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和CUSPEA：他改变了中国一代精英的命运

柳怀祖

“文革”激发的构想

1972年9月，李政道教授自1946年赴美后首次回到祖国大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非常混乱，科教工作也近乎停顿。政道教授后来对我说当时他对此非常担心。

其实，由于越战等因素，美国及西方国家那时也处在非常“迷茫”的时代。年轻人推崇嬉皮士，对现状不满，在茫然地寻找出路。1971年，美国兵乓球代表团访华，队员科恩还向周总理询问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那时正好一些华裔学者，如杨振宁、林家翘、任之恭先生等陆续开始回国访问。他们对“文革”的看法各不相同，所以带给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信息亦不尽相同，使国外对“文革”的了解和认识也十分混乱。

政道教授返美后，很多记者要采访他对国内“文革”的看法，他一概拒绝。他曾和我说：“我当然不赞成‘文革，不能接受把科学教育搞成这样子，但是我又不能在他们面前骂祖国，所以不见、不说，最简单。”我觉得他“要帮助祖国做点事”的信念，一直是很坚定的。因此他在1974年5月第二次回来前，思想上做了些准备。

那时，美国来的航班只能落在上海，所以他决定先在上海听听、看看。当时是上海“革委会”接待的。他下飞机以后，就提出希望去复旦大学和上海芭蕾舞学校看看，因为他知道江青的作用，也知道江青在抓芭蕾舞。参观完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学校，他就按准备的思路写成《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下称《感想》）一文，认为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因为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连续性的培养，另外基础科学人才发挥效力的最高峰，往往是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大约20—30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