理绩效从而得到县级党委政府的政治支持、协调各党委政府部门的相关权限与资源以便具备可操作性来最终完成相应任务。

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宣部的决策部署，县级融媒体中心将在2020年底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这也就意味着自2014年来成为整个宣传思想战线一项中心工作的媒体融合，实现了从中央、省、市再到县的四级全覆盖。到那时，落成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否就真的成为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块拼图”，即宣告塑造新型主流媒体与现代传播体系，这两个媒体融合的初始目标被彻底实现？(31)朱春阳、刘心怡、杨海：《如何塑造媒体融合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与现代传播体系？》，《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第9页。

从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的政权结构来看，将县级融媒体中心视为媒体融合“最后一块拼图”的判断确实有其合理性，因为“县”这一级刚好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也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32)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讲话(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6页，正所谓“郡县治，天下安”。但如果将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置放于更宏大也更深刻的现实背景，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这项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大历史与政治任务(33)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04-105页。之中，便可推论出：作为基层治国理政新平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不是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块拼图”，相反还极大可能发起一场宣传思想工作的“底层革命”。该“底层革命”指代了以下预期：以先把问题解决在萌芽，再把舆情消化在本地为功能逻辑，县级融媒体中心将自下而上开启一个连锁反应，逐级引发市、省乃至中央级媒体单位对其作出适应性的调整，进而体系化地改变各级媒体单位在国家治理中的既有功能设定。同时，这种功能设定的改变，特别是服务功能的前置客观上又将要求宣传思想战线以信息管理为接口，更广泛地对接其他党委政府部门或相关社会机构，更深度地参与国家治理的各个层级与领域，其直接后果就是宣传思想工作的边界扩张及职能延展。

该预期何以成立？现实观察可见：一方面，市级、省级乃至中央级媒体单位，已开始在不同程度上调适各自基于媒体主线的融合实践，以便更有效衔接起“去媒体化”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特别是作为中心直接上级的市级媒体单位，为了与已充分融合报台网的中心展开更高效的合作或者更深度地介入中心建设，已普遍将如何加快市级报社、广播电视台的融合，乃至共同组建市级融媒体中心提上了工作日程。另一方面，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前置服务功能之后，基层宣传思想工作的边界扩张和职能延展无疑是一个可见的趋势，而随着衔接于县级的上级各融媒体中心逐步落成，该趋势就可能蔓延至整个宣传思想战线。

由此，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即将全面建成，且对整个宣传思想工作可能带来“底层革命”建设效益的前提下，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研究议题便得以形成：在“向纵深发展”同时“发挥整体优势”的既定方针下，(34)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第4-6页。进一步持续推进的媒体融合又如何以“底层革命”为行动背景，开启媒体融合“再出发”的征程，提高宣传思想体系的整体工作效益，最终达成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理想目标？对该议题的讨论至少应遵循两条核心线索：一条是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对媒体融合的客观要求，也就是面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问题，媒体融合应沿着什么路径展开。另一条则是县、市、省直至中央级的四级媒体单位在该路径中的任务分解。比如，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实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把舆情消化在本地之后，市级融媒体中心是否就更强调正面引导，又或者向各县提供更好的产业经营模式？而省级乃至中央级融媒体中心呢？在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的“再出发”就不仅是实践操作的“再出发”，也是理论研究的“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