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善继《论语说约》的诠释特色

唐明贵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鹿善继(1575—1636)，字伯顺，号干岳、江村渔隐，明北直隶定兴(今河北省定兴县)人。他幼承庭训，从祖父久征学，“平生无书不读”[1](卷下)，不仅精研阳明学，而且对程朱理学亦兼容并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术风格，故有人称其“学本于余姚，出入朱陆，不为一家言”[2](卷十三)。所著《四书说约》是学术和思想的结晶，是其“日取四子书”与弟子们“相与讨论”的结果，旨在掘发“先圣先贤奥义”，“以行继往开来之志”[1](卷上)。这不仅接续了阳明之学，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阳明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兹以其《论语说约》为例，管窥其诠释特色。

一、学宗阳明

鹿善继“生而凝重，少不嬉戏”[1](卷上)，七岁开始从其祖父研习科举之学。后考试受挫，乃接受阳明学，鹿善继“取《传习录》，寝食其中，慨谈有必为圣贤之志，而一切着落，皆身实践之”[1](卷上)。不仅习其学说，而且在现实中践行之。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先生读《传习录》，而觉此心之无隔碍也。故人问其学何所授受，曰：‘即谓得之于阳明可也。’”[3](P1305)自认其学出于阳明。为了很好地承袭阳明学，他上至陆九渊《象山语录》，下及于罗汝芳之说，无不抄读，“所北面者阳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也”[1](卷下)。由是，鹿善继确立了诠释《论语》以阳明学为指导的基本宗旨。

第一，称引、称赞阳明之说。鹿善继在《论语说约》中有时直接称引阳明之说，如《宪问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章下，鹿氏注曰：“己处也有人，但他只是为己。人处不离己，但他只是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