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深化：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

姚文放

一、是“创造”还是“生产”？

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在20世纪中期独树一帜，它作为生产性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推动了整个“艺术生产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马舍雷的理论进路从关于“什么是文学批评”的讨论开始，他的《文学生产理论》（1966）一书开篇就直奔主题，指出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难点在于，“批评”这一概念一直存在模糊性。它一方面作为“谴责式批评”，对批评对象持消极的拒斥立场，表现出谴责和批判的姿态；另一方面作为“解释式批评”，对批评对象持积极的认知态度，表现出对于文学活动的条件和可能性的确认。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批评者往往在这两种偏向之间摇摆不定、无所适从，或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或是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使得文学批评这门学科长期处于含混和悖谬之中。这一混乱状况要求为文学批评寻求更加积极、合理的区分方法，马舍雷提议将其分为“欣赏的批评”（审美教育）与“认知的批评”（文学生产的科学）①，前者是规范性的，呼唤规则，后者是推测性的，制定规则；前者是艺术和技术，后者则是一门科学。

在马舍雷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文学批评要么是一门艺术，完全由该领域既定的对象即文学作品决定，并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最终达成与文学作品的重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没有自主性，一切以文学作品为转移；要么是一种认知形式，也有明确对象，但这对象并不是文学作品既定的，而是批评本身的产品。马舍雷倾向于后者。他认为，作为一种认知形式，文学批评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转换，它不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模仿和复写，而是在认知与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间距，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保证认知的话语能够得到充分施展。这里的认知话语不是用来复述作品，而是用来激活作品的，从而唤醒那些作品尚不自觉、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在这种认知形式中，批评对作品说些什么与作品本身说些什么永远不会混淆。因此，马舍雷认为，从一开始就应该确认作者与批评家之间的差异：“确切地说，作者的作品并不成为批评家照本宣科的对象。我们姑且可以说，批评家利用一种全新的话语，通过展示作品自身的特异之处，在作品内部生产出不止它本身所具有的东西。”②这里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尽管文学批评以作家作品为评论对象，但批评家说什么、怎么说，却未必听命于作家，也未必被作品所框范。

马舍雷在界定“认知的批评”时提出了“文学生产的科学”概念。对于文学生产问题，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人们通常将作家视为创造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忽视了作品的生产劳动性质。马舍雷将文学与宗教进行比较，指出文学不是人类的创造物，而只是一种劳动产品，因为它不是靠宗教活动中的幻觉、魔法、迷狂之类无法控制的情绪创造出来的产物，而是靠实实在在的生产劳动获得的成果。所谓“创造”过程，实际上应是一种生产劳动，因此马舍雷宣称：“本书贬黜‘创造’，而以‘生产’代替之。”③

进而言之，这里所谓“生产”并不限于文学活动的前端，同样也存在于文学活动的后端。我们的关切有必要从作家的创作活动向读者的接受和批评活动延伸：“作品起初存在于它自身，然后存在于别人的阅读中。事实上，文学生产的研究不可避免要遭遇文本传输的问题。”④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并非在作者创作出来时就完成了，除非藏之名山，终将传之其人，否则势必进入接受和批评的过程，在读者手中被重新解读和阐释。尽管文学作品来自作家不可知的冲动和灵感，但它终将变成读者通过阐释和批评生产出来的产品。马舍雷援引马克思关于希腊艺术的永久魅力的论述，确认荷马史诗虽不是以虚构的永恒面目呈现在公众面前，对它的玩味和解读却远没有结束。在他看来，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对文学批评的生产性所做出的肯定：“马克思给出的这个答案中的思想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作品可以超越其最初假定的受众的局限，自发的阅读是无所限的。”⑤

二、对阐释学的两次超越

如此，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就闯进了阐释学的领地。

在新旧两代阐释学中，马舍雷更认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而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古典阐释学视为过气、老旧的学问。在他看来，两者的长短高下颇为分明：古典阐释学主张回到作品，现代阐释学则力图彰明意义，前者以作品为中心，后者以意义为内核；前者是照着讲，后者是接着讲；前者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后者给出“应如何”的答案；前者是“知其然”，后者是“知其所以然”。马舍雷这样说：

与旧式的文本解释决裂后，倾向于深度的批评开始以意义的确定作为目标：从广义上而言，它把自己定义为“阐释”。用“阐释”（旨在回答“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来代替“说明”（旨在回答“这项工作是什么？”），其意义首先在于，从对单纯的“方法”研究到对终极目标、基本问题等的探索，这似乎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它不再拘泥于对作品形式的研究，而且开始关注其意义。⑥

这里所谓“旧式的文本解释”指古典阐释学，所谓“倾向于深度的批评”指现代阐释学。很显然，马舍雷认同的是现代阐释学的批评原则。它以意义的彰显为指归，而它采取的策略是确认阐释处于批评和文本的中间位置，居间对两者进行转换，对既定的作品给出一套等值但又相异的术语，以变换表达方式，“当阐释者将自己的阐释艺术应用于文学作品时，他用作品的意义替代了作品本身”⑦。这与其说是将作品变为评论，毋宁说是将作品作为批评的起点和由头。通过评论话语的转换，阐释使作品中被遮蔽的部分得以敞开。此时阐释就成为一种净化式的奇特重复，它用精炼的语言表达更多内容，最终揭晓作品内部隐藏的真正含义，这就像冶炼矿石时从中提取珍贵的精华一样。为了对作品隐而不彰的真实含义进行转换，也为了将作者迂回曲折的表达用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阐释要“做减法”，要对作品进行拆解、剥离和删减，从而揭晓作品的同质性表达中所隐藏的异质性内涵。它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剥去了遮蔽作品本质的种种装饰和俗套，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它看似使作品更抽象、更干燥，但也使思想更丰富、更深刻。阐释所进行的这种思想穿透和理性提升意义重大，它通过删繁就简、去芜存菁的提炼过程，从文学作品中提取出思想的精义。当人们再回头反观作品时，作品本身反倒会显得贫乏，而那些伪饰和俗套则更觉多余了。总之，批评的阐释总是比作品的显示更加透彻和澄明，它直接通往作品精致的主题，对阅读起到引导作用。譬如，列宁称“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此说成为马舍雷把握托尔斯泰作品的重要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舍雷提出这一说法：“批评教会我们读懂这些符号。”⑧

然而，马舍雷认为现代阐释学的这一批评原则还远远不够。因为批评的最深刻之处不是对已知内容的阐发，而是对未知世界的探寻，不是对在场之物的指认，而是对不在场之物的求索。现代阐释学对古典阐释学所做的改造和修正仍限于已知内容和在场之物，并不涉及未知世界和不在场之物。现代阐释学的这一局限的根由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始终持有异议，在他们的著述中基本不提弗洛伊德，两人所说的“无意识”也不是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伽达默尔明言，自己所做的工作与弗洛伊德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认为需要对精神分析学再次进行阐释学的反思⑨。马舍雷对此表示质疑，认为现代阐释学批评原则的不足反证了在文学批评中建立另一套新规则的必要性，而新规则超出前者之处，就在于它对于未知世界和不在场之物有话要说。马舍雷声称，“我们必须就作品自身来对它进行阐释，必须说出它没有说和不能说的内容”⑩。在他看来，事实并不像果仁在果壳中那样存在于作品之中，它是内在的，但又是缺席的；如果批评不是面对如此艰深玄奥之事并必须加以解决的话，那就得承认作品是不可知、不可思议、神秘的，而批评则是徒劳无功的。

应当说，任何作品本身都可能是不完整的，文学批评揭示这种不完整性，恰恰是达成其完整性的必由之路。这一点可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例来说明。该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海上遇险、困居荒岛、改造环境、征服自然的故事，但小说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的安排，恰恰暴露了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殖民意识。尽管这一点在作品中是沉默、缺失的，也不能说作者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但小说中确实有这个东西，而文学批评揭示这一点也实属理所当然，不应将之归为过度阐释，更不应斥之为捕风捉影。文学批评的锋芒所指，成就了一种“在场的缺席”、一种“雄辩的沉默”⑪，这构成了巨大的生产性，在这一点上文学批评丝毫不比文学创作逊色。有理由赞成马舍雷的以下说法：“作品并不是由某种意图创造出来，而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⑫由此可见，作家依靠天才和灵感进行创造的“一统天下”正在被打破，批评家作为生产者已经代之而起，他们凭借自己特有的规程和方法，在作品沉默和缺失之处有所发现和创造，而文学批评正是这种生产性活动一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不难见出，马舍雷关于文学批评生产性的讨论总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他反复说到的沉默和缺席问题，与其相关的有“无言”“空白”“缺失”“遗漏”等说法。马舍雷曾对此发出一连串“天问”式的诘问：

我们能说沉默被隐藏了吗？沉默到底是什么？一个存在的条件？出发点？方法论的起点？根本基础？理想的顶点？揭示终极意义的原点？还是联系的方法或形式？我们能使沉默说话吗？没有说出的是什么？它是什么意思？对说话方式的掩饰到了何种程度？被隐藏的可不可以被召唤出场？沉默是表达的源头，我是真正地在说我没有说出的东西吗？⑬

对于上述设问，马舍雷做出如下解析：其一，文本的言说来自一定的沉默，因此文本不是自给自足的，它必然伴随着某种缺席；其二，没有这种缺席，文本也将不存在，因此，对文本的认知必须将这一缺席考虑在内；其三，在文本中，所有的“明确”都需要“暗示”的辅助，因为无论何种说明，一定都包裹着没有说出的东西；其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缺席造就了文本的话语，沉默形塑了作品的表达，沉默和缺席还提供了其他资源，它们圈定话语的确切位置，标示言说的适用范围，指出语言表达的消失点，等等；其五，事实上，话语并没有更多的东西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研究沉默，因为只有沉默才会说话⑭。

综上所述，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对阐释学进行了两次超越，先是从企图返回作品本义走向借作品彰明思想，从而对古典阐释学进行了超越；后是从对已知思想的阐发走向对未知世界的探寻，从而对现代阐释学进行了超越。

进而言之，马舍雷与此前阐释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他对于沉默和缺失不是在显在的意识领域探讨之，而是在潜在的无意识领域寻绎之，他将这种寻绎的工作与弗洛伊德的学说联系起来，从中取得理论的支持。他说：

弗洛伊德把这种“某些语词的缺失”归入一个新的领域，他是第一个探索这一新领域之人。而且，他自相矛盾地把这一领域命名为：无意识。⑮

这段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马舍雷批评观念的渊源不仅与弗洛伊德有涉，而且与阿尔都塞相关。

三、与“症候解读”理论的渊源关系

马舍雷是阿尔都塞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是阿尔都塞编著《读〈资本论〉》的合作者，其《文学生产理论》关于基本概念的理论阐述，部分是听从阿尔都塞的建议而写的。该书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研究。据该书的英译者杰弗里·沃尔（GeoffreyWall）称：“在对文学文本的复杂的物质性叙述中，马舍雷悄悄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尤其是‘症候解读’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区分出差距和沉默、矛盾和缺席。”⑯虽然马舍雷在该书中始终未提到症候解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两者之间渊源关系的认定。

症候解读是阿尔都塞的创新，他在研究马克思《资本论》时发现了这一思想方法，继而借助由弗洛伊德开创、经拉康改造的精神分析学原理，将其建构为症候解读理论。所谓“症候解读”，指无论在理论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些空白和缺失，其表现为沉默、脱节和疏漏，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入手去解读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缺场的东西，以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给出了如下定义：“所谓征候读法（即‘症候解读’）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在新的阅读方法中，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⑰下面这段话可以与之互文见义：

在某些时候，在某些表现出征候的地方，这种沉默本身在论述中突然出现，并且迫使这种论述不自觉地像闪电一样产生出真正的、但是在字面上却是看不见的理论上的缺陷……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论述的连续性。只有采用“征候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文字表述中辨别出沉默的表述。⑱

可见，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是指文本中无意识暴露出来的思想的隐身、理论的缺失、言说的沉默和表达的脱节，而这些空缺和脱漏恰恰将深层次的更大问题呈现在反思面前，症候解读正是发现和把握更大问题的入口和起点。

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发现了他们关于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问题的表述中存在沉默和缺失，这造成了这些著述无意识但又意识形态地在剩余价值这一实质性问题上的失语。马克思在检查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症候”的基础上，将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问题放在剩余价值的范畴中加以考量，据此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充分肯定症候解读的生产性，认为它涉及本来意义上的“生产”概念，一方面将原先隐藏的东西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使原先固有的东西得到改变。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回答所使用的有缺陷的术语中，它生产了一个新的问题”⑲。正像牛顿以前的物理学家对万有引力、拉瓦锡以前的化学家对氧气视而不见一样，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问题也视而不见。正是症候解读使马克思能够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失中生产出剩余价值理论，就像牛顿从以往物理学的缺陷中生产出万有引力定律、拉瓦锡从以往化学的缺陷中生产出氧气的概念一样。这是一种被前人的缺失倒逼出来的知识增长，由旧说的不足触底反弹的理论提升，称得上有力推动科学发展的认知生产。不过，阿尔都塞所说的“生产”已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它不是指处于知识生产过程前端的创作和书写，而是指处于其后端的阅读和批评。

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理论受到同时代的波普尔“证伪”理论的启发⑳。波普尔在“证伪主义纲领”的结论中指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㉑他认为，任何知识都只是一种假说，它必须被证伪。一种知识是否科学，不是依据其可证实性，而是依据其可证伪性。一种知识的可证伪度越高，它便越符合科学，越具有知识增长的意义。因此，知识增长的前提在于证伪，求知就是不断证伪的过程。阿尔都塞还将症候解读的知识增长意义看成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他不仅高度赞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古典经济学所做的症候解读，而且主张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进行症候解读，从而由“第一种解读”进入“第二种解读”。这种层层递进的解读就是层层递进的证伪过程，它不断推进知识增长和思想提升，显示出强大的生产性功能。不过，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理论与波普尔“证伪”理论还有明显的不同，它不像证伪过程是从已有科学结论的可见、可言、可知之处指谬辨正，而是从已有文本所暴露的“症候”着眼，从其不可见、不可言、不可知之处看出漏洞、抓住破绽，进而发现和解决其背后更大的问题。

四、对“反映论”的重构

马舍雷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但又有新的建树，那就是将症候解读理论引入文学批评，寻绎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沉默和缺失，并由此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一系列新问题，从而将艺术生产理论向纵深拓展。《文学生产理论》一书分为两个部分，主干部分是对基本概念的理论阐述，附属部分是对若干作家作品和批评理论的评论。主干部分试图通过对基本概念的系统论证来建构文学生产理论的框架，附属部分的批评实践则演绎前者的理论宗旨，同时又反过来为前者提供具体评论的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舍雷运用症候解读方法对列宁的“反映论”进行了重构，在肯定该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取向的前提下，赋予其新的前沿内涵和开阔的探索空间，而这一进展是建立在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及其无意识背景的确认之上的。马舍雷的这番理论探讨主要在该书《列宁，托尔斯泰的批评家：镜子中的形象》一章中展开。列宁在1908—1911年间撰写了一组关于托尔斯泰小说创作的评论文章，最重要的是第一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提出了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留下了许多后来被学界奉为圭臬的金句。其中的重要论述有：“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镜子”㉒。这就延续了西方传统文论中的“镜子说”，标志着关于文学艺术本质的“反映论”的熔铸。

马舍雷对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持有进一步的看法。他指出，列宁的批评原则是文学作品只有按照它与一定历史时期的关联来思考，才具有意义，但托尔斯泰的作品却并未为此提供支撑。关于自己的时代，托尔斯泰通过作品告诉读者的，与他对该时代的分析能够告诉读者的，完全是两码事。他的作品既揭示了时代的矛盾，又暴露了他本人对那些矛盾的偏见。马舍雷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托尔斯泰卷入了他面临的时代运动，即1861—1905年间俄国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但他的卷入方式却阻碍他对这场革命做出完整的叙述。他是以文学方式卷入这场运动的，作为作家，他不可能、也没有义务表达对一个时代的完整看法，毋宁说，他只是给予人们一个图像、无与伦比的特殊的一瞥。虽然他表达的观点可能是矛盾的，却仍不失文学价值。

此外，托尔斯泰出身于地主贵族，但他的作品并不代表地主贵族的看法，而是吸收了一些并非天生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他关注农民，并由此出发与当时的历史建立一种新关系，提出了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事实上更切合于农民阶级。列宁说：“在托尔斯泰伯爵之前，文学中没有真正的农民。”马舍雷也称托尔斯泰“拥有一颗农民的心”，“一种农民的思想习惯”㉓。正是这种宗法式的农民的意识形态，将托尔斯泰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他的小说则成为由如此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把握的历史进程的一种反映。不言而喻，托尔斯泰小说的“反映”，并不是像照镜子那样机械直观的反映。

马舍雷没有就此止步。在他看来，“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个说法仅仅是进一步分析的开始：“托尔斯泰的作品不能被简化为作品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它所包含的内涵更加丰富。”㉔更加丰富的内涵有哪些？马舍雷指出了两点：一是意识形态必须以文学的手段加以表达，否则它在作品中便不能占一席之地；二是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是不完整的，文学的表达方式能使之趋于完整。文学如此强大的构造能力，来自它一方面是信息和思想材料的传达手段，另一方面又是某些资料的贮藏库，其中长期积累的观察和感知构成当下判断的基础。对后者的追溯其实已经触碰到无意识的作用，在文学表达中，无意识不仅能让不完整的趋于完整，而且能对不正确的加以纠正。文学的方式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列宁认为，这是由于思想上的潜意识抑制力搁置了一些它原来拥有但又反对的现实事物，如阶级地位、经济状况等。这就构成了一种“逆反的现实主义”，即，在文学中作者本应维护的恰恰成了他所批判的，而作者本应反对的恰恰成了他所赞叹的，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幻觉被它试图压制的现实所渗透”㉕。这一现象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例证。

有鉴于此，马舍雷认为必须用新的方法来重新分析列宁的托尔斯泰评论。“镜子”“反映”“表现”都是列宁评论文章中的关键词，列宁用它们来定义文学，主张文学作品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但是人们往往只关心这面镜子反映的外在事物，而不关心镜子本身。其实每一面镜子都是按照自己的特殊方式来反映外在事物的，它可以是平面镜，也可以是凸面镜、凹面镜，甚至是一面破碎的镜子。作为一面镜子，托尔斯泰显然不了解他的时代，也不了解他所卷入的革命运动，因此，无论是就他本人的观点、还是就他作为时代思想的发言人来说，他的作品中呈现的映像都不可能是复制或摹仿意义上的“反映”，而只能是一种片断、局部、不连贯、不均匀的“反映”。认为它是一以贯之的浑然整体，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看法。基于这一思考，对于托尔斯泰到底是一面什么样的镜子，马舍雷一开始的持论还表现出应有的谨慎：“难道它能是一面破镜子吗？”但是通过诉诸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他得出了十分肯定的结论：“托尔斯泰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集合体。正如弗洛伊德认为梦必须被拆解为其各个构成因素之后才能被解释一样。”㉖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使托尔斯泰小说的“反映”往往是不连贯、不均衡的，这个镜子不只有一个面，它所映射出的也不是一束单纯的光。

马舍雷进一步指出，文学作品内在的矛盾和冲突都是沉默无言的。关于沉默和无言的意义，他建议参看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一书㉗。通过阿尔都塞式的症候解读可以发现，从文学文本或理论文本的沉默和无言中，往往能捡拾更多的东西，甚至发现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此，马舍雷说得很形象。他说托尔斯泰作品的沉默和无言之处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个深渊之上，就像一个行星围绕着一个不存在的太阳旋转，这种意识形态是由它并未提及的东西构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托尔斯泰的沉默是雄辩的”㉘，这或许才是列宁称之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的真义所在，或者说，这个说法原本就包括了雄辩的沉默之义。马舍雷对托尔斯泰作品这面“镜子”所做的心理分析，正演绎了阿尔都塞式症候解读的生产性功能。

五、对意识形态构成的解读

第二，马舍雷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沉默、缺失等种种“症候”最终都通向意识形态，而这一点必须借助症候解读得到揭扬。对此，他主要在该书《儒勒·凡尔纳：错误的叙述》一章中进行探讨。

在马舍雷看来，文学作品总是存在说出的与未说出的两个方面，所以一个文本往往牵涉两个问题、隐含两层含义，这就导致一种判断性的“寓言”产生。这种寓言的命运由作品中可见与盲目、显示与隐蔽、言说与沉默的双层结构决定，它期待读者进行不断掘进的解读。这就区分出两类批评者，一类是普通的读者，他只是根据作品在意识层面的言说所表达的实在性、真实性进行判断，但这种判断止步于第一个问题，与全面、合理相去甚远；另一类是真正的批评者，他从第一个问题出发，进一步对作品无意识层面的沉默和缺失提出第二个问题，并在两个问题构成的迷宫中对真相与假象做出判断和取舍，从而探寻走出迷宫的途径。

这就是马舍雷的“两个问题”（thetwoquestions）的理论。如果说处于意识层面的第一个问题是“问题”，那么处于无意识层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问题中的问题”，它总是在第一个问题中被提出，并始终贯穿其中。第二个问题是潜在的，它有自身的历史空间，包含它在特定历史中形成的认知，只不过在较长时段中经过心理活动的积累、沉淀和转化，潜入了无意识层面。文学批评对“问题中的问题”的了解和认定，必须诉诸作品文本中的无意识，听取无意识对这一潜在认知的告白和指引。如果说对文学创作来说，无意识并非配角和附庸，那么对文学批评来说，无意识也不会以一个替补演员的身份出现，不会成为旁枝末节，而始终是一个主角、一种大关节目、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舍雷认为：“批评的任务并不简单：它必须揭示两个问题的重叠。”㉙这里有三个要点：其一，“两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两者的结合点上，对“两个问题”做出区分并非为了显示二者的不同，而是在寻求二者的结合点；其二，肯定上述结合点的关键性并不意味着“两个问题”之间就不存在断裂，恰恰相反，对于这种断裂的关注和说明甚至更加紧要，领会这一结合点就是要接受、建构断裂；其三，“两个问题”的这种联结与断裂并举的复杂性并不是自发呈现的，它是文学批评追踪和探寻的结果。

马舍雷以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构成状况为例来说明上述道理。他指出，凡尔纳在其多部科幻小说中无疑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但他不会成为某种既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只会成为他所处的总体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的作品表达了这种选择。凡尔纳的“寓言”所包含的“两个问题”在作品中共存，保持着连贯性和一致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尝试去寻找两个凡尔纳，或虚构一个自己偏爱的凡尔纳。这种意识形态双重性、复合性的构成在凡尔纳所有作品中存在，即使有时只是一种暗示。马舍雷这样概括凡尔纳科幻小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作品源于一个有待解释的秘密；第二个问题：作品的意义在秘密的揭示中得以实现。”㉚既然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片刻的断裂，一种连续性中的细微不同，而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一断裂。

凡尔纳《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从地球到月球》《环游月球》等科幻小说，构想出人类凭借现代科技探索地球和太空的历程，在19世纪后半叶以超前的科技知识、大胆的科学想象和精准的科学预见描写了人类活动对于未知宇观世界的挺进，鲁迅赞其“学术既覃，理想复富”㉛，然而，马舍雷从中读出了其意识形态的构成状况。他指出，通常认为凡尔纳的作品展示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这就构成了其特定的意识形态主题。但这仅仅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的判断，它“过于注重作品的语境，作品便被过于简单地加以处理，它成为一个意义的场所，而其真正的复杂性则被置之不理”㉜。这种人类借助工业革命征服自然的意识形态主题只是浅表层次的，很容易辨识。在马舍雷看来，仅仅从文学作品意识层面的描述无从发现矛盾，只有通过无意识层面的表征才能真正发现矛盾。所谓“表征”，是指无意识的投射，只不过它投射出来的是变异的形象。无论它们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显示着内在的变异，而这种变异与更宏大的历史空间的关联并非无迹可循。例如，小说中对宇宙的探索与历史上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对外征服、小说中对处女地的垦拓与殖民者开发苏伊士运河的史实之间的对应关系，都透露出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与法国的种种历史事件相关。这并不是说凡尔纳的作品对这些历史性的浩大工程有所反映，它们表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成在推进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意义，我们需要解释的正是这些不同意义。

因此，凡尔纳的作品超越了历史，其超越性来自无意识的主导地位，没有这个主导地位，特定的意识形态主题就成了空中楼阁。无意识是意识下面巨大的冰山底座，是人的整个思维活动的压舱石，也是意识形态主题的精髓所在。仅仅将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主题归结为人类利用工业革命征服自然是不够的，必须追溯到其无意识层面，而这种无意识层面往往与较长时段意识形态的精神气候相关联。不过，作家表现的意识形态主题与他身处的意识形态背景之间往往不存在严丝合缝的对应性，其关系甚至有可能是背离、可疑或需要调整的。总之，为了完整、确切地把握意识形态的构成状况，我们必须将这些复杂因素考虑在内。

如此，在审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时，就会发现其意识形态构成状况的秘密：“劳动和征服的概念成为他作品的中心。……因为真正的劳动是异化的，而完美的征服不可避免地受到从前殖民地化条件的制约。这些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局限。”㉝但是，异化劳动和殖民意识并未以意识形态主题的面目出现，而是成为沉默和缺席的东西。马舍雷的评论正是借助症候解读的方法，揭示出凡尔纳作品中“征服自然”/“异化劳动和殖民意识”双重变奏式的意识形态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并为文学批评的生产性和建构性写下一个绝妙的注脚。

六、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破解

第三，马舍雷认为，在文学的意识形态主题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而具体作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构成也需要依靠症候解读来进行分析。这一问题在该书《巴尔扎克的〈农民〉：一个与众不同的文本》一章中得以聚焦。

在马舍雷看来，巴尔扎克的构思在小说中的表达不是简单的，而是分裂的，它往往沿着几条散开的线索同时推进。巴尔扎克在写书时似乎经常想一次说几件事情，有的甚至不一定是他本打算写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重要的是了解他的作品是如何承载这种多样性的。巴尔扎克的《农民》可以作为样本，几种不同类型的陈述交错出现于其中，使之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文本。这一写法自有其合理性，不妨说，正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陈述的差异和对照成全了这本小说。

马舍雷指出，在巴尔扎克那里比较突出的是二元论的新形式。巴尔扎克曾宣称要建立一个新体裁，即一种处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之间的体裁。他在《农民》一书的《献词》中声称：“我正在研究我的时代的前进步伐，于是就发表了这部著作。”㉞此说透露了他将原本彼此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这两种事业联结起来、将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小说转换成社会风俗小说的努力。这就将文学作品的生产纳入研究的范畴，用小说的形式表达研究的结果，这一做法远远超出了小说的疆域。为此，巴尔扎克称自己是社会历史学家而不仅是小说家，因为他的写作往往被历史性的思考所引导，他只是给这种思考披上了文学的形式而已。如果我们相信巴尔扎克公开宣称的目的，就可以认为其中的政治内容是最重要的，它赋予作品以一致性和独创性。因此，只有在他成为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之时，他才能同时成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宣称：

作家的信条，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之所以不亚于、甚至还优胜于……政治家，就在于他对人间百事的某种决断，对某些原则的忠贞不贰。㉟

马舍雷指出，恩格斯非常了解巴尔扎克的作品，不过恩格斯认为作家是提出问题却不做回答的人㊱，而巴尔扎克则认为作家提出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它们。巴尔扎克强迫自己给出答案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人间喜剧》的《前言》所说的“作家的信条”乃是卓尔不群的，它不仅适用于巴尔扎克自己，而且适用于保皇派和民主派作家。这并不是将意识形态强行植入文学作品，而是一种客观需要。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由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决定的，很难相信一个意识形态缺失的人能够成为好小说家，虽说小说家是用虚构的手法来表达意识形态，他的长处在于想象虚构的功夫，但就巴尔扎克而言，“他在意识形态自治的前提下实现了文学的功能，没有意识形态就不会有虚构的实践，甚至可能也不会有小说的存在”㊲。

但马舍雷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仍应守持文学的本分。在他看来，“巴尔扎克的‘思考’只有在作为文学产品的一个元素时才是有趣的”㊳，尽管巴尔扎克十分看重作品的意识形态品质，但我们应该抛弃排他性、还原性的阅读方式，那种直奔主题、图解概念的做法只会败坏对于作品的解读。如果说巴尔扎克的思考有自己的意义，它也已在文学中经过了转化和置换，从而搁置和淡化了任何实际需要。因此，排他性、还原性的阅读并不能抵达作品的原始意义，其解读结果的原创性值得怀疑，即使看似自成一说，其实只是拾人唾余，“它并没有定义文学生产这一事业，对作品的认知并不能恢复作品的原状，也不能对构成作品的文学元素进行研究”㊴。总之，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文学元素必不可少，否则作品就会失去它真正的复杂性。

可以看出，《农民》的《献词》提供了双重含义：一是精确的表达，它属于认知层面；二是通过前者将一个简单明了的意图表现出来，它属于意图层面。这一意图并不含糊，但它沉默不语，只是远距离地显现出来。它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无意识的、隐秘的”；其二，“它表达了作者的政治选择”㊵。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中的认知层面与意图层面是断裂的，读者在认知层面获得的印象与在意图层面形成的理解往往是错位、悖反的。因此，马舍雷提醒读者：“巴尔扎克的写作是反民众的：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并把《农民》的作者与‘民主’作家维克多·雨果和乔治·桑等相提并论是不现实的，巴尔扎克自己也不愿与他们发生联系。”㊶马舍雷进一步提出，与巴尔扎克小说的双重意义相对应的是双重阅读：一是还原性阅读，它只关注作品内容的明确性；一是解释性阅读，它寻求有利于意图表达的条件，其对作品的阅读行为不是一种还原，而是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既包含意识的表达，又包含无意识的投射。总之，真正的阅读正是在这两者既相对自主、又相互关联的复杂关系中达成了对作品的整体把握。

上述理论分析可能显得缠绕，但通过具体实例就很好理解了。作为政治上的保皇派，巴尔扎克在意图层面保持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维护；作为作家，他在认知层面却往往流露出对工人运动的同情，甚至表现出比其他作家更加激进的倾向。这在《农民》一书中表现得很典型：“尽管巴尔扎克并不鼓励工人起义，但在表现工人起义或起义怎样被镇压这一点上，巴尔扎克比雨果更接近马克思，虽然途径不同、方法不一，难道他没有说过和马克思一样的话吗？”㊷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种种思想断裂和逻辑悖论正是该小说的“症候”所在，这在巴尔扎克那里是无意识、沉默和缺席的，但又是有迹可循、真实有效的。因此，马舍雷指出，“巴尔扎克小说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它们扎根于这一双重的表达中。我们不应该竭力逃避这种心口不一的表达，而是应该对它进行解释”㊸，从而充分肯定了症候解读的必要性，也是对文学批评的生产性、建构性功能做出又一次致敬。

结 论

综上所述，马舍雷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生产理论。他不仅搭建了系统的理论构架，而且通过对具体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沉默失语之处进行问诊号脉，获得比通常阅读更加丰富、深刻的意义，演示了症候解读强大的生产性。这是一种非常特别但真实有效的“艺术生产”，它不只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发生，也在文学批评环节中进行，这就将研究的重点从文学活动前端的创作延伸到文学活动后端的阅读和批评。但这种阅读和批评并非旨在回溯作品本来的思想，而是要彰明读者和批评者阐释的意义。进而言之，这种阐释的意义又不像一般阐释学那样直接解释作品中显意识的意义，而是力图形成一种新的对话，让作品中无意识的沉默和失语“说话”。因此，这种症候解读的“生产”与通常所说的“文学生产”隔了三层。虽然超乎常规、出玄入奥，但它不仅不虚妄，而且意义重大。对此，特里·伊格尔顿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本书（按：《文学生产理论》）是对一些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学批评的大规模的进攻”，“它的论点具有波澜不惊的颠覆性”㊹。尽管马舍雷在论证过程中往往未能免除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一脉共同的缺陷，在无意识、症候解读等问题上仍需进一步加强科学实证的支撑，但以上重大创获，已足以使之在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㉜㉝㊲㊳㊴㊵㊶㊷㊸ PierreMacherey,ATheoryofLiterary Production,trans.GeoffreyWall,London:Routledge&KeganPaulLtd.,1978,p.3,p.7,p.68,p.69,p.71,p.75,p.75,p.133,p.77,p.79,p.78,pp.85-86,pp.85,86,p.85,p.viii,p.114,p.116,p.118,p.122,p.130,p.132,p.90,p.95,p.160,p.237,p.262,p.262,p.262,p.264,p.265,p.265,p.265.

⑨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43页。

⑰⑱⑲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第94页，第16页。

⑳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陈越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397页。

㉑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㉒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185页。

㉛ 儒勒·凡尔纳：《月界旅行》，鲁迅译，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11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㉞ 巴尔扎克：《〈农民〉献词》，资中筠译，艾珉、黄晋凯选编：《巴尔扎克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

㉟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1842）》，丁世中译，《巴尔扎克论文艺》，第260页。

㊱ 参见《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11月26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70页。

㊹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