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适应、政治信任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

周丽 黎红梅

摘 要：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绩效，基于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适应与政治信任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较高，移民平均政治信任程度较高，平均社会适应程度处于一般状况;社会适应、政治信任对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对政策满意度评价有很高预测效果;家庭人口特征、安置点特征对移民政策满意度也有积极影响，但对满意度预测作用较小。据此针对性地提出提高社会适应性、增强政治信任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评价;社会适应;政治信任;最优尺度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6-0086-08

一、引 言

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扶贫搬迁安置，旨在突破当地深度贫困与生态环境制约、发展条件约束相互交织的多重束缚，达到脱贫减困、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政策目标。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全面推进和实施，中国已有960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扶贫搬迁摆脱了生存困境。但由于部分移民脱贫基础不牢、内在动力不足、适应能力不强，存在生计脆弱性和返贫风险性，导致未来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仍有可能存在[1]。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调查显示，全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贫困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鉴于此，如何进一步优化政策措施，解决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有效避免“脱贫—返贫—脱贫”循环陷阱，成为当前提高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绩效的必经途径。

绩效是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良好的实施绩效是政府政策追寻的目标，因此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其绩效影响因素的探索，也是政策继续、优化、终止和重新制定的重要依据[2]。由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落实情况可以由移民政策的满意度来侧面反映，也可以据此衡量帮扶措施的精准程度和帮扶成效，因此作为衡量易地搬迁政策绩效的重要维度，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政策优化进而提升扶贫搬迁绩效意义重大。现有研究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研究多数是针对搬迁贫困人口开展的，主要探讨了个体、家庭和政策参与特征等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从现有研究看，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与家庭收入、人口结构、区位条件等家庭特征对政策满意度影响的程度和方向结论不一[3，4]，政策认知[5]、项目参与[6]、收益度[7]等参与特征对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还有研究对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拓展，探讨了代际支持和干群互动[8]、家庭资本和政治信任[9]、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就业保障[10]等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影响。

实际上，易地搬迁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移民重新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过程，移民搬迁安置面临着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生产技能和生产体系的削弱，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构，这些因素的剧烈变化可能会导致某些移民因无法适应而陷入困境。因此，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适应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移民搬迁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能否恰当解决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是移民搬迁工程成败的关键[11]，也是影響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一个核心因素。

同时，易地搬迁作为政府主导的移民工程，其政策执行与其他扶贫政策一样都是通过“高位推动—层级性治理—多属性治理”的方式，来减少“政策传导失真”和“政策执行梗阻”现象，达到政策设定的减贫脱贫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绩效[12，13]。但在易地搬迁政策推进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政策设计不合理[14]、执行偏差[15，16]、对象识别[17]、政策衔接[18]、层级变通[19]等政策设计和执行层面的问题，再加上易地搬迁带来的部分村庄治理秩序解构和民主机制失灵[20]，基层政府政策实施主体的价值偏好、素质能力和办事效率等有限[21]，促使移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和信任机制出现滑坡[22]，政策如果不能更多地获得移民的理解、信任与执行，就可能会造成农村社会张力扩大化，激化农村社会矛盾[23]，进而影响到移民政策满意度评价。

现有研究从移民社会适应和政治信任视角，展开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作用机制的探索，为科学评价易地搬迁政策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拓展空间：一是研究区域上，对扶贫攻坚的“硬骨头”和“主战场”的集中连片特困区关注不够，尤其是从易地搬迁对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维度开展的研究不足。而这部分移民，因其自身资源质量低、资产存量少、综合素质落后等原因，生计脆弱性较强，容易返贫陷贫，这不仅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的稳定，也关系到这部分群众能否与全国一同进入全面小康。二是研究视角上，鲜有文献探讨社会适应和政治信任两个视角下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基于此，本文将立足移民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视角，采用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调查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对移民社会适应、政治信任与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政府精准完善易地搬迁政策、提高政策实施绩效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适应与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为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调整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过程[24]。在易地扶贫搬迁实施中，移民离开原居住地进入新安置地，必然要重新适应易地迁移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个方面的改变。即移民个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禀赋配置等随搬迁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改变，以适应安置地外部环境，这一重新适应的过程就是移民的社会适应。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问题是关乎易地搬迁成败的核心所在，因为“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中的稳得住和能致富实现关键就取决于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因此，移民的社会适应直接影响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依托水库工程移民、生态移民、避灾避险移民等大型移民工程的实践，学界对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对社会适应内涵的探究，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的目标设定，基本上都是围绕生活适应、生产适应、经济适应、心理适应、环境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和文化适应等方面进行展开[25-28]。综合已有研究，并考虑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际情况，将移民的社会适应主要设定在生活适应、生产适应和社会融入适应三个方面。一般来说，移民在搬迁后的生活越适应、生产越改善、人际越融入，其总体的社会适应程度越高，对扶贫搬迁政策的评价也会相应提高。由此，提出假设H1：社会适应对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二）政治信任与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

政治信任是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概念，政治信任研究交叉融入了不同学科的理论，并被公共政策学广泛用于公共政策执行和绩效评价研究中。本研究中探讨的政治信任是指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机构及其运行的信念和信心，公众的这种信念和信心是其遵守政府行政决定、政策措施、规章制度的心理前提[29]。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对政策参与和政策评价具有显著影响[30]。这意味着，公众政治信任水平越高，其公共活动参与度和公共政策遵守度就相应越高。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政府主导的扶贫搬迁模式，移民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度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最终的实施成效评价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政治信任增加了政府与移民间的沟通互信，能有效提高移民政策认知度和政策实施配合度，节约施策成本，并促使政府增加扶贫公共服务和扶贫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以此增加移民政策满意度;另一方面，政治信任的建立也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完善措施、创新机制时要以移民利益为出发点，减少政策设计偏差和政策执行扭曲，保障移民合理权益，从而提高移民政策满意度。因此，本文将政治信任纳入影响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核心因素加以分析。综合已有研究并考虑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实际，将本研究所探讨的政治信任确定为，移民农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落实主体、执行过程、实施结果及政策预期的总体评价，由主体信任、机制信任、绩效信任和预期信任四个指标来衡量。基于此，提出假设H2：政治信任对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社会适应、政治信任作为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经济发展滞后，支撑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矛盾突出，是易地搬迁的重点区域。湖南省易地搬迁对象主要集中在这两个片区，搬迁人口占全省搬迁人口总数的68.24%。因此，本文选择位于湖南省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及片区周边的茶陵县、常宁市、桃源县、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麻阳县7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区域，这些县（市区）均为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易地搬迁工作重点县。

本次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湖南易地扶贫搬迁成效评估与后续政策优化研究》项目。通过抽样对抽取的移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数据采集时间设定为搬迁前1年为2016年，搬迁后1年为2017年。本次调查涉及229户移民户844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二）变量设置与说明

1.因变量。设定为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由调查问题“您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衡量，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表明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价越高。

2.核心自變量。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政治信任和社会适应：（1）政治信任，由主体信任、机制信任、成效信任、预期信任构成。主体信任由问题“您对当前干群关系的评价”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对干群关系越满意;机制信任由问题“您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执行过程公平吗”测度，选项赋值从非常不公平到非常公平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对政策执行过程公平越满意;成效信任由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对您及家庭帮助大吗”测度，选项赋值从没有作用到作用很大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对易地扶贫搬迁帮助作用越满意;预期信任由问题“您认为能否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来实现家庭脱贫致富”测度，对选项“说不清、不能、能”依次赋值1～3，得分越高，说明对易地扶贫搬迁预期越高。（2）社会适应，由生活适应、生产适应、社会融入适应构成。生活适应由生活水平评价、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两个变量衡量，生活水平评价指标由问题“您对当前生活水平的总体评价”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对搬迁后的生活水平提升越满意。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指标由问题“您对当前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评价”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对搬迁后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善越满意;生产适应由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情况、非农收入占比比较、生计帮扶政策落实情况三个变量衡量，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情况指标由问题“您对搬迁后农业生产方式的适应情况”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适应到很适应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对搬迁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越适应。非农收入占比比较指标由问题“搬迁前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对比”，对选项“比搬迁前低、与搬迁前一样、比搬迁前高”依次赋值1～3，得分越高，说明搬迁后非农收入占比越高。产业帮扶政策落实情况指标由问题“您对当前政府实施的产业帮扶政策的评价”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对政府当前实施的产业帮扶政策越满意;社会融入适应由人际交往、社区融入两个变量衡量，人际交往指标由问题“您与当前周边人人际交往情况”，选项赋值从不交往到经常交往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与当前周边人的人际关系处理越好。社区融入由问题“您对目前社区的融入认可程度”测度，对社区融入认可程度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依次赋值1～5，得分越高，说明对社区融入认可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本研究考察的控制变量为家庭人口特征和安置点特征。家庭人口特征由家庭平均文化程度、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婚姻状况四个指标测度，安置点特征由安置点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两个指标测度。上述变量选取及说明见表1所示。

总体来看，样本移民农户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平均政治信任程度较高，但政策预期信任显示移民对搬迁脱贫致富预期不高;样本移民平均社会适应程度处于一般状况，生活、生产和社会融入适应均有处于一般状况的衡量变量。

（三）计量模型选择

考虑到研究变量主要为有序和无序分类变量，因此，选择专门用于分类变量量化分析的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移民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优尺度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四、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满意度现状分析

描述统计分析表明（见表2），当前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持明确肯定态度的比例为90.4%，且满意度均值为4.23，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持续推进的成效明显，获得了搬迁群众很大程度的支持和认可。但也要看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提升，仍有9.6%的移民农户对其持否定态度或一般评价，表明有部分移民农户可能因为在政策理解上存在偏差或政策效果上存在不满，而对易地扶贫搬迁持否定态度或一般评价。其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策制度执行的信任因素、社会适应因素以及社会人口特征、安置点特征等因素，均可能对移民农户满意度评价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二）计量结果分析

运用SPSS19.0进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F=3.913，P值趋近于0，说明模型有统计学意义;第二，调整后R2=0.406，表明回归方程解释总变异的程度为40.6%，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第三，各变量转换前后容差值均大于0.1，表示解释变量无明显共线性，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

从表3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政治信任、社会适应、家庭人口特征、安置点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不一。从重要性指标看，其数值越大，表明变量对政策满意度的预测效度越大。社会适应变量的重要性值为58.7%，对满意度预测作用最大;其次是重要性值为22.1%的政治信任变量，对满意度预测作用较大;而人口家庭特征和安置点特征对满意度的预测作用相比较小，重要性值分别为12.8%和 6.4%。对结果进行具体分析有：

1.社会适应对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活适应、生产适应、社会融入适应三个变量均对满意度有着显著正向影响，重要性分别为22.8%、19.7%和16.2%，对满意度预测贡献均比较大。第一，生活适应因素对移民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衡量指标生活水平、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均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水平指标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在于，生计改善是扶贫搬迁的主要目的，也是移民搬迁的直接动因，搬迁后移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其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满意度相应也会提高。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指标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是，调研中移民普遍反映，易地扶贫搬迁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安置点统一规划建设的水、电、路、气、房、网和文教卫体设施，极大地改善了移民的生活环境，这也是搬迁前后移民生活对比最明显的地方，房屋作为移民最重要的物质资本，其改善增值的搬迁安置红利提高了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第二，生产适应因素对移民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衡量指标非农收入占比前后比较和产业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均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指标则对满意度无显著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前后比较指标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是，搬迁后非农收入的提升，拓展了移民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加了移民的生计多样性，有利于移民生计稳定和收入增加，因此非农收入越高，表明移民的生产方式随着搬迁进行适应性调整，可能会提高移民的政策满意度。产业帮扶政策落实情况指标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是，产业发展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且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和就业吸纳能力，能够促进移民角色转变和收入渠道拓展，更好实现减贫增收。实地调研也证明，哪个地方的产业帮扶到位，哪个地方的移民就可以广泛参与种植养殖、加工、运输、批发零售、乡村旅游、农家乐等，移民生产经营广、就业效果好，增收就快，进而满意度高。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指标对满意度无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一般情况下，移民易地搬迁的地理距离都不远，基本上都在本县本乡镇范围内，搬迁前后两地的农业生产方式没有较大差异，所以移民不存在明显的农业生产不适应情况，因此该指标对满意度影响不显著。第三，社会融入适应因素对移民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衡量指标人际交往和社区融入均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人际交往指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原因在于，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交往的程度越频繁，移民的适应程度就越高，这种新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所附带的资源、信息，对移民务农、外出务工或参与非农经营等生计适应活动选择有较大影响，可以有效降低移民的生计脆弱程度，进而提升移民对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社区融入指标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政府在安置社区管理方面配备了专门的人员机构，能够有效地对接移民的各类问题和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和措施。调研发现，有安置社区根据移民需求，开设了更精准的就业培训课程，移民参与度和获得感更强，与以往被动地接受一些扶贫项目和培训课程的针对性和效果差别很大。因此，移民越好地融入迁入地安置社区，所能得到的社区各类支持和服务就越容易，移民的满意度也会相应提高。综上，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

2.政治信任因素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构成政治信任因素的执行主体信任、执行过程信任、政策绩效信任、未来预期信任均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执行主体信任和政策绩效信任重要性分别为13%和7.6%，对满意度预测贡献较大，执行过程信任和未来预期信任两个变量重要性相对较小。第一，执行主体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干群关系良好一方面有利于移民通过干群互动交流更好地了解易地扶贫政策，坚定移民脱贫致富决心，另一方面便于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員准确掌握移民家庭现实困难、致贫原因和脱贫短腿，方便因户施策，有效帮扶脱贫。第二，执行过程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过程公开、程序透明、结果公正能够有效降低扶贫矛盾和争议，避免政策执行难困境，增进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和认可度。第三，执行绩效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部分贫困户在国家易地扶贫搬迁大力扶持下，通过积极参与相关扶贫项目实现减贫增收，扶贫搬迁带来的实惠越多、改善越大，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认可程度就越高。第四，未来预期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移民借助易地扶贫搬迁实现脱贫致富的意愿越强烈，会更愿意了解参与易地扶贫各项扶助性措施，拓展生计渠道，对扶贫政策的良好预期，会提升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水平。综上，研究假设H2得到验证。即政治信任程度越高，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也越高，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8，9，30]，也与调研中被调查移民所反映的情况相一致。

3.家庭人口特征和安置点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1）家庭人口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平均文化程度、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婚姻状况四个变量均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变量重要性相对较大为5.9%。第一，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移民家庭平均文化程度的高低，表明了家庭整体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其对政策认知和接受能力更高，运用家庭生计资本禀赋越合理，积极主动参与政策项目的实施从而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也更强，从而促使其对政策做出较高评价的可能性相应提升，这也印证了扶贫应先扶智扶志的扶贫策略，与很多关于精准扶贫满意度研究的结论相一致[4，31，32]。第二，户主性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在于，女性是当前留守农村的主力，相比外出务工较多的男性，留在农村家中的女性通常能够更直接地接触易地扶贫政策和感受帮扶带来的好处，因此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更好。第三，户主年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的移民，其劳动能力与经济收入均有限，更依赖于家庭或社会养老，因此政府实施的易地扶贫措施对他们能够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益。同时，老年贫困群体通过搬迁前后比较，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扶贫政策红利[32]。因此，年龄较大的移民对易地扶贫的满意度较高。第四，户主婚姻状况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本研究调查移民中的已婚、离婚或丧偶、未婚占比分别为69.9%、20.5%和9.6%，已婚家庭占比绝大多数，这也意味着可以更多地由男女双方共同分担脱贫压力，对扶贫政策更加容易认知和接受，更有信心依靠共同努力尽快脱贫致富，因此拉升了对易地扶贫搬迁总体满意度。（2）安置点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安置点地理位置、经济水平两个变量均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两个变量的重要性均不大，分别为3.7%和2.7%。第一，安置点地理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因为距离乡镇政府越近的安置点的移民，对政策反应速度更快，对扶贫搬迁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也会优于距离较远安置点的移民，使得扶贫搬迁的期望值和满意标准更高;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可及性等原因，地理位置优越的安置点，各类产业发展更具有先天优势，移民就业渠道更多，有利于收入增长，因此满意度也更高。第二，安置点经济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在于，移民安置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当地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类技能培训也更多，也能够比安置在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安置点移民获得更加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生产、生活、就业的选择渠道也更加多样，有利于个人脱贫增收，因此满意度会更高。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调查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适应、政治信任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较高，移民的平均政治信任程度较高，而平均社会适应程度处于一般状况;第二，社会适应因素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尤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满意度预测作用最大，移民在搬迁后的生活越适应、生产越改善、人际越融入，其总体的社会适应程度越高，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越满意。第三，政治信任因素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移民对政策执行主体和执行过程越信任、对执行成效和未来预期越满意，越倾向于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做出肯定评价;第四，家庭人口特征安置点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家庭人口特征中的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婚姻状况、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均影响显著，户主为女性、户主年龄越大、已婚、家庭平均文化程度越高的移民家庭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越高;安置点特征对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安置点地理位置较优越、经济水平较高，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价越高。

第一，提高移民社会适应性。（1）促进移民生活适应性。提升信息资源、公共服务的资源可及性，在加强水、电、路、讯等硬件条件建设的同时，着力强化宽带网络建设、农村电商平台建设、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等软件条件建设，为移民生活和就业等创造良好环境条件。（2）促进移民生产适应性。加大产业精准帮扶力度，提高扶贫项目针对性，精准实施“量身定制”式帮扶，结合移民自身特点和当地资源优势，选择适宜的产业项目，尤其是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业等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加强对市场好、辐射面广、带动力强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发展扶贫车间，促进劳动力就地就业。精准引导劳务输出，要加强用工供需对接和异地就业帮扶，针对用工需求定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移民外出务工。（3）促进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性。构建和完善安置社区移民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在维持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建设各类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乡村文化组织等，扩展移民农户异质性网络，增加移民获取各类信息、资源的途径，加深与迁入地居民的情感认同，推动提升移民社会融入程度。

第二，增强移民政治信任度。（1）提高政策宣传力度。继续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宣传解读，尤其是与当地移民紧密联系的政策和项目的相关内容、标准、参与要求、申请流程等要精准解读和服务，提高移民对政策的理解、對干部的信任和对政府工作的认同，方便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着力释放政策效应。（2）规范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加强基层组织干部的教育与管理，提高基层干部政策水平，推动基层组织公开公平、民主公正地实施国家各项扶贫政策，获得移民对政策执行人员、执行过程和实施绩效的信任度，以管理规范、诚信有序的基层组织建设获取移民的政治信任，激发移民对易地扶贫政策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进而提高移民易地扶贫参与度和满意度，更好地把扶贫红利落实到位。（3）提升社区管理服务。配齐配强安置社区管理机构和人员，近距离精准把握移民困难和实际诉求，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和帮扶方案。同时，依托社区服务功能，推进政府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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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