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白族商绅的显亲扬名与社会抟聚
——基于大理喜洲匾额文化的探究

王四莲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刘光瑞的《中国匾额学》[1]是较为系统的研究著作，阐述了匾额的历史脉络，深入解析了匾额的文字、形式以及文化内涵。对匾额颇有研究的林声在《中华名匾》[2]一书中辑录了唐至民国时期的建筑匾额，并对匾额历史沿革进行系统论述。张光奇编著的《匾额楹联》[3]则具体分析民宅、园林等的匾额形式，但不重视其文化内涵。赵金婕[4]、钱炜蕾[5]、窦贤鹏[6]等以案例阐析了特定区域内的匾额文化，内容兼及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以及风俗习尚和生活理念等，重点突出了匾额的潜隐义涵与人们文化生活的双重复合现象。此外，李艳华[7]、周梅清[8]从匾额的内涵、功能以及价值进行多维度阐释。综上，匾额文化的研究大多以艺术鉴赏内容为主，并未深入意识层面，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而关于白族匾额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极少，不成系统且未涉及地方民族文化。因此，对白族地区匾额文化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白族地区匾额文化内涵的研究，剖析白族人格特征和精神气蕴，一方面释析了白族文化的内容，重拾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思考；另一方面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强化对匾额等历史文物的保护与重视。

大理喜洲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的集散地，马帮络绎不绝，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至今仍存有体现地区经济文化、精神文化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