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理论视域下文学伦理与审美书写的困境和方向

徐春捷

摘要：文学作为世界生活的特定象征，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始终扮演着先锋角色。也可以说，生态文学作为新型的文学样式，正是在对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以及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中诞生的。就中国书写的发生和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国古代书写，还是现代书写，始终围绕着伦理和审美两大核心理念展开。格非在《望春风》中通过构造儒里赵村这一叙事空间，具体探究了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迈进过程中出现的伦理及美学断裂。格非并未过度哀叹农耕社会的颓败和衰亡，而是通过对故乡的美学凝望，建构起具有生态意识的诗意伦理，即格非将审美与伦理归置并用的叙事理念，不仅与生态文学批判理论的视域不谋而合，而且为中国未来生态书写的方向提供了伦理准则和美学经验。

关键词：《望春风》;格非;生态文学;伦理;美学

近年来，中国的生态文学批判理论得到了空前发展并日趋成熟，但在实践书写方面，较之于欧美自成体系且规模庞大的生态文学作家群落，不免相形见绌。这种困境集中体现在中国生态文学书写理念构建的缺失，具体表现为，对生态审美与生态伦理思考不足，或者说对生态文学中的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认识不够。①其中，生态伦理在驳斥人类主宰自然观念的基础上，主张自然事物也是道德共同体，各种事物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在生态文学中表现为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和重构上。而生态审美作为对生态道德进行艺术批判的理论，是文学对自然生态与自身之间动态和谐关系的审美性关注，在生态文学中表现为对现代审美的哲学凝思上。②格非在其小说《望春风》中将现代生态问题放置到世纪之交的乡村社会现实里，试图融合乡村荒野之中蕴含的美学理想与文明入侵之后觉醒的生态伦理，并以此勾勒出既具有诗意栖居意味又具有生态理念性质的精神乐园，为中国生态文学写作提供了新的批评文本。

一  生态文学理论的批判中心与书写要素

1970年代发展至今，中国文学理论发生转折性变化，其间既具有居于话语中心的喧嚣，也具有跻身于话语边缘的孤寂。在坚守文学阵地以及守望精神家园的理论家阵营中，鲁枢元首当其冲。回溯鲁枢元先生的理论轨迹，从反对机械反映论的文艺心理学到质疑结构主义简约化的言语学沉思，以及至今针对生态危机而开拓的生态文学批判空间，鲁枢元先生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中心语境对于文学诗性特征做出系列分析，引发了连续的理论热潮。回溯鲁枢元先生精神守望式的理论轨迹，不难发现在生态失衡、道德失范以及人文精神荒芜的现实境遇之中，鲁枢元对于文学诗性本质的持续追问和不竭思考不失为匡正危机的努力。③正是在此种层面，分析和研究鲁枢元先生的生态文学理论，既是对人文精神回归的艺术坚守，也是对当下生态危机的文艺回应。

中国生态文学理论批判中心主要集中在对人类中心主义错误观念的批判以及对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念的否定。生态文学是基于生态危机背景状况，生态学向文学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作为透视自然方法的生态学在渗入文学领域的同时，对重新认识文学的现象和本质具有导向和引领的功能。另一层面，生态文学的显现既丰富和诗化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也充实和开拓了人与自然的语言内容。其批判中心是在驳斥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主宰生态的陈旧观念基础上，通过文学性语言重构人与生态之间的形象化世界，以此促进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重估，并最终实现人与生态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

生态文学理论的批判中心也体现在对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念的否定上，单纯满足于物质发展，忽视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是造成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人类自身的精神长此以往同样也会出现危机。可以说生态文学理论对于发展至上观念的批判，既是对生态与人和谐发展关系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环境与人生态伦理关系的构建。生态伦理以自然整体为基本立场，即用人与生态自然和谐统一论颠覆现代的发展和科技至上论，凸显自然作为伦理主体的诉求的同时，强调将生态系统的规律内化为人类社会所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信条，进而切实有效地应对威胁全球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

鲁枢元先生的生态文学理论为中国生态批判理论奠定思想基础以及明确发展方向。首先，鲁枢元先生确立了文学艺术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意义，认为文学艺术不光与人的精神和情感息息相关，同样与生态自然密不可分，强调并指出了文学艺术在未来生态社会中的潜在作用和导向价值。同时，鲁枢元先生沿用生态学基本原则和思想内核对文学艺术中长存的伦理与审美等重大问题作出回答，指出了“自然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的区分，并将文学艺术中的美学和伦理问题分别置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中，得出文学艺术既是生长和发展的有机开放系统，又是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精神生态系统的核心构成。因此，文学艺术本质上内含着以追求精神生态和谐为逻辑起点的生态视角，且人的精神生態既是整体生态的子系统也是整体生态的重要变量。

鲁枢元先生认为文学活动与地球生态活动紧密关联，文学可以通过自身美学形象化解释和传达生态伦理内容，同样生态伦理因其庞大的内容空间为文学活动的书写提供视角和素材。④同时，审美与伦理作为生态文学实践书写的二要素同样紧密相连且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生态书写的方向，即是说，基于生态伦理准则和美学经验的中国未来书写，既要借助于生态文学批判理论将生态话语或生态理念形象化和情感化，为大众生态行为和生态意识树立美学准则，也要超越现实伦理和具体道德的束缚，以未来视野重新审视人类的情感世界与伦理世界，并将这种超越具象的生态伦理放射到整个自然生命体之中。概而言之，未来生态书写需要潜入自然生态伦理之中，深刻体验其他生命体的境遇和状况，最终确立文学书写的审美之维和伦理之维。

二  生态文学理论下文学伦理的困境与  生态伦理的回归

儒家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并继续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的主要根基。新世纪之后，传统乡村的具体社会制度以及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思想观念均发生了本质上的巨变，如今现代夫妻制度以及婚恋自由观念在中国社会中基本形成，传统社会之中保守迂腐的两性关系也变得开放宽容。然而自20世纪末改革开放以及当今市场经济改革力度的扩大，城乡之间进行着难以估量的物质交换与人员流动，因此，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明确界限逐渐模糊的背景下，停驻于乡村梦幻诗意的传统道德伦理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乡村伦理观念从之前的清晰明确变成现在的四分五裂。

格非在其小说《望春风》中，构建了儒里赵村这一传统乡土空间，并借助这一空间形象展开了对传统农村婚姻伦理关系破裂的探讨。文本借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揭开整个故事大背景最初序幕，其间通过介绍雪兰、赵礼平等一系列主要人物恋爱婚姻悲剧以及各自的情感世界，来展现新一代年轻农民对日益开放的乡村所产生的陌生感情和畸形心理。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推动带来的利益至上观念支配下，新一代农民产生了与旧时代农民本质不同的观念巨变，对传统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婚姻伦理的失衡上。新一代年轻农民一边放弃对传统婚姻伦理的坚守，一边追求着现代社会膨胀的物欲，即新时期的鄉村逐渐陷入一种有悖于自身传统的伦理困境。《望春风》中雪兰这一形象较为典型，作为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众多农村女性的缩影，面对外部世界的诱惑，义无反顾地逃离故乡奔向城市，投身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洪流中。而雪兰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等待雪兰的只能是出轨、再婚，而雪兰的宿命就是乡村价值观、婚姻观和伦理观的扭曲造成的。至此，在城市文化的侵扰和冲击下，乡村婚姻观念发生根本性裂变，传统的伦理观念失去其统治地位，乡村婚姻伦理逐渐式微。⑤

格非在《望春风》中描写了儒里赵这个世纪交叠的乡村，由于旧乡村生活模式和生活习性的保守与陈旧，也由于新世界物质财富以及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巨大能量，这个与世隔绝的江南乡村最终沦为现代物质社会无情且盲目向前跃进的可怜牺牲品。关系文化以自身为参照点可以映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具体面貌，即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始终围绕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中国社会较之于西方社会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社会普遍认同人的发展或人对有限资源的占据程度，与其家族门庭和人脉关系直接相关，而非西方社会强调的个人能力强弱或者社会制度好坏。这也构成了整个中国社会乡里之间的礼让互助的伦理认同。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文明与中国农耕文明在跨区域的物质交换和观念整合的过程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认同呈现出极具进步又具异化的状况，即较之于旧社会人们具有更为强烈的平等和公平竞争意识，但较之于新时代人们，又表现出功利化与自我化的不良倾向。就是说，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观念冲击并改变着中国社会基本的伦理认同。

格非直面乡村社会的新变现实，并在《望春风》中以开放宽容的视角、优美细腻的笔触以及同情批判的知识分子式的责任担当，展现或还原出中国乡村社会摇摇欲坠的人伦关系以及基层政治权力嬗变斗争的历史性图景。格非在《望春风》的前半部分着力描写了儒里赵村淳朴善良的民风，意在构造一种距离现代文明社会越渐遥远的原乡情结。小说的主要角色赵德正在自己嗜酒如命的混蛋父亲死后，成为儒里赵村的孤儿，但由于受到民风淳朴的影响并沿袭了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村民从未疏远刁难这个孤儿，并且帮助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埋葬了父亲。可以说，互帮互助的乡里关系成为儒里赵村这一传统村落基本的伦理认同。但好景不长，到了1990年代，金钱至上的意识蚕食着儒里赵村的人际关系，在金钱欲望控制下的儒里赵村最终走向了人伦关系全面异化的窘境宿命。原本凝结质朴的互助关系变成了肮脏猥琐的利益关系，并且人伦关系的异化还伴随着传统基层政治权力的消遁和瓦解。可以说，儒里赵村之前坚守的仁义友爱的伦理准则已经全面溃烂，人际关系越渐冷漠麻木的同时，利益当先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彻底侵入乡里空间，格非正是借此表达自身对社会变革带来的伦理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忧思和焦虑。⑥

从中国上千年的精神文化与历史发展来看，聚族而居的中国文化根基始终表现在对生存土地的深刻依赖和情感信仰上。新一代农民在城市现代化进程步伐不断加速的历史境况中，表现出拒斥传统伦理的物质内容以及精神形式的心理特征。面对现代社会之中日益淡漠的道德观念以及正在裂变的人伦民风，生态文学批判理论深刻指出，物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现代生态灾难的罪因，也是现代伦理道德和人伦关系异化的罪因。格非在《望春风》中通过书写婚姻伦理以及社会伦理在现代社会功利性价值观念入侵后的溃败现象，不仅是为了揭示社会无节制地向前发展进程中伦理观念异化的罪魁祸首，而且也是为了追忆和重建衰败的往昔故园中残存的淳朴民风和伦理理想，即在废弃破败的故土家园中建构自身的精神绿洲，让心灵与土地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怀着人与自然生态美好共存的生态意识，用平凡质朴的方式善待和维护自然。⑦

生态文学作为新型的文学样式，在自身构建的生态伦理中展现出对于生态理想的深刻凝思和不懈追求。当下生态的持续恶化已经危及人类的基本生存，在逼迫人类对自身生活环境进行哲学反思和生态批判的同时，产生了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与社会关系拓展到人与生态关系的新时代生态伦理，并在文学中形成新的道德价值评判体系。由于中国书写长期以传统伦理以及日常道德为主要对象，在面对全新的生态伦理时，中国书写陷入伦理局限和思想狭隘之中无法抽身，同时在书写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也总是陷入既有的且世俗的传统伦理中。就是说，当下中国生态文学书写过于贴近传统伦理，缺乏对伦理思想观念的生态激活。格非在《望春风》中通过对乡村荒野进行精神生态反思，试图为现代人类精神危机找出栖居现实途径的同时，又为人类如何回到自然生态的本真的生命状态找到了切实方向。作者通过对人与生态关系进行哲学凝思和伦理思辨，道出了在生态书写中应建立生态伦理的本体地位，促使人类将思考的边界和范围扩大至世俗伦理道德之上，以整个生态场为基准重估生态书写与人类伦理之间的复杂性和同构性，同时道出了生态书写力图在对更高层次的生态伦理追求中实现人类伦理道德进步和自然生态和谐的诉求，并创造出有益于自然生态的文化精神和伦理成果。

三  生态文学理论下审美书写的困境与  生态审美的返璞

中国美学的精神意蕴和价值取向源自农耕文明的集体主义美学传统。按照最普遍的观点来看，黄河流域的中国农耕文明形成的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然既是人类生活空间的天然对象，又是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对象，简单说就是农耕文明是一种人对自然具有高度依附性的文明。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奉行的是具有价值共识的天道自然和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念。确切地说，中国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人们对自然和土地的生殖性美学认识息息相关，自然和土地的生殖性表现为生命的持续性和创造性，即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美学是以自然为主体的美学，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共生的审美样态。这完全区别于西方美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美学传统旨在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消极对立，农耕文明下的美学使人心性朴质，其主题是人对自身土地的天然忠诚与眷恋，是一种远离商业拒绝竞争且习惯于自我塑造自我滋养的田园美学。

格非在《望春风》开篇就描绘了儒里赵村这片江南腹地的钟灵毓秀，乡村景色无一不是明亮而又令人喜悦的。然而这种美好盛景却是追忆似的，既是对飘然逝去的往昔家园的追思与怀恋，也是对遭受现代社会摧残的天然故土的痛心与同情，正是这般自然淳朴的自然景观才孕育出乡村乌托邦的美好理想。与这种人文环境息息相关的人物——赵孟舒在《望春风》中德行和气节最高，赵孟舒的命运可以展现儒里赵村质朴高洁互助友善的民风，但是这样的人却与新时代格格不入，最终借助其死亡的归宿侧面反映乡村人文风貌的结局。农耕美学的天道自然观念在现代社会进程面前是脆弱无力的，逻辑上这一群人是可以怀着深沉的热爱重回大自然当中并再次体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温情，然而事实上遭到最大程度破坏的恰恰是那个曾支撑这群人成长生活的原始生态。昔日风景如画民風淳朴的独立空间，昔日井然有序远离尘嚣的精神净土，最终难逃被毁的命运。就是说，一旦原始生态或者农耕审美的土地根基遭到毁坏，那种诗意性的美学重返便不再成立。

现代性为人们带来物质生活的同时又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些危机不仅表现在自然生态上，还包括面对物质财富积累和物欲膨胀人类自身精神文明的危机，就是说人类的精神生态同样遭受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现代性的导引下，人类社会正在从自然体验快速走向肉体体验，无节制地扩展、升级、消费主义成为今天人类的精神轨迹。特别是在对消费和金钱的理解上，消费本身成了衡量生活幸福标准的最大尺度，而金钱则直接意味着对幸福内容的升级。同时，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城市化迅速扩张所造成的乡土萎缩跃然进入当今中国社会的视野，具有故土信念和乡村价值的乡土人口向城市洪流涌进的同时，遭到了城市多元求变的生活模式的冲撞，传统天道自然观念下的农耕美学也在现代社会充斥的审美异化中支离破碎。城市审美是人类被异化之后显现的畸形美学，是人类自我分裂的疯狂美学，也是当下全球生态危机的在美学方面的映射和表现。

格非在《望春风》中以儒里赵村的覆灭为引子，深刻指出了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也不可规避的社会难题，即儒里赵村遭逢拆迁的城镇化建设只是其覆灭的外在表象，深层原因即在于新一代农民在拜金淫欲享乐等充斥城市审美的个人欲望的沉沦结果，也在于时代变迁中以权力转换、资本扩张以及城镇化建设的生态污染为代价的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牺牲。格非在《望春风》中通过小说艺术的形式延续了自己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思考和担忧，格非认为发展主义虽然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重要的课题，但是发展主义本身并不是也并不构成一个价值系统。社会向前迈进的过程应该是综合的，应该整体考虑，一味陷进发展层面不能抽身必将造成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双重迷误，即在社会问题上导致生态与资源等痼疾问题，在个人生活问题上导致个人伦理道德缺失以及审美方式异化。在《望春风》中，梅芳在赵礼平50万巨款的利益驱动下推翻自身的原则和底线，最终成为金钱的奴仆。在现代社会审美异化的侵入下，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儒里赵村的解体，不仅为发展至上的拜金时代敲响了警钟，也是对平安喜乐悠然自适的往昔故土的悼念和追思。⑧

生态理论的发端和发展与当今全球化面临的两大危机密切相关，其一是当今社会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伴随着生态危机和消费社会而出现的人类人文精神的危机。基于生态文学批判理论视域下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之间表现出本质差异：首先，传统审美借助人类中心主义，形成一系列体现人类中心意味的审美范畴，并以此形成一种基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自由书写形式，而当代生态审美以整个生物圈作为视域，建立了一种由人类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自然共生统一的生态美场;其次，传统审美其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生态审美其研究对象是人与客观事物的生态关系，且这种关系表现为人与生态之间的相互生成和相互促进，就是说在人与生态共同协作下完成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最后，生态审美较之于一般审美，其理想性与现实性是对立统一的，其审美旨趣在于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向往，并试图超越人类自身的狭隘，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综合价值，而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当下中国书写与生态审美之间的美学冲突。当下的人类不可能回到小国寡民的田园牧歌当中，面对现代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商业文明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中国书写既要拓展自己的审美疆域以促使中国书写的整体进步，也要正视现实且承担使命发挥出文学书写的审美和教化功能。

基于生态美学的影响与指导，现代文学书写既扩展了自身的创作题材和内容，也深化了自身的思维观念和书写视角。生态书写作为新出现的文学样式，其诞生与其对现代性的生态反思密切相关，在解构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为现代人类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注入生态内涵。小说《望春风》通过描写赵礼平这个新时代成功商人，然而却是儒里赵村遭到灭顶之灾的元凶的典型形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缩影，形象地呈现了社会无节制发展的阴暗面，也象征地批判了经济发展对诗意家园自然生态的破坏。文学生态批判在力图转变人类对自然生态片面功利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唤醒或者增强人类社会生活的生态意识的同时，借助于生态文学批判理论将生态话语或生态理念形象化和情感化，为大众生态行为和生态意识树立美学准则。理想的生态文学书写应当寻求生态与审美之间的和谐统一，避免生硬空泛的生态说教，将文学书写中的审美意蕴融入现实的生态话语和生态生活中。

四  生态文学未来书写的方向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书写中仍然存在着众多问题，集中体现在对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思考的滞后，以及书写整体上缺乏良性的社会伦理效益和道德关怀。然而，生态文学书写的核心在于对现代生态危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也在于对生态伦理基本内容的拓展和深化。未来生态书写涉及的伦理问题应该超越传统日常伦理，并对生态伦理展开多层次多视域研究。即未来生态书写应该摆脱现实伦理和具体道德的藩篱，重审人的情感世界与伦理世界，并将这种超越具象的生态伦理放射到整个自然生命体之中。以往伦理学试图停留在人伦范围，而文学书写恰恰具备了伦理冒险和精神探索的性质，以生态伦理为准则的生态书写方向就能够从现有的结论世界中跳出，将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生态伦理扩展到人类的道德责任和活动领域之中，即强化人类的自然道德意识，也强调整个生态体系内的平衡和谐原则。

生态文学书写需要高度重视自身的审美要求，当下生态书写存在审美原则简单化和机械化的现状，只关注生态文本中的生态内涵，而不是凭借生态审美原则实现对生态内容的有机转换，这无异于取消了生态书写的审美评价，而将生态书写置于纯粹说教的尴尬处境。理想的生态文学书写应当寻求文化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和谐统一，将生态书写作视为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审美凝结。这样既不剥离生态书写的审美意蕴，也不陷入空泛贫乏的生态说教。同时，生态美学倡导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突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藩篱，为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恢复人与自然的统一提供了美学经验。生态书写在建立对自然生态的深刻道德认识和人文关怀基础上，还需要不断提高生态书写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即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完成生态理念向形象和情感的美学转化。也就是说，生态审美既是生态书写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生态实践的诗意之维。

注释：

①刘文良：《反叛与超越：当代审美文学大背景下的生态文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②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③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④鲁枢元等：《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探索新动向：突破与困境》，《文艺报》2017年第2期。

⑤格非等人：《<望春风>与格非的写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⑥夏天：《现实感、乡土与同时代性的写作 ———格非<望春风>读札》，《当代文坛》2018年第8期。

⑦格非、林培源：《文学没有固定的反对对象——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6期。

⑧舒晋瑜：《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中华读书报》2016年第11期。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9年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课题“加里·斯奈德的荒野诗学及生态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WY2019004—A）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