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茧自缚与突围挑战
——也谈“征文体”诗歌

范剑鸣

“征文体”是诗人们对诗歌发展负极走向的一种指认，也是诗人们对社会流行文化的一种警觉。“征文体”之所以能引发社会热议，源于两个层面的触觉反馈：一个是征文活动，一个是征文成体。征文活动日益频繁，成为诗歌传播和写作竞技的重要平台，诗歌在这个空间粉墨登台，究竟是社会适应性的体现，还是实用性的尝试？圈内的不少诗人们一时难以辨析，观之五味杂陈。

当然，“征文体”更多的是对“征文成体”的指认和责疑。征文活动由来已久，在纸媒时代就已然发生，但直到自媒体时代的今天才成为一个热议话题，是由于“征文体”确实有网络助力的成分。众所周知，现在诗歌传播已了无边界，了解征文信息、揣摩主办意图、模仿获奖诗作，已成为便捷之事，自然有一部分“聪明”诗人看出这条捷径。

“征文体”作为一个诗坛新词，我是今年参加一次活动时偶尔听诗人周簌提起。最初入耳不免在脑子里短暂逗留了一下，稍加思索觉得这个新词能够成立，似乎有明确的指向，我能理解这个词的所指和能指。其实前几年我与同城诗人圻子偶也谈及，圻子告诉我网上有人议论，某某参赛获奖作品是模仿胡弦的《寻墨记》，我为此觉得不少诗人还真是挺聪明的。但那时还没发明“征文体”这个词。

我理解的“征文体”，或者说人们所诟病的“征文体”，是指写作者过于热衷征文活动，甚至为了求名逐利不惜勉力而上，在对征文主题不完全有把握的情况下，在对主办地人文内涵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匆匆提枪上阵。同时，在知识准备充分之后所交的应景之作，并非出于对征文素材的深入涵养，甚至违背艺术最起码的创造性要求，只是揣摩历来获奖作品中获得灵感，获得修辞体系的营养，甚至不惜在结构和造句上照搬照套，从而形成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里的作品。

已故诗人陈超1988年就在《生命的意味与声音》作出判断，“诗歌由哲理的思辨，社会批判的激情，由装饰性意象组合的聪明进入的状态，已经渐次衰弱，而转入了对个体生命的深层把握。”显然，几十年之后如果仍然自喜于“征文体”写作，仍然没有进入这个艺术自觉，诗歌的道路不会长远。“诗的责任不唯在美的唤醒、情的唤醒，更重要深刻相关的现实即生存以及对生命整体状态的无限深掘”（陈超），从这个意义推导，不但是征文体，就是征文活动本身，对艺术发展而言也是背道而驰。

当然，如此定义的“征文体”作品，也并非是征文诗歌的全部。但既然为诗人们警觉和指认，是由于它确实存在，而且是大量存在。在获奖名单和获奖作品网络媒体公开之后，会有好事者仔细辨析，并进行概括和归类。这不一定是出于“酸葡萄”的心理，甚至评委自己也心知肚明。全国诗歌征文活动，评委名单可能日益趋同，其实评委对诗歌的理解各有不同，但主办方的要求必须考虑，那种尽量展示当地人文特色的作品理当首选。出于传播地方性知识的需要，内容展示强于思想性和艺术性，通俗的修辞和流行的范式摆在第一位。

征文活动本无可非议，这是地方发展或群众文化的需要，何况也为诗歌提供了露脸的机会。再说，征文活动也不尽是地方性的和主题性的，也有全国性的、纯文学类的诗歌节活动。不论是何种征文，“征文体”都只是一部分人的聪明，是一部分人的作茧自缚。诗歌成体，是历史上自然出现的流变。作为文体建设意义上的“体”，在历史上也有褒有贬。比如写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追求词藻靡丽的宫体诗，比如写儿女私情和女人生理的“花间体”，当然也有杨万里的“诚斋体”，但这是对个性特征的概述。但凡谓之体，都是类型化文学的案例。在小说和散文中，类型化也往往是贬义。陈超指出，“建立大一统的诗歌音律、章法，在今天只能成为患有艺术怀旧病的人无望的梦想。”为此，“征文体”除了功利上的考虑，很难说是艺术追求的正道。

其实，一个诗人成长的道路上，或多或少都写过征文，都写过应景应酬之作。《滕王阁序》虽是应景，却显示了天才，当然王勃的滕王阁诗也未必算是杰作。诗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诗歌与其它文体也是各擅胜场，诗歌的竞技在世俗层面不值得耿耿于怀，但在艺术圣殿里却值得持久深耕细作。除了一部分聪明人，“征文体”大多并非诗人内心的追求。

诗人不必隐讳参加过诗歌征集甚至导致惨败。征文作为写作道路上的一种训练，我也曾经有过，有时平常所作刚好符合要求，投稿之后反而收获大奖，有时精心炮制却换来冷宫。我觉得作为训练的征文，如果不走“征文体”的套路，而专注于艺术自觉，即使不获奖同样对自己有所助益。我一直认为，优秀的诗人无论是什么题材都能拿得起来。为此，在征文诗歌中也能读到眼见一亮之作。他们正是从“征文体”突围而来，在征文挑战中脱颖而出。

而作为诗人，从征文参赛中积累艺术判断，也会是成长路上的收获。当然，警惕形式对内容的反制，警惕“征文体”对艺术成长的一种伤害，这是原创意识必要的要求。“征文体”作者如果获奖之后自视聪明，不思艺术的挑战和突破，就会陷入真正的作茧自缚，除非作者没有真正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