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中国天然橡胶产业起步的贡献

王晓慧 尤丽娟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的推动下，为打破西方国家禁运、利用自身优势储备资源，我国筹划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在陈云的主持和负责下，在突破传统的“橡胶禁区”理论后，组建起橡胶垦殖的机构与队伍、培养了橡胶科技人才、积累了橡胶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若干经验，初步建成广东、海南、云南三大橡胶生产基地雏形，为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巩固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在北纬18°—24°范围内大面积成功种植天然橡胶的国家。

[关键词]陈云;天然橡胶;垦殖;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12-0028-06

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基础工业原料和稀缺战略物资资源，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国防、医疗、高精尖科学技术产品和日常生活等领域。天然橡胶来源于天然橡胶树，而橡胶树主要分布在南北纬15°之间的低海拔、低纬度的热带地区。根据其生长特性，一般要种植6—8年后才可割胶，大约可割25—30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只有海南和云南、广东等极少数地区有天然橡胶园，不仅产量很少，而且出胶量低。当时全国仅有各类小型胶园2800公顷，橡胶树120万株，年产天然橡胶199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审时度势，从国家政治稳定、经济进步、科技发展、战略资源安全等视角出发，提出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的战略。其中，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是天然橡胶垦殖的具体负责人，他对我国天然橡胶的布种、种苗的获取、垦殖区的规划、垦殖机构的设置、科研人才的组织、工人的调配及橡胶园的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推动建设广东、海南岛、云南三大天然橡胶种植基地，为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巩固与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一、把天然橡胶作为重要战略资源，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確立自主发展橡胶种植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基本没有橡胶工业，橡胶消耗量低，全国507家橡胶厂仅拥有开炼机及其他相关设备1017台，且几乎都是外国货，民用、工业、国防橡胶及其制品基本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后，橡胶工业率先恢复和发展，但橡胶供应仍严重不足，天然橡胶十分缺乏，只能从国外进口。面对我国天然橡胶十分紧缺，但橡胶工业、橡胶制品对国民经济发展又十分重要的现实，陈云主张将橡胶工业纳入国家重点管理、统一调配体系，把橡胶工业作为经济杠杆来确保市场平稳运行。他认为，橡胶是重要、必需的基础物资和国防工业重要原料，应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对橡胶工业和橡胶资源进行统一谋划、部署，保证橡胶的供需平衡，并采取有效管理，保障橡胶企业正常运转，以增加税收、活跃城乡经济、促进城乡商品流通、保持市场平稳。例如，在解决华东地区橡胶行业订货难题时，他提出橡胶工业“拟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的办法”，“将由中央贸易部做出大体计算，然后由各地具体分配”;[1]针对农村负担过重的情况，他认为可以对橡胶制品扩大货物征税，提高城市税收，减轻农村和农民负担;[2]在应对市场采取平稳措施时，他提出进口橡胶、向农村推销橡胶工业品的办法，“这对回笼货币的作用很大”[3]。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到来，橡胶工业及橡胶制品的供需日益困难，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橡胶资源需求，橡胶成为首要进口的物资之一。陈云提出易货贸易，从美国、东南亚等地区进口橡胶的办法。例如，古耕虞曾奉命到美国推销猪鬃，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橡胶等物资;[4]1950年对外贸易初步计划中，橡胶为拟进口的民用品大宗;[5]“橡胶进口困难……准备贴些外汇酌量买进”[6]。1951年7月，陈云在与薄一波、李富春给邓子恢、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说：“橡胶是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帝国主义国家已禁止橡胶输入我国，我们必须自种橡胶树来克服这个困难。”[7]这些都说明陈云对橡胶资源的重要性认识进一步提升，加强橡胶进口、保证橡胶储备，关系国家的资源安全。

这一期间我国橡胶的大量进口也与苏联有关。因二战结束后冷战兴起，西方国家收紧对苏联的橡胶出口，又因苏联自身不能产胶，斯大林便求助于中国。1950年11月，斯大林致信毛泽东，希望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8]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同意为苏联代购[9]。1951年5月，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后，中国进口橡胶更加艰难，于是，斯大林希望中国种植橡胶。[10]毛泽东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创办中苏合资股份公司开发橡胶的建议后，提出同苏联缔结关于橡胶种植的贷款和技术设备协定，中方保证用橡胶偿还贷款、向苏联提供年产胶量的50%以上且按优惠价格提供的建议。[11]这意味着毛泽东决定发展中国自己的橡胶种植，并“由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这项事业”[12]。

为此，陈云大量调研、反复研判，最终确定海南和大陆的云南、广东、广西、四川部分地区可种植橡胶树。其中，海南已有橡胶树且完全适合橡胶树的生长，发展天然橡胶大有可为。[13]但“海南岛是孤悬海外的，战时可能被敌人占领或隔断”[14]，所以需要在上述的大陆地区种植橡胶。由于地理环境及气候等因素，大陆的产胶量远低于海南，为了达到必需的年产量，“可用扩大布种面积的办法来补救”。陈云认为，“估计过去大陆上未大量种植橡胶树的原因，不是因为种不活，而是因为产量低。当时国内销路既小，又不能与南洋群岛的橡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目前国内外的条件变了，我们必须自种橡胶树”[15]。在橡胶种植方案确定后，陈云在1951年8月国务院政务院第100次会议上说，“橡胶老抓在人家手里总不好”[16]。

可见，陈云提出的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的计划，是建立在国内橡胶消费需求增长、为苏联代购橡胶艰难、橡胶进口又被禁止的国内外形势的研判上，是对天然橡胶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认识提升上的一种应对策略。也就是说，受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天然橡胶在此时已起到对外贸易战略平衡作用，陈云希望通过天然橡胶的大规模种植，从而提高天然橡胶产量，满足国内外需求，进而达到刺激消费、服务工业建设、增加出口外汇、巩固国防、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目的。所以，随着中国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建设的进一步推进，陈云对天然橡胶的认识逐渐深入，把天然橡胶从作为一种重要的、紧缺的工业基础物资和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提升为关系国家资源安全的一种重要战略资源，而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也成为促使天然橡胶种植在短时间内迅速大规模铺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充分调研，科学决策，制定方案，初步划定三大天然橡胶种植区

早在负责天然橡胶种植之前，陈云就领导中财委对天然橡胶的种植进行过初步调研。1950年8月，中财委牵头召开全国橡胶工业会议，决定必须实现橡胶的自给自足，计划在海南岛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公私合营企业，种植300万亩巴西橡胶树，在西北发展橡胶草，在云南、广西与四川尝试种植巴西橡胶树与印度橡胶树;还督促轻工业部、林垦部、农业部组成西南、西北两支调查队，对上述产胶植物在各地的种植可能性进行调查。[17]根据指示，9月，华南财委组织考察团对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植胶情况进行考察。[18]1951年初，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与苏联专家组考察广东胶园。5月，国家林业部又组织橡胶督导团、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赴海南、湛江考察;7月，云南省农林厅组织植物学家对野生产胶植物进行调查。[19]经过调研发现，海南岛及雷州半岛最南端徐闻县可种巴西橡胶树，该类胶树与新加坡、印尼同种，但由于雨量、温度等不同，海南岛的橡胶时每株只产胶2—3斤;粤桂南部、云南南部、重庆附近等四地曾成功试种过印度橡胶树（印度榕），每株割胶量一般比巴西种橡胶树低30%—40%;长江以南及西南各省发现有许多树可以产胶，但这些植株的单位产胶量更低，低于印度橡胶树。1951年6月，陈云将此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提出，从7月起将对上述几种橡胶植物进一步研究，制订试验和种植计划。[20]由此，基本确定我国橡胶产量虽较低，但存在橡胶园，初步具备大规模发展的可能性。

陈云对具体在哪里种植哪种橡胶树进行了拍板。1951年8月，全国橡胶工作会议召开，中南、西南、华东三区农林部及粤、桂、滇、川、闽五省农林厅负责人参加会议，对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的气候、雨量、地理环境作了全面分析。与会的云南代表把当地橄榄坝暹华橡胶园三叶橡胶树（印度橡胶树）的照片交给陈云过目。在会上，陈云明确指出：“我们不搞什么橡胶草，要搞三叶橡胶。云南农林厅办公室主任魏瑛同志带来汇报的照片就是这种三叶橡胶，我们就是要发展这种三叶橡胶。”[21]会议初步确定橡胶草只作为试验，集中力量发展天然橡胶树的方针。会议还向中央政务院提交了可行性报告。报告指出，海南岛在解放前有巴西橡胶树68万株、20万亩，已割胶树2.7万株，每株每年能割1公斤。海南岛气候更适宜大规模种植橡胶，应尽可能扩大面积。同时，也不能放弃开辟大陆地区如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橡胶种植。调研后发现，在广东广西两省，除广东东部沿海有台风风险外，北纬24°以南至沿海都可植胶，广东北纬22°、广西北纬23°以南可种巴西种橡胶树，广东北纬22°、广西北纬23°以北可种印度橡胶树;在云南省，北纬25°以南、东经102°以西，因有印度洋暖流，温度高，雨量足，可植胶。两广与云南相比较，前者北纬24°以南至海边有1000多万亩未开垦的丘陵地可用来植胶，不侵占粮食耕地，还可保持水土;后者是将来植胶的重要地区，但生存条件差，有恶性疟疾、瘴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在当前紧急条件下，“不若两广之可收急效”。[22]

为实现天然橡胶的迅速自给，中央政府最终在陈云等人的调研基础上形成了扩大天然橡胶树垦殖的详细方案。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决定从1952年至1957年以最大速度在大陆广东（海南除外）、广西、云南、福建、四川等5個省区共植胶770万亩（海南任务另定），其中，广东、广西于1954年完成种植400万亩巴西橡胶树的培植任务，另外100万亩印度橡胶树需于1957年前完成;四川、福建种植70万亩印度橡胶树;云南种植200万亩，至于以何种为主，由该省府根据情况提出意见后报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再定。这次会议还对开展橡胶垦殖工作的机构、干部、劳动力、管理人员、经费、垦殖地及科技人员组成、种苗获取等都作了相应规定。[23]会议明确提出，这项工作由陈云副总理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直接指挥。

就这样，在陈云的部署和主持下，结合现实条件、历史经验、实地调研和试点经验，最终采取重点在云南、华南等地推广，海南岛同步跟进，橡胶草只作为试验，只集中力量搞天然橡胶树[24]的方针，初步规划出华南、海南岛、云南三大天然橡胶生产区的雏形。

三、筹建专门管理机构，配备资金队伍，基本建成三大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为落实《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1951年9月，陈云奔赴广州，主持召开华南垦殖局筹建工作会议，提出尽快在华南建立橡胶生产基地，会议还研究了现有胶园的管理、种苗的采集、台风等灾害性天气的预防、胶园覆盖作物的种植等问题，决定组织机构、发展规划和科研工作等其他事项。[25]陈云明确要求天然橡胶生产“一要有，二要多，三要快”。为解决橡胶种苗问题，11月中旬，陈云又赴广州。当时获取种苗的唯一渠道是海南原有的少数老橡胶树，他建议橡胶母树结的种子一粒也不能丢，用作播种育苗。1952年11月，最终顺利完成70多万斤的种子收集任务。[26]在陈云的部署和推动下，1951年11月，华南垦殖局在广州成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下设海南、高雷、广西三个分局。1952年2月和4月，华南垦殖局分别召开垦殖会议，确定橡胶种植“先大陆后海南，先平原后丘陵，先机垦后人力”的工作方针，明确全年工作任务是采种128.16万斤，筹备育苗竹篮1.5亿个，开荒种胶420万亩;高雷地区为重点植胶区，开荒定植220万亩，海南和广西分别承担120万亩和80万亩。[27]

橡胶垦殖管理机构虽然建立了起来，但是橡胶种植地区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招不到工人，缺乏劳动力。为此，陈云和华南局向中央汇报，希望调动解放军部队执行橡胶垦殖任务。[28]1952年初，中央军委抽调两万多人的整建制部队组成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奔向湛江、海南、合浦垦区，垦荒植胶。广东东江纵队和海南琼崖纵队也奉命编入林业工程师来执行这一任务。[29]这一年，通过机垦和人垦，共开发了150多万亩的宜胶荒地，植胶80多万亩，组建了300多个橡胶农场。[30]

除了建立墾殖管理机构、组建垦殖队伍外，还需要组织科研力量。1951年8月，陈云在橡胶会议上建议橡胶种植应由南洋回来的橡胶工人、科学工作人员和地方干部三股力量结合来进行。[31]他在写给毛泽东的汇报中建议：“由中央林垦部、中央教育部会同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将各大学的森林系学生和教授适当地动员一部，去参加苗圃和选择荒地的工作。”[32]于是，华南垦殖局成立后，陈云告诉华南垦殖局：“中央农业部已商准中央教育部将中山、广西两大学的林业专修科改上橡胶课提前毕业（教育部另有命令）。动员全国橡胶专家来华南。”[33]包括北京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在内的专业人才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组成一支庞大的勘查大军，橡胶科研队伍不断扩大，为中国的橡胶事业提供了技术支撑。

至1953年春夏，华南垦殖局已拥有29个垦殖所、309个垦殖场、10个拖拉机站和1个机械修配厂，共有1000多名大学师生和数百名归国侨工、近2万名林业工程部队官兵和军转干部、7300余名地方干部、21万职工和25万名民工参加了橡胶垦殖工作，在高雷、合浦、海南地区种下胶树140多万亩，[34]为华南、海南橡胶基地的稳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云南橡胶种植也是在陈云的指示和华南垦殖局的帮助下逐步推广的。1951年8月全国橡胶会议结束后，云南省委省政府按照陈云的指示在云南发展印度橡胶，由省农林厅负责，先引种子、苗木试种，同时调查印度橡胶树的宜林地。云南垦殖局于1953年2月成立，同时接到5年植胶100万亩的任务，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调查，华南垦殖局也抽调570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充实到云南垦殖队伍。中央军委又抽调两万多解放军转业官兵，外加下放干部和湖南移民，先后汇集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垦区。[35]鉴于云南边疆民族的复杂情况，中央最终确定“积极准备，稳步发展”的云南橡胶垦殖的基本方针。5月，云南植胶工作转入小规模试种，云南垦殖局及分局等机构被撤销，改设云南特种林试验指导所及场。[36]1956年末，云南垦区开始大面积植胶，到1957年末建立9个橡胶农场。[37]

四、提出我国橡胶事业“稳步前进”发展方针和国营橡胶园多种方式经营的发展路径

在陈云的主持下，天然橡胶垦殖的管理部门和单位、科研队伍、职工队伍等基本完备。为保证橡胶垦殖的顺利进行和橡胶种植基地的建立，陈云对建设橡胶基地的费用、割胶后的收入等问题进行全面测算和预判。全国公营橡胶种植共940万亩，8年共需投资5万5千亿元。而割胶后的收入是可观的，“以每树割两市斤，每亩二十五株，一千万亩共收胶二十五万吨……几年之后，本钱就可收回”;即使橡胶价格下跌也赚钱，“如果每树割胶三市斤，则赚得更多了。只要能种活而又每株割两斤，则估计种胶不会失败而定能赚钱”;为确保获得较大收入，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产量低下等风险，则可以通过扩大橡胶布种面积来解决。陈云认为，天然橡胶从定植到出胶时间长，且其胶质好坏由多种因素决定，当前我国急需天然橡胶，所以在大陆不能采取小量试种，而只能采取大量布种、集中布种的方式。虽然这种迅速大量推广的方式有一定风险，但是垦殖一般都选在大片非耕地地区，“并不侵占现有的粮食耕地，即令将来出胶不旺，虽然花费了培植费，但也达到了造林的目的”。[38]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橡胶种植失误的风险降低。

陈云对天然橡胶园的经营管理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关于经营方式，他认为胶园建设要有公营园和私营园，胶园发展应多种方式、多种经营。他在一份报告中讲到，“但要在几年之内，垦殖七百万亩土地，则必须充分利用当地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私营方式将远多于公营或公私合营的胶园”[39]。关于胶园的规划，他认为橡胶产业应与城市商业网通盘规划，要考虑运输、交通便利、职工生产生活、商品供应等多种因素。1955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广东种植橡胶的地区曾发生商品供应不上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在开发新区的时候，没有把商业计划同时规划。[40]关于橡胶园发展其他经济作物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41]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要调整农业布局，海南岛等地的植胶也是这样，“在橡胶开割前也可在橡胶行间种些粮食”[42]。1957年3月，陈云视察华南垦区的粤西、海南等地，重申稳步发展我国橡胶事业的方针。在广东化州县建设农场沙埚队的胶园，他目睹了第一次割胶的历史时刻，他对在场的华南垦殖局局长李嘉人和粤西农垦局领导说：“要一胶二林，有林就有胶。农场要边整顿，边发展，稳步前进。”[43]他的这些主张，对当前的橡胶园产业化经营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橡胶垦殖时，苏联给予了支持和帮助。1952年9月，中苏签订《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胶、割胶、制胶及售与苏联橡胶的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全国年息的7000万卢布贷款用于橡胶种植，中国负责在10年内使橡胶生产达到20万吨。[44]1952年12月，中国与锡兰（今斯里兰卡）签订《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45]，使中国的橡胶进口得以缓解。鉴于橡胶进口困局的突破，以及为苏联代购橡胶压力也因其合成橡胶的研制成功而缓解，1953年5月，中苏重新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至此，我国天然橡胶发展完成了第一次大调整，天然橡胶种植进入“压缩种植面积，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扎实前进”的“大转弯”时期，中央将原定的800万亩开荒面积降至400万亩，植胶重点从华南转移到海南岛。[46]

对于20世纪50年代天然橡胶的大规模垦殖，陈云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说，考虑到橡胶种植的劳力、交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因素，要做充分准备，“两年半中要开垦如此大量的荒地是很困难的，尤其在人口较少的地区”[47]。他对这项工作也有过反思，“橡胶工作有两条主要教训：第一是要求太急，第二是对自己的具体条件认识不足，照搬外来经验”[48];“应该看到：我们历史上有一些事情， 决定得太快了。比如说，决定大量种橡胶树，这件事情我有很大责任。那时斯大林来电报说要赶快搞，至少要20万吨。苏联专家派来了，要机器也有，好，就种吧。种了以后，有许多种不活。我们的雷州半岛和南洋群岛不同，种的方法也不同，不能把所有好坏的种籽都拿来种，需要选种。下籽以后，15到20年才能看出产量多大。而我们一下就要求‘多快好省，那是太急了。这是一个教训”[49]。虽然苏联提供的技术援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李森科主义影响，在确定橡胶品种、育种、土壤改良等方面中国确实走了很多弯路。[50]1951至1955年期间，橡胶种植面积仅为开荒面积的62.52%，大量开荒的土地没有种植橡胶。[51]

总之，陈云作为20世纪50年代我国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的负责人和主持者，在他的部署和主持下，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橡胶禁区”理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在北纬18°—24°范围内大面积成功种植天然橡胶的国家，而且还组建了天然橡胶垦殖的机构与队伍，培养了天然橡胶科技人才，积累了天然橡胶生产经营的若干经验，初步形成了广东、海南、云南三大橡胶生产基地的雏形，为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巩固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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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慧系北京物资学院讲师、上海唯实文化研究所特聘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尤丽娟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办公室秘书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