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山西省农民收入变化情况及进一步增收的对策建议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1 “十三五”期间山西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现状

1.1 山西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

由表1 可以看出，2016—2019 年，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0 082 元增加到12 902 元，增加了2 820 元，名义增长28.0%，年均增长8.57%。2020 年上半年为5 797 元，同比增长3.1%，比2019 年同期增加173 元，增幅有所回落。工资性收入平稳增长，增速逐渐加快（2020 年上半年增速大幅回落），由2016 年的增长5.7%提高到2019 年的增长6.3%。2020 年上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增长速度大比例下降，同比下降至0.3%。经营净收入增长较快，由2016 年的2 730 元增加到2019 年的3 396 元，增加666 元，增长24.4%，年均增长7.55%。财产净收入同步增长（2020 年上半年降幅明显），由2016 年的149 元增加到2019 年的210 元，增长了40.9%，2020 年上半年则比上年下降11.7%。转移净收入保持稳定增长，2019 年达到3 198 元，比2016 年增加1 199 元，增长59.98%，年均增长16.96%[1-2]。

1.2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逐步拉大，增速升中有降

“十三五”期间，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持续下降，从2016 的81.5%下降到2019 年的80.5%，2020 年上半年降至71.8%。2014 年以来，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三五”期间，随着山西省政治、经济环境逐步向好，到2018 年增速比全国快0.1 个百分点，2019 年比全国快0.19 个百分点。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山西省农民收入增速（3.1%）急速下降。

1.3 从中部6 省及山西省周边5 省（自治区）横向比较来看，山西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略高于陕西省，与其他省份差距较大

据统计，2016—2019 年，在中部6 省及山西省周边5 省（自治区）中，山西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除略高于陕西省外，均低于其他省份，位列第8 位，2020年上半年退居第9 位。2019—2020 年上半年，中部6 省及山西省周边5 省（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见表2。

表1 2010—2020 年期间山西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和所占比重

与中部6 省相比，山西省（9.80%）的增速慢于安徽省（10.15%），快于湖南省（9.24%）、湖北省（9.44%）、江西省（9.24%）、河南省（9.64%）。与周边5 省（自治区）相比，山西省的增速慢于内蒙古自治区（10.72%）、陕西省（9.93%），快于河北省（9.56%）、河南省（9.64%）。2020 年上半年，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797 元，与排在第1 位的安徽省相差2 884 元，差距进一步拉大，且增速全面放缓。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湖北省外，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其他中部及周边省（自治区）。

1.4 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十三五”期间城乡收入比总体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6—2019 年，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别为17 270 元、18 344 元、19 285 元、20 360 元；2020 年上半年为10 305 元。从城乡居民收入比来看，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由2016 年的2.71 下降到2019 年的2.58，下降了0.13；2020 年上半年，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反弹至2.78，比全国高0.1。总体来看，“十三五”期间，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2 山西省农民增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2.1 经营性收入增长影响因素明显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山西省土壤贫瘠、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3]。

二是农业生产成本高但收益低。山西省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仍然以小农户家庭经营模式为主，户均地面积小，生产效率非常低，农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农业生产成本及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严重挤占了农民的收入空间，单靠种地增收很难。

三是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困难。随着外出打工农民不断增加，“空心村”越来越多，农民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困难，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

四是经常发生农产品没有销路的现象。由于产销市场信息渠道不畅，供需错配、产销脱节，农产品卖难时有发生[4-5]。

五是非农经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大。非农收入中，乡村旅游及工商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由于疫情的冲击，许多农家乐停办，工商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相关从业农户的非农经营收入均下降。

2.2 工资性收入增速下滑

一方面，企业停工、停产对农民外出务工影响大。受疫情影响，山西省农民工本地务工和外地务工返岗受阻，多数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无法按时复工复产，直接影响到2020 年的农民收入。

另一方面，山西省农民文化水平、非农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偏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较为陈旧保守，难以适应新业态岗位的快速变化，农民岗位层次低，就业不稳定，收入少。

2.3 财产性收入增长瓶颈难破

一是农村房产和农民土地等资产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土地增值收益主要为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土地资产价值得不到显现。

二是山西省部分村办企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普遍经营不善，经济效益低下，农户获得的股份分红收入较少[6]。

2.4 转移性收入增长后劲不足

一方面，农村低收入人口主要依赖于转移性收入，虽然目前山西省贫困县已全部摘帽，但是大部分脱贫人口仍然收入较低。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政府各项政策补贴速度以及力度将会逐渐减弱，财政投入也由集中式投入转入常态化投入，转移性收入增长不容乐观。

表2 2019—2020 年上半年中部6 省及山西省周边5 省（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比较

另一方面，山西省外出务工农民需要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费用，食品、房租以及子女教育费用支出较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移性收入。

3 对策建议

3.1 挖掘农业潜力，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全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山西省农产品“特、精、优”发展道路，促进三产融合，向第二、三产业要收益。进一步稳定农资价格，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经营成本上寻求增加收入的空间，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7-8]。

3.2 加大劳务培训力度，提升工资性的收入比重

山西省连续举办了多次劳务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已经形成劳务品牌。下一步要注重提升劳务培训的质量和效果，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新兴产业领域和新型服务领域的培训力度。

3.3 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想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把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放在突出位置，有序推进农村宅基地、土地以及集体产权制度的政策改革，逐渐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应推动权力下放和基层先行先试，推动发达城市和地区的资金以及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激活农村内在动力[9]。

3.4 分类施策的扶持措施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农业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应当对各群体进行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扶政策。重点做好对农村双创工作的支持力度，积极出台并完善符合当地特色且针对返乡农民创业的配套服务体系，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对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的农民家庭做好援助工作，防止因疫返贫现象的发生[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