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庚午年

王学斌

疫情之前，友人荐书，其中一部为民国学者胡哲敷先生所著《曾国藩治学方法》，细细读过一通，笔者颇觉胡先生对曾氏崇拜有加。其中有段妙论令我记忆尤深：

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炼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不过，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一方面，于下学功夫，则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故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毛病;曾国藩的学问，则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钝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功夫如此，上达的功夫亦不过如此。因为他对学问的见解，不与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来，这便见得他的真学问。

胡对曾氏治学治事、为人处世之推崇，可谓溢于言表。况且将曾与王阳明比较，不免隐然给人以一种二者并驾齐驱、同致“三不朽”境界的印象。倘不论具体历史背景，曾、王德行与事功倒也貌似合拍。但世间最无稽的对弈，便是“关公战秦琼”的隔代比附，王阳明所处乃盛衰之际的明中叶，曾国藩则置身于中西碰撞的清末期，世易时移，彼易此难，自然曾氏这顶“三不朽”的称誉成色差了许多。尤其时值旧历的庚午年（1870），这位众人眼中的“圣贤”，也陷入无可奈何、无计可施之绝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