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的认知演变和政策实践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工业化道路，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改革开放为界，前30年和后40年的工业化道路在指导理论、政策实践和发展特征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道路的认知演变和政策实践历程，可以总结出不同阶段工业化道路中因时制宜的工业化实践：工业化推动力量不同、工业化政策环境不同、工业化目标不同，并总结出一以贯之的几条经验：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和坚持推进工业化进程。

[关键词]工业化道路;政策实践;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6—0091—05

[作者简介]陈芳英，女，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实现工业化，将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农业为主導向工业为主导转变，实现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步入新阶段，工业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1]。自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道路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即新中国初期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工业化道路问题的认知演变和政策实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并为下一阶段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借鉴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目前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体系，具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工业化道路的历程和经验，这一类研究着重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或者新中国70年来探讨我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基本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核心力量[1][2][3]。第二，工业化道路的比较分析，这类文献主要集中讨论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工业化模式的对比分析[4][5]。第三，工业化理论的认识，现有研究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理论指导思想[6][7]。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现有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但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70多年工业化道路的认知和实践变迁为研究对象并经过对比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工业化道路的宝贵经验文献较少，本文在这方面对现有理论成果进行补充和丰富，以期进一步深入学习党的经济史。

二 、新中国初期30年工业化道路

（一）中国工业化理论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迎来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工业生产上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业总规模较小，另一个是工业门类不齐全。如何改变旧中国工业极为落后的局面，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难题，就当时而言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有两种工业化战略可供选择：第一种是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即比较优势战略，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重点发展初级消费品如食品加工、纺织等轻工业，当进入工业化后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势，重点发展机械、钢铁等重工业;第二种是苏联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即赶超战略，通过对经济实行国家的高度计划， 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 在工业化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较快地建立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在较短的时间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追赶愿望，选择了赶超战略，在理论上遵循的是马克思关于工业化理论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理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每个工人可操作的机器数量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快，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最慢[8]。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我们需加紧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即重工业的生产，在这个理论指导的实践执行的过程中也经过一系列的修正和调整。比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苏联重工业发展优先模式的弊端作出了思考，提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应协调发展的思想[9]。在总结“大跃进”失败教训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指导方针，并在1961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为国民经济最高指导方针呈现出来[10]。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在中国工业化道路前进中提出的创新观点。就当时的国情来看，农业对发展工业支持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强调农业的重要作用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能够促进整体生产力提升的。在产业布局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必须要充分用好沿海工业的历史传统和比较优势，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新的工业必须要首先放在内地发展，使工业布局逐步得到平衡。“一五”期间的基本工业建设和“三线建设”都是在这个思想下实施的，使得中西部地区快速建成了现代工业化基础。

（二）中国工业化的政策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下推动工业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这一时期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工业、恢复个体手工业等措施，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业所有制结构初步形成。到1952年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如1949年发电设备利用率、炼铁设备能力利用率、炼钢设备利用率从26.3%、31.6%、24.9%提升到1952年的42.0%、84.4%、58.6%1。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其中从苏联引进的成套设备304项、单独车间或装置64项、东欧引进成套设备116项2，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了我国相关工业品的赶超。为了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我国于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在工业领域提出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针对钢铁产量翻番的主观愿望和当时钢铁工业生产客观能力有限的矛盾，我们党通过群众路线，实施“人海战术”，发动人民群众来推进钢铁生产的飞跃。1958年全国参加钢铁生产的人数已有几百万人，到了9月达到了5000万人，10月底达到了6000万人，最多时有9000万人上阵，砍树挖煤，找矿炼铁3。这种不考虑客观生产能力的依靠政治运动来推进的“大跃进”最终未能让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反而挤压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资源，最终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国民经济陷入困境。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八字方针，具体做到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降低工业生产计划指标，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直到1965年，工业生产一直在不断地调整，5年下来，工农业结构和工业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业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政府进行了工业向中西部转移的“三线建设”，使西部的一些省市如重庆、西安等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兴工业基地，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进行了大规模技术引进“四三方案”，夯实了我国技术设备实力、加速了工业化进程;通过地方政府向地方放权发展“五小工业”，社队小企业促进了资源合理分工，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

（三）中国工业化的特征

“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即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工业生产有其独特的运行特征。第一，政府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唯一力量。首先，在产权所有上，到1956年底，全国99%的私营工业基本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其次，国家建立了统一分配物质体系，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家对物资的生产和供应的分配范围逐步扩大，国家对物资计划配置的力量不断增大，再加上国家对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实行统一计划管理。因此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依靠的是政府这只“有形之手”[11]。第二，工业投资呈“左倾”特征。1956年经济领域就已经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总数增长过快、信贷突破计划等冒进倾向，“大跃进”运动更是将“左倾”冒进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化还是在“赶超”和“战备”的推动下仍然快速进行着，如工业的高指标在“三五”末期就开始出现了，196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1968年增长了34.3%，“四五”制定的也是高指标，各部门和各地区在落实计划的时候，又层层加码，比赛“跃进”形成了一股产量翻番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容易发生经济服从政治计划指标，产生重复建设，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内含着投资膨胀机制[12]。第三，工业布局较为均衡。党中央对工业经济建设的主要方针是各区域协调发展，希望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中国，大部分工业落地于中西部地区。以“一五”期间工业建设为例，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已经基本形成，在华北、华中和西北地区新的工业区逐步形成，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工业建设也开始了。1952—1957年，内地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9.2%上升到32.1%。“三线建设”期间，大规模的工业向中西部迁移，形成了多个西部新兴工业基地。这一指导思想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大国时期对各地迅速建立工业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40年工业化道路

（一）中国工业化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13]。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理论有以下几项丰富的内容：一是工业化战略的调整。在产业结构上加快以轻工纺织类消费品为主导的工业增长，一方面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本国的劳动力优势。二是强化了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明确了科学技术在中国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国务院强调“要转到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为主的工作上来”。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市场换技术”“干中学”成为中国工业学习新技术和技术再创新的主要途径，为中国建设工业大国提供了技术基础[14]。三是渐进式改革之路。在工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遵循的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模式，以渐进方式逐步放开价格管制，逐步增加由市场定价工业品的数量和品种，逐步扩大市场价格调节份额，从而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从计划价格体制转轨到市场价格体制，使中国成功平稳地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中国“双轨制”改革的理念是源于中国实践提出的且实施效果非常成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转轨经济学。如经济学家布鲁斯总结东欧经验认为：“两个（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一揽子计划和一揽子行动，不怎么成功国家推行的改革是零敲碎打地进行，而且前后做法不一致”[15]。

（二）中国工业化的政策实践

1979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着力调整失衡的工业产业结构，将工业建设顺序调整为农轻重的顺序，确定了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1978年以来，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政府进行了放权改革，中央分别开启了对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个人放权的改革模式。1980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通过分权，地方政府形成了发展型政府，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动力推动工业化。1981年推行的工业经济责任制是以利润留成为核心的放权让利、1987年实施的承包责任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改善激励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也允许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个体经济繁荣起来，为日后中国工业化的推进注入了活力。1979年，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活动中率先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的管理办法，先后成立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以深圳的蛇口工业区为例，其提供了三个吸引外资的条件：一是积极提供优惠条件和良好服务;二是用特别优惠的条件吸引国外先进技术;三是执行协议，信守合同，保护外商合法的经济权益。经济特区的设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沟通，使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化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工业单方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相对滞后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呈现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自主创新与品牌建设有待提高、外需受到挤压等特征，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之后确立“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等阶段性方针政策。旨在充分利用科技革命成果，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三）中国工业化的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中国工业呈现新的特征。第一，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剩余农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在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后，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得以显现，在这以后乡镇企业已经突破了原来的“就地取材、加工和销售”模式，将加工业务范围拓展到机械、建材制品、金属制品等，形成了典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等典型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第二，工业融入全球产业链。20世纪90年代，恰逢发达国家为降低制造成本纷纷开展“去工业化”和产业转移，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制造”全球闻名。这些企业充分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渐形成了国际竞争力，获得了大量的OEM（代工）订单，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业的生产外包基地。第三，东部沿海产业崛起。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学的“增长极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想实现各区域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经济增长是从“一个中心”或“多个中心”逐步向其他地区传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82年通过的“六五”计划提出要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区位条件、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优势，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并通过内陆地区发展原材料、能源和交通产业来缓解沿海地区的能源紧张问题。

四、两个阶段工业化道路比较

（一）不同之处：因时制宜的工业化实践

以改革开放为界，前30年和后40年间，我国工业化道路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在：第一，工业化推动力量不同。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的生产、销售、信贷、物流和投资等各方面的管理权完全属于政府，政府这只“有形之手”调控着工业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政府是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唯一力量。改革开放以后的40多年里，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公有经济的经营权也下放至企业，价格信号和供需市场调节着工业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共同推进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第二，工业化政策环境不同。在政治和经济上表现出“左”倾盲动主义倾向。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国曾发生过多次政治运动，很多年份里，人们的时间精力用于“阶级斗争”，而不是经济建设，导致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总体偏快但不稳定的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全党的重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为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从此全国各方面的资源被充分调动于生产建设上来，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第三，工业化目标不同。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阵营的封锁和敌对势力迫使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军事工业。在这个目标体系下，我国发展工业走了一个“低消费—高积累—高投入”“以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下工业效益低下，消费资料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靠着精神激励投入生产建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工业化建设目标，重点支持消费资料的生产，并提高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比重，在追求工业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工业结构的优化。

（二）共同之处：一以贯之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成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取得了一些我们一以贯之坚持的宝贵经验，具体有：第一，坚持了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的“一化三改”，6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80年代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90年代的新型工业化，新时代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0年来中国共产党总是能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指明方向。70多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相对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而言，中国工业化道路属于后发追赶型工业化道路，在追赶的过程中，始终把握国情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200多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第三，坚持推进工业化进程。从世界工业化史看，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时期分别确立了不同的工业化战略，尽管各个时期工业化战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举措不同，但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让农耕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让收入较低的农民转变为收入较高的工人的战略目标却是持之以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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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