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疾病与创伤记忆书写

吕鹤颖

摘要：《认罪书》带有潜在的伦理倾向，以显性、隐性两个叙事文本想象性地书写了历史中的罪责与创伤，并以泛化的罪感叙事在道德维度上展开对个体罪与责的审判与追问。同时，小说将过去的创伤历史意味深长地以癌症与死亡的形式重返当下，在因果逻辑中显现个体忏悔的乏力，喻指着过去被压抑的创伤正在演变成结构性的历史创伤，对当下并将对未来持续地产生困扰。

关键词：《认罪书》;乔叶;个体道德;疾病隐喻;结构性历史创伤

文学与创伤有着密切的联系。21世纪以来，部分年轻作家以隐喻的主题和形式构筑他们对过去的想象，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张悦然的《茧》、冬筱的《流放七月》、路内的《花街往事》等。在这类作品中，叙事主体（通常兼小说主人公）一般都是1970、1980年代或之后出生的青年一代，由他/她们来讲述其父辈甚或祖父辈在1950、60年代所经历的历史，立足当下回望过去，并立意于未来。“70后”作家乔叶的《认罪书》通过“80后”女主人公金金的复仇故事，牵出一个家庭横跨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恩爱情仇，探讨了两代人创伤记忆的隐秘勾连。

一  个体认领的道德罪责

有论者认为，《认罪书》重新正视了曾经被忽视的、被泛化了的集体的罪感。小说凭借对“泛罪感”的发现和挖掘，展示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犀利的洞察力，捍卫了小说的道德。①其对《认罪书》中被泛化的罪感的指认，是非常贴切的。这种泛罪感指的是在面对不是法律意义上、而是社会文化层面上的“谁之罪责”问题时，将罪恶的主体（有罪者）普遍化为复数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