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与桐城派的道统谱系探析

金云琴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苏州府昆山县宣化里人（今属江苏省昆山市），生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7年1月6日），卒于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2月7日）。 归有光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文风朴实淳雅，被当时人誉为“今之欧阳修”，作品有《震川先生集》四十卷，《三吴水利录》四卷。

桐城派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发展兴起于雍乾盛世，绵延二三百年，是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之所以以地域来命名，是因为桐城派“三祖”以及大部分成员皆为清代江南省安庆府桐城人，声同气应，著述繁多，传世作品多达2 000 余种，影响遍及全国，因此号曰“桐城派”。

桐城派始祖方苞奉师承归氏，清初文坛“归方”并称，清楚地勾勒出两者之间的渊源，刘大櫆曾经追随方苞学习古文，其弟子、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编选《古文辞类纂》时，于元、明两朝众多散文家中，仅取归有光一人，把他当作通向唐宋八大家乃至秦汉古文家的桥梁，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倡导门下弟子尊归学归，直到19 世纪中后期，王先谦（1842—1917）与黎庶昌（1837—1898）还分别编写了《续古文辞类纂》（注：王先谦版《续古文辞类纂》成书于1882年，黎庶昌版《续古文辞类纂》成书于1889年）来大力提倡学习归有光古文，推崇“桐城义法。 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历史，尊归学归一以贯之，是什么原因让桐城派选择了归有光作为他们文派的远祖？

所谓道统，狭义上是指儒家的传道脉络和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两千多年来，以孔子、 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始终居于正统地位，被封建君主当作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梳理一下道统谱系源流，我们就可以发现，归有光是桐城派继承孔孟道统、 宗法韩欧文风必不可少的一环，二者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1 先秦时期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孔子是儒家道统的始祖。孔夫子生活的时代，周朝立国已经超过五百年，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孔子志在恢复周礼，效法文王、武王之制，推行礼乐文化，一生都在追慕尧舜禹时代，言必称尧舜，极尽赞美之词，《论语·泰伯篇第八》多次夸赞尧舜禹：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禹，吾无间然矣。 ’”[1]

孔子信奉先王之道，《论语·学而》里有这样的表述：“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2]意思是古代君王治国理政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讲究和谐为贵，有若为孔门七十二贤哲之一，与孔子思想最为接近，可见尊崇先王之道乃是孔门共识。“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有研究者统计发现，“道”在《论语》中一共出现89 次[3]，可谓核心概念。“朝闻道，夕死可矣。”[4]充分表明了孔子孜孜不倦求“道”的执着精神。

《礼记·中庸》认为孔子是尧舜之道的继承者、弘扬者，集中国古代辉煌文化之大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5]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上承先王之道，下启后世成圣续道之风，被公认为儒家道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孟子是孔子嫡孙子思的弟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学说思想体系，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充分肯定了孔子延续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功伟绩，认为孔子承继了尧舜、文武、周公等先王之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6]在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孟子对儒家传道谱系已经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

孟子和孔子一样尊崇先王之道，并且把自己加入儒家传道的谱系当中，《孟子·滕文公下》表达了孟子卫道的心声：“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7]孟子以儒家思想的传人自居，并自觉充当了儒家道统的捍卫者与继承者。

2 唐宋时期

从孔子到孟子，其后还有荀子以及孔门弟子、再传弟子，儒家思想体系中一直就有关于道统传承脉络的认识，但道统论的创始人却是唐代大儒韩愈。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所处的时代原则上奉儒教为正统，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的传播，不同宗教之间此消彼长，争斗不断，朝廷为调和各方宗教力量，甚至于公元625年（唐高宗武德八年）确定了儒释道三教的排序：道先，儒次，佛末。 三教当中，道教是大唐王朝的国教，有政治力量的加持，发展达到鼎盛状态。武则天等统治者推崇佛教，将佛教的地位置于道教之上，也大大壮大了佛教的实力。 有唐一朝，佛、道之争此消彼长、如火如荼，从未断绝，僧道众人侵占大量土地，攫取巨额财富，却既不服徭役，也不纳税，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道观、寺庙避世，佛老的盛行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儒学也因此日渐衰微。有感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韩愈写了一篇政论文《原道》来倡儒道，反佛老，意在拨乱反正。《原道》一文明确地提出了道统传承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8]韩愈崇儒反佛、维护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主张获得宋儒的青睐，被视为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自己也成为儒家道统谱系的重要一环。

韩愈的努力得到了宋儒的积极响应，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二程、朱熹等士大夫自觉接过韩愈手中复兴儒学的大旗，担负起重建儒学和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儒家道统论是在宋儒的手里建构和完成的。

宋儒通过注疏儒家典籍文献来推动儒学复兴，并借此展开学术争鸣，因此形成了许多学术流派，其中以程朱理学道统论的影响最大。 朱熹在《与陆子静·六》一文中首次提出“道统”一词：“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9]”朱熹从37 岁开始研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耗费40 多年，撰述了《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推动了“四书”研究体系的形成，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程朱理学体系。程朱理学家之所以这样重视四书的研究，无非是要借此阐述道统思想，表明自己的儒学正统地位。朱汉民教授指出：“从中唐韩愈的《原道》，到南宋朱熹的《四书》 诸序，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思想探索和历史建构，一个系统而完整的道统论终于成型。这就是朱熹建构的以《四书》为经典文献依据、以仁义中正为核心思想、以尧舜孔孟程朱为授受谱系的道统论。[10]”但朱熹为了标榜程朱理学才是儒家道统的真正传人，精简了道统的谱系，孔孟之后便是程朱，中间空缺了许多环节和复兴儒学的重要人物。

3 明清时期

程朱理学对明清两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四书被官方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考试的重要考点。 明代封建专制统治达到顶峰，社会各阶层矛盾异常尖锐，程朱理学成为思想文化界的学术权威，逐渐走向其对立面——禁锢与摧残人性。 明清之际经世致用学风兴起，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对文化专制和强权统治展开了辛辣的批判，儒家思想在批判继承中发展，程朱理学的价值和正统地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阳明心学异军突起。阳明心学自认是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传人，积极担负起接续和重建道统的任务，创立了心学道统论，与程朱理学道统论分庭抗礼。

明代文学流派甚多，台阁体专注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文风奢靡，茶陵派崛起，力图洗涤台阁体流弊、振兴文坛，成为明代复古运动的先声，其后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有“前七子”与“后七子”，前后七子推崇秦汉古文，打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发起了文坛复古运动，风靡一时。前后七子重视探究文学形式与文学技巧，反对当时文坛盛行的“台阁体”文风和千文一面的八股文习气，强调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和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冲击了旧有的“文道合一” “文以载道”论，一定程度上割断了古文与宋明理学的联系。 但是“前七子”与“后七子”诸人一味模拟抄袭古人，文字艰涩难懂，作品缺乏灵魂，很快招致了“唐宋派”的尖锐批评，“唐宋派”是产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与归有光，唐宋派既肯定秦汉古文的正统地位，又推崇唐宋古文的价值，强调文章要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名家名作那样直抒胸臆，文从字顺，还文章以本色面目。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唐宋派反对以“文”取代“道”，主张文以明道，文道合一，推崇程朱理学，以宣传儒家思想为己任，为接续唐宋以来的儒家道统作出了许多努力，其古文创作成就超过了前后七子。 唐宋派的杰出代表归有光是儒家道统的忠实捍卫者，以儒家思想为立身存世的理念和信条，读的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圣人书，所行皆合圣人之道，年轻的时候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考求六经，孔、孟之旨，潜心大业。[11]”《梦鼎堂记》一文表明了他承继儒家道统的自觉追求：“余少时有狂简之志，思得遭明时，兴尧舜周孔之道”[12]。

归有光视韩愈、 欧阳修为儒家道统的继承者，韩、 欧弘扬儒学的种种努力与归有光毕生的追求殊途同归，三人古文风格的近似正说明其道统的一脉相承，王世贞也称赞归有光“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13]。 清代桐城派之所以越过明代众多的文学流派、名家而青睐归有光，正在于其道统的纯洁性。 学者刘声木认为桐城派始祖方苞与归有光之文的学术品格是相同的，源自同一道统：

“（方苞）研究程朱学术，至为渊粹，每出一语，尤质朴恳至，使人生孝弟之心，文章之义法因亦大明于世，实为一代巨擘，与归文同为六经之裔，一时衣被天下，蔓衍百余年益盛。[14]”

桐城派成员一直以道统自认，主张因文见道，维护孔、孟、韩、欧、程、朱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就连梁启超也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15]” 对文风宗尚唐宋的桐城派文人来说，归有光尊奉孔、孟、程、朱道统，文风不离唐宋，创作成就斐然，是距离自己最近的、可以研习并逾越的目标，是桐城派宗法韩欧必不可少的传承性的一环，正如赵伯陶先生所说：“在传统目光中，台阁体、茶陵派，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公安派等，似乎都没有资格作为孔孟‘道统’的传人。归有光‘上承史汉’又‘继韩欧阳’并且‘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传人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在了归有光的肩上。 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派别桐城文派作为这一统续的一环，极力推崇归有光的散文，正说明其流传有续，一脉相承。[16]”可见，在赵伯陶先生看来，归有光不仅是明代古文家中孔孟“道统”的正统继承人，更是清代桐城派的先导，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两者在道统谱系上是一脉相承的，桐城派是孔、孟“道统”在清代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