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口述抗战故事(四)正面战场上的热血与无奈

2020-12-28 02:08
今古传奇·人物版 2020年12期
关键词:战车

中央军是听命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本质上讲,只是控制了中央政权的地方军阀,与桂系、粤系、晋系、滇系、西北军、东北军等地方军阀武装相区别。

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下,全国同胞同仇敌忾。但由于指挥失当,加上中央军内部派系斗争、权力倾轧,致使中央军常常做出无谓的牺牲,甚为可惜。就连国军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五虎上将”中的“虎将”卫立煌也不得不叹息:“像现在国民党这样腐败,灭亡在即。延安的作风,必能统一中国!”

张治中回忆淞沪会战:三次接到停攻命令,贻误了最佳战机

张治中的抗日准备做得非常早。据他亲述:

1932年“一·二八”的闸北夜袭,我们淞沪抗日的战幕正式揭开。这时,十九路军驻守上海,首先举起抗日之旗。战争之幕揭开。但是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

蒋介石是2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说:“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说:“很好。”马上关照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

我于2月16日上午9时从南京出发,当天到达南翔,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3月3日下午,正值我259旅517团与敌在娄塘苦战时,接到命令撤到陸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之线,构筑工事。我驻在常熟县东南的东塘墅大约一个月,中外人士络绎于途,或来慰劳,或来访问。而在慰问者中,使我感怀不已的,是过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在黄埔我们都尊称她廖师母),她特来我军驻地,慰问之余,慷慨赋诗: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在这以前,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她曾寄给我一封信,送来女褂子一件,要我转达黄埔学生的将领,并附一诗如下: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老充满了爱国热情、民族义愤,真令人敬佩不已!

到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淞沪抗日战役告一段落,就是这样收场,实不胜感慨沉痛之至!第5军在这次战役中,计官长阵亡83名,受伤242名,失踪26名;士兵阵亡1533名,受伤2897名,失踪599名。合计5380名。第十九路军和第5军各立了一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但在1937年南京失陷后就被日军毁坏了。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军事长官,并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的名义做掩护,统筹新成立的京沪抗日秘密指挥部。由于保密措施做得好,一直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前夕,没人知道这个机构究竟是干什么的,“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机构,竟是日后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台”。张治中自述:

我当时兼顾中央军校的校务,并时有向政府请示工作,需要来往于南京、上海间。政府为此曾给我指定一节专用车厢,随时挂在任何一次客车上。这个时期,我成为京沪路上来去匆匆的忙人。

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到1936年期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6年9月23日夜,日方借故出动全部海军陆战队,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洲公墓一带布设岗哨,派队巡逻,大有挑衅的企图。日军频繁地举行各种演习,且派送舰队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各港口,测量水位,积极图谋进犯。当时的中日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当时认为形势严重,不能不做进一步准备。即将第36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第87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一带;原在南京附近的第88师推进至江阴、无锡;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当时南京国民党内主张用军事解决西安事变的占多数,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少数人之一。在调兵遣将的“讨逆”计划之下,原驻在京沪区的第36师、第88师被调走。这时对日军的戒备兵力,只有一个第87师了。第88师在8个月后才调回。第36师到“八一三”战起才调回。这对淞沪作战的准备,是一个顿挫。

“七七事变”以前,我正在青岛养病,忽闻卢沟桥战事已起,即于第二天拒绝医生的劝告,径返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

1937年8月9日,日军官大山勇夫在虹桥飞机场与我守军冲突被杀,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11日,敌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有即在淞沪登陆发动战事的企图。这时,我京沪区在苏州、常熟、无锡一带的驻军,仅第87师、第88师及炮兵第8团、炮兵第10团、警察总队1总队、独立第20旅的一个团。我立即命令第87、88两师,做输送前进的准备。11日下午9时,我接到南京统帅部的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

我是8月11日夜半离开苏州,12日晨进驻上海的。清早,上海居民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都是抗日将士,惊喜交加,都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这是由于我们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能够于一夜工夫,便进入了上海预定阵地。

这时,我决定攻击部队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的攻击准备。此时,我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我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回电还是“不得进攻”。因此,原定13日拂晓的攻击,不得不停止。

我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据说,上海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作战,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这个建议文件,大概是11日发、12日到达外交部的,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我不得进攻。我未见着正式电文,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无从确断。

我们的进攻,因此延到14日午后3时才开始。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抗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在8月14日。这样耽搁了两天,却给敌人一个从容部署的机会。

从8月14日起到22日止,是我军对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猛烈攻击的时期。敌自我军开始行动后,就在虹口、杨树浦两大根据地,利用其炮舰火力的掩护固守,等候他们国内的援军到来。8月14日上午,我空军开始向黄浦江敌舰轰炸。我军于下午3时下达总攻击命令。下午4时,我们的炮兵开始集中射击,步兵勇猛攻击前进,到日没时止,多有进展。突然又接到上级命令:“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于是攻击又因此停止。

在日援军登陆以前,我认为对虹口、杨树浦的攻击尤为必要。17日拂晓,我奉令继续开始全线总攻击。我在这天上午8时许到前线视察,经第88师炮兵阵地到第87师,所见官兵士气高涨,不怕牺牲的精神,都极可嘉。从正午12时到下午4时,我在万国体育场附近督战,枪炮声密集,战斗激烈。我又看见我国空军也很敏捷勇敢。敌人高射炮发如连珠,弹飞如雨,胜于民间过年晚上放爆竹。

18日,我又接到暂停进攻的命令。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三次停攻命令。这时,敌人整天在其飞机掩护下,到处以小部队向我反攻。我们司令部到前方的电话线路,也常被敌谍破坏。

从9月11日起,淞沪抗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攻势转为守势。

杜聿明回忆南京战役:一个战士在被击损的战车里埋伏、狙擊敌人,未等到被嘉奖就牺牲了

1937年,杜聿明任国民党陆军装甲兵团团长。据他口述:

1937年11月9日,上海抗日阵地全线崩溃后,我军仅有的机械化部队——陆军装甲兵团,共有战车、搜索车、战车防御炮三个营,也奉令向湖南湘潭撤退;同时,这三个营在上海参战的一部,已经撤回南京。当时决定搜索营、战防炮营沿京(南京)赣(南昌)公路撤退,战车营搭上火车向长沙输送。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于这一战略撤退事先毫无计划,沿公路走的车辆没有油料,沿铁路走的战车没有平车装载,这些部队一直就在南京方山营房待命。等到敌人迫近时,才弄一点油料,将汽车开走;战车则是将客车篷车拆毁后才装上车的。

在待命期间,有一天(大概是11月20日左右)晚上10点钟前后,何应钦忽然找我去说:“现在决定唐生智守南京,委员长(蒋介石)要将德国战车全部留在南京抗战。”

我说:“德国战车虽然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战车,可是有枪无炮,威力不大;而且为数只有15辆,在南京河流错综的江湖地带作战,性能也不适宜。不如留下英国的水陆两用战车和炮战车,有枪有炮,又可以水陆两用,适宜于南京附近作战。必要时还可以横渡长江,开往江北。”

何应钦说:“你不要想撤退江北,委员长说要死守南京,应照命令将德国战车留下。”

我见这种情况,不敢再说,但心中总是百思莫解,为什么蒋介石、何应钦都不根据战车的性能使用,而一定要留德国战车在南京抗战呢?被断送的战车连陆军装甲兵团自12月4日开出最后一批车辆撤离南京后,即与留在南京抗战的第一连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我想这一连战车一定全被消灭。但是战车是如何使用又如何被消灭的,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直到20日以后,才有该连自南京陆续逃回来的官兵报告经过。

原来自战车连向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报到后,对于如何配合步兵作战没有得到明确指示;等到12月5日,忽然奉长官部的命令开往汤山附近协同某军(我记不清是哪一军)作战。该连当日到达汤山附近即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次日清晨参加战斗,以后数日继续在京(南京)汤(汤山)公路及光(光华门)方(方山)公路一带先后配合好几个部队与日军作战。在方山附近战斗中,三辆战车被日军击毁,遗弃在公路上,12月12日,中华门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溃退,战车无人指挥,找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无人负责。战车连长见上自卫戍长官部下至各军师情况均极混乱,即自动撤到下关,准备找船舶渡江。到下关后,见仅有几艘小火轮皆被第36师控制(据宋希濂讲实际上是被卫戍司令长官部控制),只找到四只木拖船将战车装上,又向第36师的一个营长借到一只小火轮;正在拖着木船过江之际,突然又有一只小火轮追来,不准这只小火轮运送战车渡江。双方经过激烈争执,因小火轮上第36师的官兵较多,强行将绳索砍断。载运战车的木船既无舵又无桨,不能掌握方向,只有听任江水冲击,顺流而下。有的木船在沙滩上搁浅,有的一直冲到江阴附近,官兵才只身脱险逃回。这一连战车就是这样毫无意义地断送了。

保卫南京战役,虽然战前既无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以致全军覆没,丧失了抗日部队的元气。可是其间也有一些中国人民的忠勇儿子,激于爱国义愤,做出可歌可泣的英勇举动。如上述被击毁的三辆战车中,一辆战车上的两个战士中的一个(记不起姓名)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我说,当他的战车被敌人打坏时,排长怕死,不支援救护他的战车就往后跑,他俩看到敌人的轻快部队已跟踪追来,想到继续在坏车上打必被敌人活捉,下车逃命又感到耻辱,就“决心与战车共存亡,埋伏在战车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敌人第一线部队来清扫战场,搜查战车,贸然长驱直入,向南京前进。这两个战士一直隐藏到下午4时前后,看见敌人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计议这是狙击敌人的最好机会。“他妈的,老子一个换你几十个!”

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滚落倒地的有几十人。可是敌人也非常顽强,立刻散开,不断地向战车发起攻击。但好几次皆未得逞,因为这一大队敌人仅有步兵武器,没有平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车。

就这样战斗到黄昏以后,敌人仍无办法。这时两个战士商定,丢掉战车乘夜撤退。他俩离开战车不远,敌人突然以机枪迫击炮轰击,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他自己摆脱敌人逃回。

当这个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湘潭向我报告以上的情况时,我只在口头上称赞了他的英勇杀敌行为,一直到1939年11月15日日军为截断我西南通海防的交通线,由钦州防城登陆,深入南宁,12月30日我军在昆仑关歼灭敌人中村正雄所部将近一个旅团之后,在缴获的文件《皇风万里》这本小册子内,发现日军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这时我才知道这两个战士才是真正的勇士。我急忙再找这个战士时,才知道他已在昆仑关战役中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牺牲了。

谢晋元指挥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坚守阵地四天四夜,退入公共租界仍不屈服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进入尾声。10月26日,中国守军被迫转移。攻占上海城区后的日军,先推倒了孙中山的塑像,随后到处悬挂太阳旗,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唯独没有了中国的旗帜。

10月27日清晨,一伙日军沿着苏州河一路搜索前进。下午2时,当日军大部队接近四行仓库时,突然枪炮声大响。原本以为中国守军已经撤走的日军顿时陷入混乱,留下80多具尸体后仓皇退去。那一天,上海市民十分激动,因为四行仓库里还留守着一支军队。

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政府即向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呼吁制止日本侵略。国联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与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的会议,调解中日冲突。会议原定于1937年10月30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在上海无论如何要有一支部队能够守到那个时候。10月26日,刚刚升任524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88师师长孙元良命令他死守上海最后的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

位于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因为高大坚固,并且紧临公共租界,易守难攻,被选为留守部队最后的阵地。26日深夜,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带着400多名战士,退守四行仓库。

10月28日是“八百壮士”(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号称有800人)坚守四行仓库的第三天。这天深夜,中国女童子军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向四行仓库守军献送国旗。据她回忆:

到了晚上,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大国旗紧紧地缠在身上,我再罩上制服……我卧倒在地上,爬过马路。我急跳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枪炮声大作。我以为我被敌人或是警戒兵发现了,忙伏在路旁的工事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我头上飞舞。原来是敌人又向四行仓库进攻哩!

不久,枪炮声沉寂下去,我又开始慢慢爬,终于到了东侧的楼下。谢晋元团长、杨瑞符营长早有消息,知道我要来献旗,他们都在等候我。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他立刻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谢团长带我参观各处,窗口和各种工事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麻袋黄豆或麦子堆成,十分坚固。负伤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热泪长流,坚决要留下来替他们服务。但是谢团长硬把我送出门口,将我推出去。他喊:“冲过马路,跳下河!”

我猛冲过去,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我知道敌军发现了我。这时已是白天了,我深潜水中,游至对面公共租界登岸。抬头一看,苏州河畔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国旗招手欢呼。

10月29日,谢晋元给孙元良写了一封信:

元良师长钧鉴:

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绝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27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在80人以上。昨(28)晨6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務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

职谢晋元上

29日午前10时

于四行仓库

10月31日凌晨1时,团长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了坚守四天四夜的阵地,退入公共租界。至此,上海守军全部撤走。为什么一会儿要孤军死守,一会儿又要孤军撤退呢?谢晋元在一次谈话中说得很明白:

我等困守闸北四行仓库凡四日夜,击退敌军六次进攻。弹药的消耗不及1/10,至于给养,虽坚守三年亦无绝粮之虞。

我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达成抗战神圣的目的,复兴中华民族,为千秋万世基业计,虽牺牲千万人之生命,亦无所悔恨!似此四百余之我等孤军,实沧海之一粟耳,何惜牺牲!且我等已有充分之弹药与给养,准备重创敌人,作光荣的战死!“借租界的庇护以保生命”,我等绝未作此想。

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公共租界)之安全,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者。

虽然身陷孤军营,可官兵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为了改善官兵的生活,谢晋元带领战士们开办了许多小工厂,有织袜子的、做毛巾的、做肥皂的。当时,他们制作的毛巾上都写着“上海四行孤军生产工业社出品”。孤军的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那些毛巾有的卖到了香港,香港人拿着都舍不得用,用来作纪念。

1938年8月13日,孤军营升国旗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周年,该举动引起租界不满,他们害怕日军以此为借口损害自己的利益,最后,租界里的英国军队要求把国旗降下来。

谢晋元说:“弟兄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有种没有?”大伙儿回答:“有!”战士们为了保卫这面国旗进行着殊死的抗争,最后,租界工部局使出了催泪瓦斯弹,无以为抗的战士们被打退了,国旗被迫降下,108位战士受伤。

上海市民听到这个消息,连日抗议罢市,后经民众团体交涉,工部局被迫让步,允许今后纪念日可挂国旗,但旗杆被截去一节。

被监禁的时间在无限期延长,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又连连失利,有时基本的军饷都供应不上。那段时间,谢晋元常常失眠,但他依然艰苦地坚持着。他在日记中无比伤感地写道:

余竭尽心血,对内对外之艰苦支持,已至力竭声嘶。使余有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之痛,当余追忆几年来经过时,不禁流泪,诚以几年来之惨痛生活,何以用言语形容。

1940年3月,汪精卫向谢晋元诱降,谢晋元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他说:“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绝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谢晋元和往常一样率领官兵早操,但这天突然有四个士兵迟到了。一个叫杨养正的士兵回忆:“谢晋元团长看他们来了,就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他们在那儿站着不动。当时我们谢晋元团长就这点儿错,他本人自己去搜他们的身。”谁都没有想到,这四个沉默不语的士兵竟然是叛徒,他们突然拔出预先藏好的匕首行刺。毫无防备的谢晋元身中数刀,流血不止,下午6时悲壮长逝。那一年,他36岁。四个凶手当场被擒,后交代是被汪伪政府收买。

谢晋元遇刺后,孤军营里的士气越来越低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不再是安全岛,上海全部沦陷,孤军沦为日军的战俘。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称“八百壮士”的壮举为“民族革命典型”,将其与后来的平型关战役、台儿庄会战相提并论,并亲笔写下了“八百壮士中国革命典型”的题词。蒋介石于1941年4月28日发出通电:“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

宋希濂: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常常不尊重指挥系统,有时甚至直接指挥到师、旅、团等单位

1938年5月10日前后,荣誉第一师师长宋希濂在湖南浏阳司令部接到何应钦的一个紧急电报,叫他马上到武汉。据他回忆:

上午10点左右,我到军事委员会会见何应钦,他对我说:“现在调你去接任71军军长的职务。这个部队的人事你是熟悉的,指挥上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说:“那我今天就回湖南去交代,然后再到71军去接任。”

何应钦说:“现在豫东战况紧张,71军正由洛阳向豫东运输,委员长已于昨晚乘车去郑州,临行时嘱我转告你,叫你赶到郑州去见他。你不要回湖南去了。”

这样,我很快赶到郑州,见了蒋介石,他对我说:“现在有一股敌军已由濮县附近渡过黄河,企图南下截断陇海路,包围我徐州附近的部队,你的队伍先在兰封一带集结,现在兰封的106师也暂归你指挥,将来与归德的薛总司令所指挥的部队夹击这股敌军,你到前方要告诉各级军官,我们的兵力较敌军有绝对优势,大家要努力打好这一仗。”随后他又补充说:“这一仗关系很大,大家一定要奋勇战斗,如有不听指挥或畏缩不前者,就应严加惩办。”

我除表示照他的指示去努力外,又问:“我的部队归谁指挥?”

蒋介石想了一下说:“暂归我直接指挥。你到兰封后,随时来电话报告,我将在郑州暂住一个时期。”

那时71军本来是属于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第一战区长官部也设在郑州,论理我军应该归程潜指挥,但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常常不尊重指挥系统,有时甚至直接指挥到师、旅、团等单位。

我到兰封后的第二天,乘马到城内去看第106师师长沈克。正谈话间,忽然来了十几架敌机,我们想出城到乡下去已来不及,城内又无防空设备,弄得不知所措。一刹那间,敌机便开始狂轰滥炸,我和沈克所在的房子周围落了好几个炸弹,室内玻璃全都震毁了,瓦砾和碎土不断地打落到我们的身上。当时我和他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只好听其摆布。敌机滥炸一阵后飞走了,我们在惊悸之余,不约而同地说:“险哉,险哉!”据事后调查,106师被炸死炸伤的官兵达300多人。当时城内居民已不多,也被炸毙了20多人,房屋被炸毁者达十之七八。牲口被炸死不少,我的马也被炸毙了。我就在敌机的轰炸和战况紧张的情况下,在战场上接任军长。

我到兰封后的第三天晚上,蔣介石在电话里命我到考城去和第20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联系。翌日上午,我乘一辆卡车带着必要的人员前往考城。不料走到半途,被一架敌机发现,敌机老在我们的上空盘旋,我判断这家伙不怀好意,急命停车,人员疏散到路旁麦田里隐蔽。果然敌机很快就俯冲下来,向汽车附近扫射了一阵,但没有扔炸弹,我们并无伤亡。11点左右,我们到了考城南面的一个村庄——商震司令部所在地。商震那时的任务是负责广阔的河防线,兵力分得很散,处处薄弱,既不能在河岸阻止敌军渡河,也不能很快集中相当兵力来打击和迟延敌军的行动。

我在商震那里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他司令部直属的一个骑兵部队在考城东面巡逻警戒时,发现敌军的一辆小汽车,他们将车子击毁,打死了司机和一个日本军官,在那军官身上获得一份14师团的作战计划及部队编组情形的材料。这个日本军官的职务是个少佐主计(即军需官)。从这份材料里,才知道敌军的番号、兵力和指挥官姓名——土肥原。他的任务是截断陇海路,阻止国民党军队东进增援,并相机歼灭在兰封一带的国民党军队。

我们在归途中提心吊胆,既要防备敌机的袭击,更要注意东面的敌情。黄昏时回到兰封,当即向蒋介石报告赴考城会晤商震的经过及所获得的情报。蒋介石说:“桂永清率46师,还有邱清泉带了一个战车营和搜索装甲车一连,即可到达兰封。你等他们到达后,率所部向北面的红庙(在兰封、考城间)附近集结,然后向敌军的侧背攻击。”

第二天上午我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说明了战场的一般情况,并研究作战计划。这天下午,桂永清、邱清泉等先后到了兰封。蒋介石来电话,要我于黄昏时率87师向红庙方面移动。我问88师(欠264旅)是否一道去,蒋介石说:“88师留在兰封,暂归桂永清指挥。”我听了心里不乐意,知道这是桂永清捣的鬼,但蒋介石的语气是命令式的,我只好忍受着而已。

5月14日,敌军陷菏泽后,主力分成几个纵队南进;迄20日,窜集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寨及其附近地区。蒋介石令前线所有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围攻土肥原师团。

我们这次在兰封作战,这一带的居民几乎逃散一空,地方行政人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因此使我们的补给、运输、伤病兵的遣送事项都遇到严重的困难。22日晚上,我彻夜未睡,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事项的处理上,伤透了脑筋。23日,我两军继续向当面之敌攻击,敌军因兵力不够,收缩防线,自动地放弃了一些村庄。

桂永清和邱清泉是蒋介石的嫡系部下,平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这次,他们两人联袂来到兰封时,仍然和过去一样,神气活现。当我向他们介绍当面的敌情和友军情况时,他们还没有等我的话说完,便满不在乎地说:“这点敌人算得了什么!看我们来打它个落花流水。”他们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神气,实在令人作呕。我当时以讽刺的口吻笑着对他们说:“很好,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

大约是5月21日或22日,桂永清派了46师的一部分步兵由兰封向东搜索前进,邱清泉也派了几辆装甲搜索车和一些战车同去。他们进到离开兰封不到10华里的地方,正好遇着敌军步骑兵100多人。这股敌军的任务是向兰封方面搜索情况的,没有想到我方有战车、装甲车,便掉头后退了几里,占领阵地抵抗,随后又调来了战车防御炮,桂永清、邱清泉两部便不敢前进了。但是桂永清、邱清泉却利用敌军稍微后退这件事,大肆吹嘘,向郑州、向武汉、向友军,宣传他们的什么“兰封大捷”,真是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

薛岳给予桂永清军的任务,是要他率部东进攻击敌军,同时必须保持兰封这个重要据点,以利于东路部队西进攻击,但桂部没有任何进展。到23日,桂军便全线崩溃了。溃退的队伍潮水般向西逃窜,邱清泉的那些战车当然逃跑得更快,一口气就逃到罗王车站以西去了。桂永清知道自己的部队是控制不住了,如果丢了兰封,他的责任很大,便匆匆地写了一个纸条给88师师长龙慕韩,命令他率所部固守兰封。

龙慕韩招架不住敌军的攻击,他这时也无法向任何人请示,便自行决定退出兰封城,率部转到西南方向去了。就这样,敌军于23日下午攻陷兰封。

薛岳得到桂永清军失守兰封的消息,非常气愤。桂永清则把兰封失守的责任推诿于龙慕韩,结果,龙慕韩被判处死刑,后来在武汉被枪毙。桂永清在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袒护下,仅仅以撤销第27军军长的职务了事。

敌军窜陷兰封后,在郑州的蒋介石、程潜等大为惊恐,恐其长驱西进,直取开封、郑州,将使全局陷于极端混乱,乃急调在西安至潼关一带的胡宗南军团赶运到开封,同时程潜亦率必要人员到开封设立指挥所。

26日拂晓,两师同时开始攻击,到黄昏时,终于打破了几个缺口,遂在城墙上和敌军展开激战,敌军一再反击,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但均被我击退。

鏖战竟日,双方都感到疲倦,所以到晚上9时后,战况渐趋沉寂。我方连夜调配力量,准备明日拂晓继续攻击。不料到27日凌晨3点左右,兰封城垣枪声大作,手榴弹的爆炸声尤为猛烈,据报说是敌军向我反扑,我严命各据点务必坚守,并嘱各团适当增加兵力,经过约两个小时的紧张战斗,随后便只有稀稀落落的枪声了,时天已微明,才发觉敌军已向西北方向逃窜。87师某团首先发觉,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追击,打着了敌军的后尾,击毙敌军10余名,缴获步枪轻机枪10多支及军马10多匹。他们送了我一匹军马,以后我在军中经常乘骑,把它叫作“土肥原”。

71军克复兰封的当天,64军也在同一天克复罗王车站,我两军正准备各派一部分兵力协助攻击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之敌,不意到29日,东面情况发生严重变化。薛岳原留第8军在归德附近,竭力阻滞由鲁西南下的敌军西进,但军长黄杰并未执行薛岳赋予的任务,当敌军先头部队刚刚接近归德,他便率部撤走了。事后,薛岳向军委会报告,指责黄杰不服从命令、擅自率部放弃归德,但黄杰同样在蒋介石、何应钦的袒护下,以革职了事。

6月6日,守备开封的部队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下退出开封。6月7日,敌军步骑兵千余人附战车10多辆到达中牟附近,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形势岌岌可危。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情况紧急时,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在花园口决堤,造成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的泛滥,以阻止敌军西进。这一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长官部派驻在郑州附近的新编第8师和一个工兵营执行挖掘和爆破的任务,于6月9日决堤。黄河决堤后,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广大土地,受灾人口达10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更难以计数。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进行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时,国民党政府不是团结全民族的力量,也没有动员广大群众,激励士气民心,来抵抗和消灭侵略者,而是在其丧失广大国土、节节败退之际,异想天开,企图借河水来救命。这充分说明国民党政府是根本不顾广大人民的生存利益的。

郝梦龄:“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

1930年中原大战后,郝梦龄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当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郝梦龄率部与红军激战,一直深为同室操戈痛苦。他在驻守安徽霍邱时,曾跟红军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就是互不打扰,“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没意思”。郝梦龄厌恶了内战,请求解甲归田,被蒋介石认为是不忠。于是,他被调往贵阳、遵义等地,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1937年5月,郝梦龄再度请辞,仍未获准,随即又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1937年7月行至重庆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打响,郝梦龄立即请缨北上抗日。他曾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收到报告后,国民政府并没有批准。后来,郝梦龄再次上书请缨,当局看他报国心切,加之华北前线吃紧,才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

郝梦龄出发前,已下定决心以死报国。经过武汉时,他回家看望家人,悄悄给子女写了一封遗书:“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与子女告別时,他对几个孩子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如果国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这时,他又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急电,率部星夜赶往山西忻口前线。

郝梦龄的女儿郝慧英后来回忆:“在忻口决一死战,是父亲在连年内战、对外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压抑太久后的一次总爆发。”

自10月12日起,敌人以飞机、大炮、坦克发起猛攻十数次,由于郝梦龄和他的部下抱定牺牲决心,坚决阻击,敌人终不得逞。至15日夜,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曾亲临阵地嘉勉,并增加七个旅交郝梦龄指挥,由正面向敌人袭击,左右翼同时出击策应,期收夹击之效。夜2时,郝梦龄亲临前线,挥兵前进,突袭敌阵,连克数山头。迄5时,天已微明,他恐天明后我新阵地受敌飞机、大炮、坦克的火力威胁而不能巩固(当时前线制空权属于敌人),不如乘胜追击,将残敌歼灭于俄顷,以期决战决胜。遂继续挥兵奋进,敌势纷乱,乃以机枪榴弹掩护后退,此时郝梦龄已快到散兵线之前,距敌200余米,身中敌机枪弹数枚倒卧,犹挥兵前进,待特务连士兵抢上前去,救护出阵,已魂归天上,光荣殉国。

参加了忻口战役的郝梦龄部下连长秦福臻回忆说:

我团旋即开到忻口,又以轻装强行军向原平镇前进,支援在那里与日寇血战的晋军姜玉贞旅,中途即知原平已失守,姜旅长在力战中光荣殉国,全旅官兵无一还者。我团遂即折回忻口,进入山上阵地,与日寇坂垣师团接战。敌方空中及地面上的火力均占绝对优势,我团战况十分激烈,团长立即组织一个百余人自告奋勇的奋斗队(牛坤山为队长),向敌方某高地发动奇袭,数十分钟就夺取一个山头……

当我从战场上被背回裹伤所时,正听到郝将军在所前的阵地对我团归来的剩余士兵百余人讲话。他以气壮山河的悲壮语调说道:“我们这100多人编成一个连。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一个阵地,现在我们剩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刻枪毙他。”将军接着又大声补问一句:“你们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士兵以雷鸣般的声音齐声答道:“誓死坚守阵地!”

将军这一壮举,深深感动人心,40余年过去我仍印象犹新,终生也不会磨灭……两军在忻口对峙月余,日寇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乃一再增兵向我阵地猛扑,郝将军始终亲临前线应战。独立第5旅邓旅长阵亡。将军委李团长为代旅长,当日亦战死。翌日战斗特别激烈,郝梦龄将军遂亦光荣殉国,同日殉国者尚有刘家麒师长。”

自日寇侵华以来,以军长亲赴前线,身先士卒,英勇血战,牺牲之烈,成仁之勇,使敌军丧胆者,郝梦龄为第一人。毛泽东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给了郝梦龄很高的评价。

裴昌会回忆忻口会战:“在我们第二战区国共两党的军队,不仅在忻口共洒一腔血,以后的几年中也一直合作得很好”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裴昌会任第9军副军长兼第47师师长,在湖北驻扎。8月初,他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的河北涿县白沟河地区,协同第30军作战。据裴昌会回忆:

当时由津入侵华北平原的日军装备精良,我们固守阵地很困难,苦战一周,即转移至保定城关,继续移至元氏县城及其以西高地,逐次抗拒日军南进。之后,奉调晋北归建,经平阳关、太原、忻县,参加忻口南怀化防御战。

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七七事变后,日酋曾扬言三个月内要中国当局屈膝。关东军和入侵山西,分两路自大同和平型关会师雁门关,向忻口袭来,企图一举攻陷太原。面对敌人的进攻,我方及时组织了忻口会战,阻击敌人。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率部自河北赶来晋北前线,并担任前敌总指挥。

八路军为了配合忻口会战,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由陕北开往山西抗日前线(按照国共合作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国共双方在忻口地区的部队协力指向进攻忻口的日军。

忻口会战是从1937年10月13日揭开战斗序幕的。日军集中兵力,利用大炮、坦克、飞机立体战的优势,向忻口阵地猛攻。我们中央兵团第9军及配属部队首当其冲。敌机从晋北代县阳明堡机场分批飞来,从早到晚轮番轰炸助战。第9军装备差,又缺乏防空训练和武器,战斗十分艰苦。我率领的第47师,由于沿途军民南撤拥塞阻挡,又担负掩护老百姓安全撤退的任务,当部队赶到忻口县城时,忻口守军已西撤,我即率部掩护第9军直属及配属部队向忻县以南地区转移。

到忻县时,据第54师参谋长孔繁瀛汇报前线战况:10月15日下午,双方为争夺忻口以北之南怀化及其迤南的204制高点,日军三易酋首。在这一场战斗中,中央兵团将士伤亡7000多人。郝梦龄军长、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壮烈殉国,第21师师长李仙洲胸部负伤。在忻口前线部队正与日军酣战的同时,娘子关阵地也被日军突破,晋东晋北同时告急。

忻口会战开始后,八路军积极协同忻口正面部队作战。林彪的第115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南移,与刘伯承的第129师会合,夹击自平型关西进之敌。贺龙的第120师活动于朔县、神池、宁武至忻口地带,向日军侧背猛烈袭击,斩断其补给线。10月18日,第120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烧毁日军输送粮、弹汽车500余辆,并收复了雁门关。在23天的战斗中,八路军将代县、平型关、灵丘、广灵至张家口和崞县、雁门关至大同的交通要道完全破坏,并肃清了这两条主要交通线上的敌人。这不仅给日军补给造成极大困难,也振奋了前线我军的士气。

在此同时,八路军总部还令第129师摧毁了代县西南阳明堡敌人的临时机场。该师所属第385旅第769团团长陈锡联率第3营于10月19日夜间奇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24架,击毙敌人数百,夺获一批航空器材。第3营营长赵宗德勇猛地进袭敌踞堡壘,壮烈牺牲。后来卫立煌在太原见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时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补给线都截断,并摧毁了阳明堡机场,对我们忻口作战部队帮了大忙,我代表在山西的全体将士向八路军表示衷心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经过国共两党军队的阵地阻击和敌后猛袭的配合打击,日军伤亡惨重,前进缓慢。在当时敌人全面进攻的情势下,国共两党的部队都能服从统一安排,协同作战。

忻口会战后,我们第9军向太原以南转进,先到中条山,后经王屋山到太行山,长期驻豫北济源一带,同八路军配合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1942年。1938年春天,我们第二战区的各个师都指派了一部分营团级军官到晋北五台县附近八路军驻地学习游击战术。第129师386旅旅长陈赓的部队在中条山区坚持敌后斗争,条件十分艰苦。有时派到敌后的小分队到我们防区,要求作短暂休整,我们都热情接待;缺粮食、弹药我们都予以调整补给。他们行动敏捷,搜集情报及时准确,我们经常互相交换情报。

回忆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在我们第二战区国共两党的军队,不仅在忻口共洒一腔血,以后的几年中也一直合作得很好,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郑洞国回忆昆仑关战役:为夺回昆仑关,军队先后六次发起猛攻

193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后,敌人占领武汉,切断粤汉、平汉南北铁路和公路交通线,接着又占领了广州,控制华南沿海海岸线,对外联络线亦被切断。重庆统帅部根据敌人在南海地区频繁调动军队,判断敌人有切断我华南国际交通线、实行封锁政策、直接威胁重庆之企图,遂命第5军在界首演习完毕后,各回原防,进行战备,待命行动。

1939年11月15日,敌军在我国南海北部湾钦州龙门港登陆后,进占钦州、防城,于11月24日沿邕钦公路北犯,侵占南宁。国民党军第5军奉命协同友军对侵犯南宁的日军作战,担负昆仑关攻坚战的主攻任务。第5军直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兼)、新编第22师(师长谭道源)。据郑洞国回忆:

第5军奉命派第200师第600团,由广西全州用汽车输送向南宁前进,阻止敌人北犯,掩护我军主力集中。11月24日,该团在团长邵一之的指挥下,到达南宁城郊二塘,与敌第5师团第21旅团第21和42联队遭遇,展开了血战。敌人在飞机和优势的炮火掩护下,对我第600团进行猛击。我军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把敌人击退,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进入夜晚,战场双方进入停战状态。

26日拂晓,敌人向第600团阵地迂回,包围我军,切断退路,邵团长命令各营坚守阵地,他亲自指挥步兵第一连向敌迂回部队反击。邵团长身中两弹,仍继续指挥部队,向敌猛击,敌我双方正处于激烈的肉搏战中,邵团长坚持指挥作战,不肯退下战场,不幸又中第三颗子弹,壮烈殉国。副团长文模、团附吴其升和全团官兵知悉团长牺牲了,悲愤异常,士气更加高昂,誓为团长报仇,继续顽强战斗,打退敌迂回包围部队,并夺回团长遗体。这时团附吴其升牺牲,副团长文模亦负伤,由第一营营长代团长职务,利用夜间逐步撤回思陇附近归还建制。敌人跟后前进,12月4日进占昆仑关地区。第5军各师从衡山、东安、全州向迁江、宾阳清水河和红水河间之邹圩、石陵圩地区集结待命。

各师集中完毕后,12月16日,军长杜聿明在迁江附近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介绍了昆仑关的形势:敌军在邕武路占领高峰隘南地区,邕宾路占领昆仑关至九塘间高地,日夜修筑工事。昆仑关是西南国际交通上控制着邕宾公路的扼要雄关,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南宁外围的重要据点,敌军以重兵扼守。杜聿明说,这次战役胜负,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一定要抱“不成功必成仁”的决心,歼灭日军,收复失地,以慰革命先烈在天之灵。

会上,大家一致举手宣誓一定完成这次攻坚任务。宣布散会时已进入黄昏,各乘车返回部队。各部队接战斗任务后,按指定的路线利用夜行军进入准备位置。

12月18日凌晨,我军重炮兵团和师的山炮兵营,集中炮兵的火力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进行炮击。双方进行炮战,在远射程的重炮火力压迫下,敌炮兵中断向我射击。随即我第一线攻击部队第200师、荣誉第一师发动攻击,在战车和轻重武器的火力掩护下,向敌阵地运动。敌机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企图空袭我步兵,但遭到我军高射炮火猛烈射击,不敢低飞。荣誉第一师官兵久经战阵,作战机智勇敢,该师第1团在团长吴啸亚的指挥下,先把仙女山敌人击退,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利用夜袭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第200师第598团在团长高吉人的指挥下,攻占653、600高地。该师第599团在团长柳树人的指挥下,在战车掩护下沿公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昆仑关。荣誉第一师第2团在团长汪波指挥下,占领了罗塘高地。

19日午后,敌大批飞机出动掩护反攻,昆仑关口被敌人夺去。我军占领各据点,反复争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新编第22师右翼迂回支队,占领了五塘、六塘。后来五塘又被敌反攻夺去,我军坚守六塘,阻敌增援,收效很大。左翼迂回支队亦将七塘、八塘占领,切断敌后退路。增援八塘的敌人,在八塘附近被我军包围,打了一昼夜,敌死伤极众,残部攀山越嶺,向南逃窜,几十辆汽车被我军炮火烧成了灰。我右翼支队占领六塘后,日军台湾混成旅团由南宁向五塘增援,反攻六塘。师长邱清泉命令刘建章团死守六塘,邓军林团、熊笑三团将主力埋伏公路两侧高地,仅留小部队于五塘至六塘之间,引敌深入,且战且退,当日下午4时,熊笑三团一部与敌援军激战。入晚敌坦克车、装甲车向六塘街道推进,邱清泉亲率主力向敌反击,命令工兵部队破坏公路和桥梁。战斗激烈,敌坦克车被我军战车防御炮击中两辆,邱师各团四处猛击,敌军大乱,纷纷向公路南侧高地溃逃,敌遗弃卡车、坦克车、装甲车,多被我军炮火打毁。这时,杜聿明为加紧在战术上围歼昆仑关敌人,命令荣誉第一师派一个加强步兵团从右翼包围九塘。

郑洞国得命令后,立刻派该师第3团在郑庭笈指挥下,利用夜行军从右翼高地袭击九塘阵地。该团占领九塘西侧高地,是下午4时左右,郑庭笈用望远镜观察九塘敌阵地,发现九塘公路边的大草坪里有敌军官集合讲话,遂命令第1营在高地上占领阵地,命令迫击炮连、重机关枪连集中炮火向敌猛击,瞬间,迫击炮打中了目标,敌军军官纷纷向九塘逃窜。收复昆仑关后,在缴获日军的日记中有记载:“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在九塘被中国军队炮火击毙。”随后,昆仑关第二次被我军收复,但不久又被敌军夺去。

昆仑关两得两失之后,杜聿明同各师师长研究,变更原来作战方针,采用要塞式攻击法,将各据点分配给第一线师各团负责,同时攻击,逐次攻克,缩小包围圈。军部参谋长黄翔下达命令将新编第22师主力调为主攻部队的总预备队。留少数兵力在五塘、六塘扰敌后方,荣誉第一师第3团承担主攻据点的战斗任务。这时,敌人最困难的是饮水和弹药、粮食、医药补给问题,他们不得不用飞机空投,有些却投入我军的阵地里。

第200师、荣誉第一师调整攻击部署,12月25日荣誉第一师第2团在团长汪波的指挥下,再次攻克罗塘南高地。郑洞国命令汪波团继续向老毛岭、441高地进攻,在441高地进行了反复争夺,最后将敌人全部歼灭。第200师第598团在团长高吉人的指挥下,两次攻克同兴堡敌据点阵地,第600团在刘少峰团长指挥下,攻克600高地,该师伤亡很大。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保关口的敌坚固据点,杜聿明命令郑洞国派第200师第3团归戴安澜师长指挥,于28日晚对界首展开攻击。该团士气旺盛,对界首进行强攻,伤亡很大,多次组织爆破手用手榴弹从敌据点枪口投入,均失败。入夜12时,敌我仍在对峙中,该团九个步兵连,有七个连长伤亡,郑庭笈身边的司号长李均也中弹阵亡。

杜聿明要郑庭笈不顾一切代价,一定要攻克界首阵地。29日早晨,军部重炮兵开始对界首阵地猛击,在三小时的激战中,界首阵地被我军攻克。昆仑关各据点均被我主攻部队各师占领,界首阵地移交新编22师派兵接替,第3团归还建制。30日,新编第22师邓军林团第三次收复了昆仑关。

戴安澜:“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必死守同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勃勃,继续向南太平洋推进,直接威胁到了中国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

中国入缅远征军由第5军、第6军、第66军三个军共10个师组成,其中,戴安澜部200师于1942年3月2日出国,9000多名官兵身着新军装,乘着军用卡车,军威凛凛地进入缅甸,先后自北而南,深入腊戌、平满纳、同古(又译作东瓜)等军事要地,接替英军防务。戴安澜行前曾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必死守同古。”

这时,日军已从毛淡棉入缅,进占仰光,逼近地处仰光与曼德勒之间的同古。守住同古,对抑制日军北进继而侵入中国大后方云南,至关重要。

在同古火车站,200师与日军第55师团遭遇,中国远征军打响了入缅作战的第一枪。

日军第55师团擅长山地作战,从仰光沿公路北进。戴安澜派军部摩托化骑兵团和598团急行军到皮尤河,接替英军布防,并在皮尤河大桥下装好炸药。3月19日,敌步兵见英军撤防,驱摩托车队飞速驶向大桥。我军即引爆炸药,大桥塌陷,敌军乱作一团。我军埋伏部队枪炮齐放,伏击战打得十分漂亮。200师首战大获全胜。英缅军官十分感激200师的成功掩护,竖起大拇指赞道:“你们打得好!”

皮尤河序战大挫长久以来长驱直入的日军的锐气,但这仅是大战的前奏。戴安澜在部署战局时也考虑到自己的身后事,3月22日,他给妻子王荷馨和姻亲寄绝命书,上书:“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

从3月24日起,日军第55师团先后6次进攻同古,但都被200师击退。其中有一次,敌骑兵绕道袭击200师指挥部,戴安澜与诸参谋官佐都拔出手枪应战,将敌军击退。敌又迂回偷袭城北的克容冈机场,那里仅有一个工兵团警戒,而且正在破坏铁路。留守的一个营对付不了强敌,致失守。紧接着敌军从三面包抄过来,形势危急。戴安澜召集各级军官开会,当众宣布了如下命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为确保与外界联系,主力撤往城东作战;城内留598团团长郑庭笈率3个步兵团坚持。27日,敌军出动3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同古阵地。接着双方短兵相接,200师固守阵地。敌军黔驴技穷,竟于28日放糜烂性毒气;我军已有准备,阵地岿然不动。敌军伪装成英缅军及缅甸土著,驱赶暗藏弹药的牛车,企图混进城去,也为我军识破,歼灭之。28日深夜12时,敌迂回再次偷袭200师师部。师部特务连伤亡惨重,求援电讯中断,形势异常危急。戴安澜派缅甸土著持他的亲笔信,越过火线向598团告急。郑庭笈率部出击,我军内外夹攻,使用戴安澜制定的“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战术,把日军赶了出去。

28日、29日,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调新编22师及游击队攻击城北的南阳车站,牵制进攻同古的日軍。戴安澜师的压力减轻。29日,戴安澜接杜聿明命令,200师撤离。

30日拂晓前,戴安澜指挥全师,有条不紊地渡过色当河,然后炸毁大桥,撤出同古阵地,转移到安全地带——叶达西。

戴安澜来到叶达西时,在他的掩护下平安撤离的英缅军第1师随军记者禾恕人、白德思立即前来采访他。他们终于目睹这位中国军人的风采:戴安澜身穿一套黄色军用衫衣、短裤,身挎武装带,别了一支勃朗宁手枪,显得更加魁梧。他光着头,面庞因硝烟与饥饿而显得苍黄,但一双眼睛仍是神采奕奕。在两位记者的再三要求下,他用安徽方言简略讲述了同古保卫战始末。

“戴将军,我们收听日本军方电台,他们说同古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以来最艰难的战斗之一。你能否告诉我们,贵军三面受围,一面是色当河,你是怎样指挥弟兄们平安撤出同古平原的?”

戴安澜浅浅一笑。在旁的郑庭笈插话说:“师长的战术原则是出敌不意。因为我们苦守同古一旬多,敌人哪会知道我们突然走了。同时,中国军队是草鞋兵,跑步没有大声啊,渡河时也不用脱鞋……”戴安澜听着,扑哧一笑:“天兵啦!”两位英国记者低头一看,见戴安澜果然也赤脚穿了双草鞋,于是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同古保卫战是一个成功的固守防御战例,戴安澜师创下了孤军深入下缅,勇敢地同4倍于己的日军作战,歼敌5000余人的战绩,震动日本军部。敌军司令官饭田祥三郎中将惊呼:“同古之战,敌军抵抗既极顽强,又善夜战和阻击,使我军遭到了重大损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更认为“同古一役为(日俄战争)旅顺攻城以来未有之苦战”。

同古保卫战结束后,200师集结休整时,戴安澜给他居留在昆明的4个子女戴复东、戴藩篱、戴靖东、戴澄东发电报说:“自到缅甸以来,因路途遥远,电台联络困难,许久未能发报……苦战了12天,在3月29日突围,现在完全到达了,望你们勿念。”接着笔调一转:“祖母的健康,靖儿的病况,望你们来信告诉我。你们的母亲,想必在全州,我已另有电告她,我想她一定也是很好的。篱儿要皮鞋,不成问题,现在还在打仗,无市场可买,稍迟再买回来给你们。”但是,父亲承诺给女儿的这双皮鞋始终没能买成。

卫立煌:“像现在国民党这样腐败,灭亡在即。延安的作风,必能统一中国”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由于统帅部的失策及其他原因,在缅甸境内遭到惨败,退守怒江東岸,形成敌我对峙状态。滇缅公路的交通从此中断,中国西南半壁河山处于敌人的严重威胁下。当时虽有《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和中英军事同盟,却于危机无补。蒋介石乃转向美国与史迪威进行协商,计划反攻滇西,打通中印公路。

1943年4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初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陈诚到任不久,对蒋介石嫡系军官的指挥颇感掣肘,遇事头痛,遂辞去职务回重庆养病。蒋介石再次召卫立煌赴渝(卫立煌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因其执行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甚力,不合蒋介石的初衷,被调任西安行营主任。1942年春,蒋介石派专机接卫立煌由西安赴渝,要他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卫立煌因在洛阳时赴前线视察,马惊坠落,震伤脑部,不能就任,在成都疗养一年始愈),坚持要他继任陈诚的职务。

卫立煌不同意蒋介石暗示杜聿明等监视滇军将领龙云行动的办法。他常常说,中国抗日如不能把全国全民团结起来,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卫立煌到昆明后,首先与龙云接洽,建立团结的关系,解除龙云的疑团,取得他多方谅解。龙云应允对卫立煌支援接济。

远征军反攻的后期,攻克腾冲、龙陵、松山等主要城镇。腾冲是以第20集团军所指挥的第53军和第54军全力攻克的。

7月初旬,先以预备第2师、第116师进攻城垣。敌人以城西南来凤山周围坚固阵地为掩护。第116师首先攻下来凤山,敌人退守城内。第116师尾随敌后登城,由西南角攻入城内。预备第2师由西北角登城亦进入城内。敌人利用街道墙垣及群众房屋,顽强抵抗,进行巷战,我军伤亡很重。第53军和第54军两军战线,由腾冲城东门至西门,连成一线。但城内北部多系果园和空地,地势平坦,属于第54军的战斗范围。城内东南部是大街小巷,房屋毗连,房屋高大,墙垣坚厚,炸弹和炮弹均难摧毁。这些敌人坚固据点均划归第53军战斗地区内,每攻取一墙或一个院落,非先用炸药将墙垣房屋炸倒不能前进。敌人最后据守东门里路南一个大院,拒不投降,战斗甚为激烈,由开始攻击到8月上旬,我军伤亡颇重。

到8月下旬,日机时来投送弹药和给养。23日午后,敌战斗机九架,保护运输机三架到腾冲上空投掷弹药,被我军预先查知。我方飞机按预定计划,起飞战斗机15架,包围敌机,在空中鏖战,击落敌机一架,其余敌机且战且逃,我机追到缅甸边境芒市大河左近,将大部分敌机击落,我机亦有损伤。这是在围攻腾冲一役中最大的一次空战。

直到9月14日,我军才将腾冲敌人尽数歼灭,腾冲城宣告收复。腾冲城的收复,一尺墙、一间房、一个院落都是用官兵的汗和生命换来的。

腾冲城攻下以后,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霍揆彰忌恨第53军的功绩,捏造情报,准备解散第53军,竟直接报告蒋介石,大意如下:“查第53军军长周福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副师长刘润川、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均系东北军张学良的余孽,腾冲作战不力,应予撤职查办,组织军法会审。所遗各部队分拨各军补充空额,以充实力。”蒋介石接此电后,转令“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遵照办理具报”。卫立煌接到此令,即质问霍揆彰:“收复腾冲城,打的是胜仗,第53军的战斗要报,每天前进若干米,歼灭敌人若干名,缴获敌战利品若干件,都是你第二十集团军总部报告长官部的。现在你呈报第53军作战不力,如果属实的话,那是你战斗要报报错了,你应受军法处理。”霍揆彰无言以对。卫立煌又以长途电话向蒋介石说明此事,蒋介石说:“无其事,就算了吧!你不要告诉第53军。”霍揆彰因此无颜再留,就悄悄溜到昆明养病去了。

卫立煌一面将第53军调归第11集团军指挥,一面整理第54军,并向蒋介石呈请,说明抗战团结大义,现在滇西反攻尚未完全成功,霍揆彰这种做法,是破坏团结,有利于敌;同时第53军副军长遗缺,保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升任,遗师长缺以该师副师长刘润川升任。

日军经过腾冲、松山、龙陵惨败后,第56师团、第33师团、第18师团、第2师团因伤亡惨重,国内又无力增援,企图从缅甸东北部,退归越南固守。这个情报为中国远征军长官部所侦知,遂命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率第53军、第71军的主力、第2军的一部以及第200师主力展开总攻击。于11月12日和12月1日,先后攻克芒市、遮放。继以左翼第71军、第1军的一部和第200师向畹町攻击;右翼第53军第116师向芒友攻击,第130师经过大小陇川向猛卯攻击。于1945年1月20日左右,各部队先后攻占畹町、芒友、猛卯(以上各地点均在芒市大河北岸)。21日,第116师渡河攻占木遮;第130师渡河攻占道坎,将敌人在中印公路上的归路截断,又沿中印公路向西扩大战果。1月22日,与驻印军的新编第1军的先头部队取得联络。至此,中印公路上所有日军被扫荡尽净,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1月27日,远征军大会师于畹町、芒友、木遮之间,当时参加的部队,有第2军、第53军、第71军、第200师、驻印军的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以及美英法联络军官、将领。卫立煌阅兵后向官兵训话,宣告滇西反攻胜利。

总结九个多月的战果,日军第18师团、第56师团,全部被我军歼灭;第2师团、第33师团也损失大半,残余部队逃往越南边境。中国远征军方面,伤亡人数亦达4万多人。

远征军胜利后,举国欢腾。蒋介石忌贤妒能,开始撤销远征军,调卫立煌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空衔)。同时另行成立四个方面军,将远征军所属蒋介石的嫡系各部队,大部分调拨几个方面军指挥;一部分归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带领入越南,留第52军在云南归杜聿明指挥。第53军军部和第116师驻昆明附近的禄丰,第130师驻昆明附近的安宁县。卫立煌接到命令后,移住昆明城内翠湖东路二号,于短期内结束远征军的一切军务,并将其交代清楚。

卫立煌不久后出国考察军事和政治。出国前,他对王理寰(第53军130师师长)说:“为将之道,必须待人以诚,甘苦与共,上下一心,军队才能克敌制胜。像现在国民党这样腐败,灭亡在即。延安的作风,必能统一中国!”★

(责编/陈小婷、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陈毓婧 来源/《将领讲述:中央军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中国传奇2010之我的抗战》节目组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一版;《中国榜样丛书:民族脊梁》,杨如风主编,九州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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