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再思考❋
——《西方文论视野中的英美文学经典》后记

张跃军

眼前的这部名为《西方文论视野中的英美文学经典》的书稿，记录了笔者自从1991年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以来，对英美文学孜孜矻矻、夙寐以求的心路历程，见证了笔者整整三十年来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困惑与迷茫、思考与收获。在不断前行的同时，把曾经的所思所想整理出来，希望透过冷静的反思，下一阶段的路程走得更加平顺、行稳致远。

顾名思义，《西方文论视野中的英美文学经典》兼顾英美文学与批评理论两个方面，把英美文学经典置于西方文论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兴盛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模式早已式微，而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文化批评，似乎也失去了“原本如此”的先验特权，沦为明日黄花。理论转向以来方兴未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色理论，仿佛成了诠释文学作品的必然选择，以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或答辩中，如果没有贯通的理论，能否通过都不好说。人人皆称理论先行不足取，但“存在即合理”，作为长期教授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师，笔者认为对理论既不能盲从，更不能无视；理论是解读文本的利器，理论的加入有利于在形式分析之外，多维度、多层次地审视文本的丰富蕴涵。在感受论、经验论作为不言自明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漫长岁月之后，各领风骚若干年、几乎无死角覆盖的缤纷理论让其提质升级，以更宽阔的视野、更深刻的洞见，让感受和经验与时俱进，进入新的境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感受论和经验论如同中医，能依赖行之有效的经验解决问题，但受限于直感，难以理性诠释，进入不了现代科学的体系；而理论化的解读则避免了这种尴尬，在现代科学的体系化模式下畅行无碍，成为学者所遵从的通行模式。文学理论或源于元理论，无不基于大量的文本阅读实践，归纳整理出适用于文本阅读与批评的理论，并再次经过文本的验证；有了理论的武装，学者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充分挖掘文本的潜力，把原本遮蔽的文字“机密”、作家心迹一一去蔽、解密。文本与理论构成了一枚钱币的两面，它们良性互动，相互成全：理论性阅读挖掘作品隐而不彰的内涵，凸显其丰富性与独特性；文本则为理论引导下的阅读提供“实验”的温床，并验证理论的普适力与解释力。

传统的文学阅读强调积淀和学养，中西皆然。中国文人要熟读《诗经》以降的各种文学经典，看似不重理论，实际上对理论的借重是深入骨髓的；理论是以圣贤书的名义，悄然进入文人的阅读书单。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一体化的阅读实践，其实就是理论先行、理论并行，理论内在于阅读行为自身；文史哲不分家、相互打通的中国学术传统，理论已然内化于其中，不计形式和学派，构成了文学阅读的“阐释的循环”。当然，今天名之为文史哲的人文学科，在早期中国学术史中是不存在的，而以经史子集取而代之，后者不成其为学科，因为学科概念的出现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孔孟老庄等先贤的思想覆盖了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诸多当今学科，正如西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也难以用时下的学科来分类。在恩格斯看来是需要巨人且产生了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达·芬奇等的成就，也非今日的学科所能规范的。这些巨人的思想和著述视野广博，跨越、超越今日的学科分类；另外，学科是现代概念，学科建制是现代实践的产物，以当下的学科藩篱去规范这些先哲和贤者，只会不伦不类，且不符合逻辑。

另一方面，如今风头无两的理论，原本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底色和应有之义，是文本-理论有机体的一部分，不能从文本中剥离开来；不像今日这样机械地分离文本与理论，从而使理论借机喧宾夺主，登堂入室。理论作为学科建制，是理论转向以来的事，是20世纪上半叶的后期才渐成气候的。况且，理论是个笼统的概念，还可细分的。例如，元理论（meta-theory）即理论的理论，玩的是自说自话、自我指涉的游戏，如同国际时装展上引导时装潮流的那些前卫作品，让人眼花缭乱，普通人未必能穿得出去，却引入思考，令人向往；与之对应，元理论催生的实用理论，宜于从事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奉行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该哲学金句曾被广泛误读！）的信条，注重实际效用，立足于指导文学作品的赏析。就文学作品而言，似乎不同的文类各有与之契合的阅读理论：为理论博出一方天地、大出风头的“新批评”，因为《理解诗歌》的洛阳纸贵而占领大学讲堂，并进而在学术批评领域站稳脚跟；作者受到鼓舞，顺势连续推出《理解小说》和《理解戏剧》，前者的市场反应尚好，后者则仿佛强弩之末，风光不再了。审美疲劳或许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在于，任何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从事文学批评，宜准确把握作品特征，并选择适合的理论来“解剖麻雀”。这种说法显得机械和冷冰冰，文学批评实际上是灵动的和温暖的，而所谓的理论性阅读，其要诀是著盐于水，使理论的僵硬和呆滞化于无形；读者感受到的，是鲜活的文字表现和深刻的主题刻画，作品贵在具有质感，且洋溢着人文关怀，否则，了无生机的分析便如华兹华斯所言，剖析无异于谋杀（murdertodissect）。

应该说，这种对于理论的理解是“正常”的和“常规”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多数学者会自觉地秉承这种理念。笔者亦如是，研读理论，长期浸淫于其中并深受裨益，并在日常教学与研究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习惯成自然地进行理论化的考察。在指导研究生的业务学习时，一方面加强他们对英美文学经典作品的美感和文学性的认知，一方面培养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并不奢求他们对理论有多么深刻的把握，但至少要系统性地了解批评理论，熟悉其中一种或数种，并能够用于作品阅读。这一过程是重要的学术训练，是研究生专业素质培养的必要环节。

拙著涉及理论繁多，不一而足，这里不再列举。“理论”（theories） 或“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不唯文学理论，也包括文化理论，故“文论”可视为“文学与文化理论”（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本书的主体部分正是该模式的产物，即试图以理论的视角观照文学作品，同时力图避免隔靴搔痒和自说自话式的“两张皮”现象，而是尽力使理论与作品水乳交融，合二为一。事实上，理论与批评（theory and criticism）早已一体化，难分彼此。除了利用理论进行“实用批评”或“实际批评”之外，笔者还尝试针对理论的探讨，无论是对于赛义德“理论的旅行”及其成因的分析，还是作为附录的对两位美国当代知名学者的访谈，皆是这方面的尝试。此外，作为一名外语学者，日常工作不可能绕过翻译，即使不是从事翻译研究的专业人士。翻译行为源远流长，形式多样，成果丰硕，而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学，却十分年轻，纵使它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以实用主义的拿来主义姿态，借鉴兄弟学科的理论资源为其所用，因而在短期内建立了结构繁复、众声喧哗的理论体系，并产生了诸多引入关注的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建设与翻译实践均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笔者对于翻译研究是相对超然的，不纠缠主义，因此无论是1998年发表的《艾米莉·狄金森在中国的译介》，还是去年的《诗歌翻译新模式——读〈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均是关注翻译行为自身。笔者以为，文学作品的赏析，首先是透过构成其存在的文字，体察文字的表述方式，通过文字的“体温”和姿态，探究其独特的存在。而翻译大概是体察文字之美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形式。无论是当代英国诗人萨瑟兰的诗歌《虐待疗法》，还是两篇英文访谈，抑或是书中不时出现的作为讨论对象的文本，笔者多是自己动手翻译，并视之为业务工作的份内之事。这绝非不认同既有译文，而是涉及翻译观、译文风格是否契合等问题。除非是遇到坊间公认的译本，考虑到读者对于译文的熟悉程度，为了降低其阅读难度，增加舒适度，也会加以引用。

读者诸君想必已明察，拙著以英美诗歌研究为主，兼及其他。这说明笔者学术视野有待拓展，不过以些微的自知之明，笔者认为能把英美诗歌弄明白点，已大不易！就英美诗歌而言，本书又以现代诗歌为主，并旁及当代诗歌。究其原因，窃以为当代作品距离太近，审视的距离不足（无关乎所谓“距离产生美”），当下风头甚劲的作家也许很快便湮没无闻；而早期作品则因其距离过于遥远而难以把握，至少对于未经专门学术训练的人来说，古英语便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至于文类，诗歌之外还有小说和散文（文学理论涵盖散文的范畴），其共同特征则是经典性。经典的英文单词“classical”兼具“古典”之义，暗含时间的因素，说明经典作品需要经受时间的淘洗和众多评论家的臧否，依然可以存留下来。本著探讨的作家作品均系当之无愧的经典，无论是华兹华斯、迪金森，还是庞德、威廉斯、默温、休斯；作为本书论及的唯一当代作家和学者萨瑟兰，他的地位尚需时间的考验，但笔者认为他的作品应该可以存活下来；涉及到的理论家也均有经典性即典律的品性。对经典作家作品的分析，有利于强化其经典性，同时由于该经典性，可以有力地验证适用理论的力量和普适性。

关于中国的话题不仅出现于3篇文章的标题中，更是本书的一个无时不在的知识背景和参照对象。随着年轮渐增，笔者发现自己对与中国传统有所关联的话题具有特别的情感，究其原因，一是文化身份所在的传统使然，再就是可能归结于近二十年前的某次谈话，当时，一位学界朋友自英回国探亲，和笔者分享了在英期间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经历。朋友首先选定驾轻就熟的解构主义文论方面的题目，一切准备停当，即将开题时，却纠结起来；反复权衡之后还是决定遵从初心，于是，朋友选择调动诸多中西理论，研究一个很小众的中国宗教，朋友觉得这是可以让自己身心系之、安身立命的课题。虽然诚如钱钟书所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但我们每人皆先验地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决定你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的紧箍咒，无论你何时何地作何选择，都难以逃脱其无远弗界的操控。

裘小龙在序中引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著名观点，把拙著置于英美文学传统之中：虽然收录于此的文字跨越二十余年，其关切不外乎英美文学与文化的传统。任何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区别在于视野的宽狭，在笔者则是围绕英美现代诗歌，文类上兼及小说和文论，时间上兼顾当代和早期。重点探讨的是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它们犹如片片珍珠，串起了一幅英美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史，透过对所选诗人的考察，或可一斑窥豹，对现当代英美诗歌产生进一步的认识。裘小龙谬赞本书收录的文章“像是一本英语诗歌史的不同篇章”，拙著倒是希望达到如此效果：以相对松散的结构，以代表性经典诗人为个案，勾勒出一幅现当代英美诗歌的图景。关于理论，笔者不专务理论，本书除了《赛义德“理论的旅行”及其成因》，并无专门的理论文章，但笔者理解理论的极端重要性，笔者对理论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对两位著名学者的访谈涉及理论颇多，当时设计问题时的一个考虑，是鉴于理论热的现状，这些话题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这一点在文章发表得到了证实。此外，访谈中的问题，除了回应国内学界的关切，也体现了笔者本人一直以来的研究兴趣；如此一来，访谈便与前面的作家作品研究形成了某种呼应，构成了同样话题的不同角度的言说。很高兴这些安排和思考得到了裘小龙和程朝翔的认可，坚定了笔者以后沿着既定路线走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学术之路崎岖艰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太多，在此只能挂一漏万。区鉷作为笔者的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一直关注笔者的发展，坚定地支持笔者的工作；他博雅睿智、宽厚通达的儒者风范，是笔者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榜样。感谢笔者两度赴美研修时的合作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Charles Altieri和宾夕法尼亚大学Charles Bernstein，他们风格迥异，相同的是对学术的孜孜以求和深刻洞察。Bernstein作为著名的语言诗人和诗歌批评家，直接交往并不多，甚至可能少于与他的朋友和同事、文学批评家Michael Rabate的交流，本书也收录了笔者对他的一篇访谈。

感谢裘小龙和程朝翔慨然应允作序。虽久闻他们的大名，笔者与两位先生的直接交往却颇为有限。出自裘小龙的艾略特和英美意象派诗歌翻译，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读研时就曾拜读过；这么多年来，不时通过各种渠道读到他的文字，和关于他的故事，但总是缘铿一面，这大概与他多年来一直在美工作与生活有关吧。直到裘小龙前年年底到广西大学讲学，笔者和他首次谋面，立刻便感受到他的热情，以及作为一位英美文学研究学者、翻译家和作家，其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和睿智见解。这两年笔者请裘小龙讲学、与他在一些学术活动场合相见，更多的是在微信这种新媒体上，拜读他丰富的创作与研究成果。程朝翔作为资深学者，曾担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多年，其在学术界的繁忙与活跃是可以想见的，而笔者生性“怕官”、不喜凑热闹，所以尽管和他多次在学术会议上碰面，一般只是打声招呼而已。即使在2007年年底北大外语院举办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有限（印象中只是邀请了国内当时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单位英美文学方向的负责人参与），我们的交流也不多。直到笔者2018年来到广西民族大学，当年年底广西外国文学研究会召开年会，笔者邀请程朝翔莅临会议做大会报告，并顺道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学，他爽快地答应了。2019年广西翻译协会在柳州开年会，笔者受托邀请外国文学领域的区外知名学者做大会发言，笔者一下子就想到程朝翔，他再次爽快地答应。程朝翔为人谦和，让人如沐春风，而且笔者觉得他具有老一辈学者身上常见、中青年学者身上逐渐稀有的朴拙与厚重。有感于两位老师的平易近人和乐于提携后学的宽广胸怀，笔者恳请他们为拙稿赐序。他们很快答应，并克服日程紧张、工作繁重的困难，拨冗通读拙稿，给予热情的鼓励。

检视眼前的文字，不时展现的空疏和简陋令笔者羞愧难当。但这是笔者一路走来的所作努力的见证，它们让笔者警醒，促使笔者更加认真地学习，力争在英美文学和文论领域深入思考，不断收获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