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词典儒学词的例证研究
——现状描述与功能分析

胡文飞

(四川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儒学词泛指儒家经典(或思想)所涉及的词、短语和专名(赵吉惠 等,1988:1)。儒学词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历史知识和民族特征,分析儒学词有利于拓展汉英词典的文化词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汉语国际化”战略。例证对译义不可或缺,基于例证结构研究汉英词典的儒学词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回顾汉英词典儒学词的例证研究,我们发现它们存在以下不足:

(1)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研究数量少,基本以文化词概论形式存在于各类文献中。中国辞书界对文化词(包括儒学词)的研究多停留于语言层面的历时考证(徐式谷,2002a/2002b;孔祥林,2003)、文化词层面的特征分析(李明等,2002;黄建华等,1997)以及翻译层面的等值性研究(赵翠莲,2004;章宜华等,2007),缺乏对儒学词例证的专门研究。

(2)汉英词典例证研究方法传统,研究路径单一。汉英词典的例证研究多以描写类(徐式谷,2002a/2002b;吴建平,2009)和评论类(陈忠诚,2003/2006;赵刚,2004;胡文飞,2013a)为主,缺乏对比分析,尤其是历时对比和中外对比。此外,在研究路径方面,汉英词典例证研究以单部抽样分析为主,如张宏(2007/2009)、黄建华和陈楚祥(1997)的相关研究,对多部同类汉英词典例证进行总体描述和对比分析的不多。

(3)功能分析是汉英词典例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亟须理论拓展和模式创新。国内对汉英词典例证的研究,关注功能特征和配例原则(李明等,2002;黄建华等,1997;章宜华等,2007;张宏,2009)。然而,语料库词典学(Hanks,2013;李德俊,2015)、对比短语学(Sinclair,1991;卫乃兴,2011)以及功能词典学(Tarp,2008)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拓展词典理论,对汉英词典的例证功能进行创新研究。

由此,本文将整合汉英词典例证研究范式,以儒学词为对象,基于词典功能理论和汉英词典例证结构,通过现状描写和对比分析进行研究。

1 例证的功能回顾与研究路径分析

1.1 词典功能研究构成本文的理论基础

学界对词典功能的研究经历了间接描述和系统构建两个阶段。词典功能的研究起源于Barnhart(1962)的“回答问题说”和McDavid(1980)的“四分说”等分类描述。Hartmann(1985)将词典功能拓展到七类(包括用法的权威、词汇库、交际工具等),而Svensén(2009)则强调词典的描述功能,并将双语词典的功能归纳为接受功能、产出功能和翻译功能(涉及双语互译)。此外,章宜华和雍和明(2007)综述了Zgusta(1971)和Béjoint(1994)的相关研究,将词典功能简化为描写功能、教学功能和思想功能。

早期对词典功能的分析以间接描述为主,多从编者视角出发,关注语言功能。通过继承和批判词典功能相关论述[尤其是Wiegand(1996)基于用户的需求分析],Tarp(2008)将现实中的词典用户和使用情景转变、抽象为潜在的词典用户及其社会情景,以此系统构建了词典功能理论。此外,他对用户学习场景进行范畴化分类(交际和认知场景),阐述了场景与词典需求的关系。就功能而言,词典所提供的信息主要用于增强用户的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增加用户的语言知识—和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解决交际问题。词典功能观已经拓展到汉英词典相关研究中,如胡文飞(2013a/2013b/2019)对中观结构的实证分析和模式构建,但对其他微观结构(尤其是例证)涉及极少。

1.2 例证功能的分析路径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框架

例证是词典微观结构的重要成分,能凸显目的语词的组合特征、分布结构以及功能特征。无论是学界对例证功能的总体概述(Cowie,1989;Toope,1996;Wiegand,1996;李明 等,2002)还是分类阐释(Svensén,2009;章宜华 等,2007;张宏,2009;吴建平,2009;曾艳,2010;黄丽 等,2019),就其内容和分析路径而言,主要涉及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总体概述以归纳为主,如Cowie(1989)对编码类和解码类功能的分类、Toope(1996)对一般功能和特定功能的区分,而分类阐释以描述为主,如Svensén(2009)基于信息类型六分法(语义、组合、内涵、百科、语用和参考功能)、章宜华和雍和明(2007)对语义、语法、语体、语用文化和翻译参考的功能阐释。综合而言,他们对例证的功能分析都基于语言和文化的范畴分类,而这种分析路径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框架。

由此,本研究将基于词典的功能观(Tarp,2008),并结合例证功能的分析路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从认知功能和交际功能两方面对儒学词进行分析。一方面,分析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认知功能特征,包括语言认知和文化认知;前者涉及语言的陈述性知识(包括语义、形态、语体等),后者涉及对文化知识的系统了解,如社会知识、百科知识、生活常识等。另一方面,调查汉英词典儒学词的交际功能现状,包括语言交际和文化交际。前者关注程序性语言知识(如语用知识、句法知识以及居于网络知识结构中的系统知识),后者包括文化交际信息(如风俗习惯、文化知识、社会体制等)。

2 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功能分析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重点选取和分层抽样的办法,形成本研究的儒学词汇。一方面,我们从儒学思想(仁、义、礼、智、信)和儒学典籍(四书、五经、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中提取了10个核心词(仁、义、礼、忠、孝、信、乐、理、心和气),另一方面,为了增强研究的广度,我们以《中国儒学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对象(选取两部词典共有的词汇),通过分层抽样,选取45个抽样词汇,共同构成本研究的55个儒学词。分层抽样既有代表性又有针对性,而等距抽样与分层抽样有机结合,能有效降低抽样层的变异性和主观性,增强样本的效度。

关于汉英词典,我们以八部21世纪出版的汉英词典为分析对象,并以四部20世纪的汉英词典和五部21世纪的英汉词典作为比较对象,进行描述和对比。八部汉英词典包括《现代汉英词典(新版)》(2001,简称《现代汉英》)、《新世纪汉英大词典》(2003,简称《新世纪》)、《汉英大词典》(2006,简称《外文汉英》)、《汉英词典》(2006,简称《商务汉英》)、《汉英大词典》(2010,简称《交大汉英》)、《新汉英词典》(2012,简称《新汉英》)、《汉英词典(3版)》(2010,简称《北外汉英》)和《新时代汉英大词典》(2014,简称《新时代》)。

在历时分析中,本文选取20世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的四部词典进行对比分析,包括《当代汉英词典》(1972)、《汉英词典》(1978)、《现代汉英词典》(1988)以及《远东汉英大词典》(1995)。

此外,本研究还选取了五部英汉学习词典的圣经词作为比较对象,包括《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2014)、《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五版)》(2014)、《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2008)、《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2008)和《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2005)。就圣经词而言,本文将基于《圣经百科辞典》,通过五大英汉学习词典进行查检核实,再通过等距抽样,形成本研究的54个圣经词。

2.2 研究过程和问题

2.2.1 研究过程

本文将选取儒学词和圣经词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对比分析。两者均属于文化词,而文化词是词典译义和跨文化交际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分析其例证结构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主流汉英词典与英汉学习词典同属积极型词典,关注用户的英语产出能力,因此分析其例证结构极具现实意义。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本文将以词为单位,按照每个例证一分的标准进行分类统计和均值分析。

2.2.2 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

(1)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的表征现状及功能特征如何?

(2)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结构的发展模式如何?它与英汉词典圣经词有何结构差异?

(3)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的表征效度及功能特征如何?

2.3 数据分析

2.3.1 儒学词例证配置的现状分析

我们将通过数量和结构分析,描述儒学词例证的现状特征,并基于依存性和完整性分析其功能结构,以此为改进和完善例证提供现实依据。

(1)数量和结构特征描述

表1 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数量和结构特征

表1显示:儒学词例证均值较低,词典之间差异显著。8部词典儒学词的例证均值为2.88个,其中《交大汉英》例证最丰富(均值为5.88个),而《新汉英》例证最少(均值为1.34个)。就比值而言,短语例证比值(74.59%)远高于句子例证(25.41%),且后者在词典之间分布更离散。此外,基于儒学词例证结构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儒学词在例证配置方面组间差异明显(P<0.05)。这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差异,即基于不同的编纂原则和服务对象使各汉英词典在例证配置方面差异明显。

(2)依存性分析

在分析例证的依存性时,我们将基于例证来源,统计儒学词例证对单语蓝本(如《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和《古汉》)的依存度。

表2 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的依存特征

统计数据(见表2)显示:汉英词典在例证配置方面对《现汉》的依存度远远高于《古汉》。在所调查的55个词中,只有一个例证(均值)是来自《古汉》,占总数的0.78%,远低于来自《现汉》的39.88个(占总数的22.58%)。由此可见,汉英词典儒学词在例证配置中以现代用法为主,对古代用法关注较少。

此外,八部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对《现汉》的依存度具有个体差异。例证配置依存度最高的是《新世纪》、《商务汉英》,约32%的例证来自《现汉》,而《新汉英》最低(占总数的8.33%)。

(3)汉英词典儒学例证的完整性分析

表3 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词目配例分析

表3的数据显示,汉英词典儒学词配例少,且分布不均。

首先,多数儒学词没有例证。抽样显示,在调查的55个词中,配有例证的词目的均值为29个,只占总数的54.55%。此外,在例证配置方面,不同词典之间差异明显,例证配置最完整的是《新时代》(配例比高达90.91%),而《商务汉英》最低(20%左右)。

其次,词目的配例分布不均。在八部词典中,有21.25个儒学词(均值)是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例证的(占配例儒学词总数的73%)。可见儒学词配置极不均匀,有限的例证集中在部分儒学词中,而其他多数儒学词例证极少,甚至完全省略。

2.3.2儒学词例证的对比分析

在对比分析中,我们将基于历时发展和中外对比,描述儒学词例证的发展趋势和结构特征。

(1)例证配置的历时发展

图1 汉英词典例证配置的历时对比

图1显示:21世纪汉英儒学词的例证数量不断降低,且基于义项和对应词的例证配置比不断弱化。一方面,对比20世纪的汉英词典,我们发现21世纪儒学词的例证均值不断减少(后者为2.88个),远远低于20世纪的3.6个,降幅比例高达(20%)。此外,就例证配置比而言,无论是基于义项还是对等词,21世纪儒学词的例证配置比都显著降低。基于例证/义项比的数值表明,21世纪汉英词典儒学词的单位义项内例证数低于20世纪(前者为1.3,略低于后者的1.49),即每个义项内的例证数量均值呈降低趋势。这种例证配置比的弱化趋势在对应词方面表现出相同的特征。

(2)汉英词典儒学词与英汉词典圣经词的例证对比

基于圣经词例证的对比分析利于从共时视角分析儒学词的配例现状,以此为改进汉英词典的例证体系提供参考。

表4 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结构的对比分析

表4的数据显示:

(1)无论是例证数量,还是例证配置比,汉英词典儒学词的数值都远低于英汉圣经词。就例证均值而言,汉英词典儒学词数值为2.88个,远低于英汉词典圣经词的5.45个,且差异显著(p<0.05)。此外,基于词目的例证配置比(即配有例证的词目数占总词目数的比值)也表现出相同特征,汉英词典儒学词目的例证配置比(54.5%)远远低于英汉词典圣经词的比例(82.96%),且差异非常显著(p<0.05)。

(2)例证结构分析显示,汉英词典儒学词的例证以短语为主(占总数的74.59%),而圣经词以句子为主(占总数的75.95%)。表4显示,儒学词的句子例证比值远远低于英汉词典圣经词(25.41%<75.95%),且两者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差异。

(3)基于例证/义项比的统计显示,两者差异非常显著。英汉词典圣经词的比值(1.63)远高于汉英词典儒学词(1.2)。例证/义项比显示了单位义项内例证的数值,涉及例证配置的密度问题。结合例证结构成分,可见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总体数量少,且例证配置比低,总体关注短语结构,对句子例证涉及的数目极少。

3 结果与讨论

3.1 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数量少,例证依存性强,简化了认知和交际功能

3.1.1 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数量少,且例证配置比偏低,简化了语言的认知和交际功能

表1的现状描述和图1、表4的对比分析显示,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偏少,词目配例比偏低。儒学词例证的减少或缺失,大大简化了该词的语言认知功能和交际功能,影响了学习者对该类词的理解和使用。例证的缺失,弱化了儒学词的语言功能,因为汉英词典需要例证补充文化词的词义,并说明用法,包括语法特点、搭配范围和修辞色彩(黄建华等,1997)。此外,例证的缺失弱化了该词的语言交际功能,进而影响用户的理解和产出。如“胎教”“人伦”是古代和现代生活中的重要词,然而八部汉英词典都没有对“胎教”进行配例,七部词典(除《新时代》)没有对“人伦”配置例证。检索“语料库在线”和“北大语料库”等(见表5)我们发现这两个词使用频率极高,文化义丰富且交际功能显著,其合理使用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意义重大,应该配置例证。

表5 “胎教”在语料库中的使用现状

3.1.2 汉英词典儒学词高度依存于《现汉》,创新性不足,简化了文化的认知和交际功能

表2的数据显示,汉英词典儒学词高度依存于《现汉》,有39.88个例证(均值)来自于《现汉》。对《现汉》的高度依存性忽略了对语言的动态描写,进而削弱了儒学词的社会认知和文化折射功能。此外,对《古汉》的忽略弱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进而简化例证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方面,汉英词典儒学词对《现汉》的过度依存使编者局限于静态的消极继承,而弱化了对拓展用法的使用,忽略了其动态语义性,无法映射儒学词用法模式的发展现状。拓展用法本质上是对常态模式的扩延,是对其原型表征结构的补充,而例证则是支撑和映射拓展用法的重要载体。例证配置中对拓展用法的忽略以及对原型用法的偏离都会影响儒学词的表征,因为只有例证符合(词目)使用的代表性和原型特征,那么它们的质量和权威性才会大大提高(Hartmann et al.,2001:20)。另一方面,对《古汉》的忽略导致例证映射的文化缺失,进而简化了例证的文化交际功能。儒学词是特殊的文化词,文化义丰富,需要完整的例证来凸显其丰富的文化意象和交际场景。汉英词典儒学词缺乏例证或例证过于简洁,容易导致用户忽略或简化源语词的文化意义。在“人道”中,五部汉英词典的表征信息局限于语言信息,多数词典只提供对等词“humanity”“human sympathy”(见下例)。该例证语言结构完整,但“人道”的词源属性和历史意义完全流失。基于语料检索和语义考证,我们发“人道”原指“儒家对人事及社会规范与法则的总称”,相对于“天道”,出自《易传.系辞下》中“天道远,人道迩”,而该词的短语例证“以人道的名义”映射了部分的语言知识,但文化意义和词源信息流损严重。事实上,八部词典中没有一部词典涉及儒学词的词源信息。究其原因,对语料库的弱化影响了词目和搭配结构在框架影射和模式转换中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并形成了具有不同结构和效度的例证。

例(1)[人道]rén dào①〈名〉humanity;human sympathy:以~的名义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②〈形〉human;humane inhumane(《新世纪》)

3.2 儒学词例证结构虚化特征显著且系统性不强,影响文化认知和交际功能

3.2.1 历时发展的结构对比显示儒学词例证虚化特征显著,影响例证的文化认知功能

首先,例证数目总体呈现下降局势。21世纪汉英词典儒学词的例证数值(均值)从20世纪的3.59个降到了2.62个,下降趋势显著。例证总数的降低,大大弱化了儒学词的文化信息,弱化了用户对例证的文化认知。此外,21世纪汉英词典以短语为主的结构模式(表1),增强了儒学词例证结构的虚化特征。例证语境化是对译义语境化的补充和延伸,而句子例证则以完整的语境实现“再语境化”过程中的文化认知功能。汉英儒学词的例证以短语为主,短语的抽象性以及语境的非完整性无法再现儒学词的完整意象,导致例证的功能被虚化。“人伦”在《新时代》有两个例证,但都局限短语结构:“封建人伦”和“人伦之叙”。该类例证关注对等词,对其文化意象映射极少,导致其例证功能不断虚化,进而影响用户的文化认知。

例(2)[人伦]rén lún 名human relations(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ethics):封建~feudal human relation︱~之叙ethics on human relations(《新时代》)

其次,例证配置比也呈现下降趋势,影响了例证的映射效度,弱化了语言和文化的认知功能。表4显示,无论是基于对应词还是基于义项,统计的数值显示,汉英词典儒学词的例证配置呈现下降趋势。例证配置比的降低,弱化了例证对义项和译义的语境补充功能,削弱了儒学词的文化认知功能。事实上,抽样显示,“丁忧”“门生”“天道”等词蕴含儒学文化,但多数汉英词典都仅限于提供对应词,如例(3)。“丁忧”与中国儒家文化、孝文化高度关联,但该词在多数汉英词典中都缺乏例证,无法让读者以完整的社会语境或文化意象来获得语词的认知功能。

例(3)[丁忧]dīng yōu〈动〉〈书〉be in mourning for one’s parent(《新汉英》)

3.2.2 例证的配置比偏低降低了例证系统性,影响了例证结构的文化交际功能

表4的数据显示,儒学词的例证不仅数量偏低,配置比也低于同期英汉词典圣经词。例证/义项比表示例证在义项内的结构密度,例证配置比过低,不仅影响了文化信息和语言信息的表征,更弱化了例证与义项和对应词的关联性。儒学词义项内配例不足,这改变了义项、例证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影响学习者对该词的使用,进而弱化词典的文化交际功能。英汉词典圣经词的例证不仅数量丰富,且配置比高。例证结构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不仅丰富了文化信息,增强了表征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提高了例证结构的文化交际功能。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Service”作为一个高频常用词,含10多个义项,但编者通过例证说明的形式,将该词低频但文化性强的短语结构(见下例中的“晨祷”“晚祷”“参加礼拜”等)相互关联、语义聚合,共同形成完整的文化意象结构,既完善了该词的语言知识体系,也丰富了该词的文化信息结构,增强了例证的文化交际功能。

例(4)Service...Religious Ceremony宗教仪式[C]a religious ceremony宗教礼仪;宗教仪式:morning/evening service晨祷、晚祷;to hold/attend a service举行/参加礼拜;a funeral/marriage/memorial,etc service丧葬、结婚、追思等宗教仪式(《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3.3 表征效度的例证功能的分析显示,部分儒学词例证功能被显著弱化

基于儒学词例证的数量描写和对比分析利于我们系统认识其分布结构和现状特征,而基于抽样例证的效度分析利于我们深入分析其功能现状。由此,本文将从映射特征、关联性和能产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前者涉及认知功能,后两者涉及交际功能。

3.3.1 例证的映射特征

例证是对词目语义、语用和文化义的映射和再现,而对源语认知域的完整映射,既涉及基本认知域(构成概念层级结构的底层),也包括抽象认知域(由基本认知域不断合并为高级概念的认知域)。儒学词例证在映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认知域的映射,结构完整,但部分儒学词也亟待提高。

首先,例证映射的结构相融性不足,影响了例证的文化认知功能。结构相融性涉及例证与译义,尤其是认知域映射中是否有效实现了对源语词语义和文化的系统组合和同质聚合。抽样显示,部分儒学词例证在映射过程中违背了映射的结构相融性,导致例证结构与义项结构形成语义冲突,进而弱化了其文化和社会认知功能。如下例中,“上帝”义项② 的“God”关注基本认知域,而其例证“顾客是上帝”映射的是抽象认知域(涉及文化领域),是“God”基本域的拓展(隐喻义),但编者却将不同层级认知域的文化知识进行同质聚合。例证与义项的非一致性和语义冲突弱化了该例证的文化表征功能,影响用户的认知效果。

例(5)[上帝]Shàng dì名 ……②[基]God:愿~保佑你God bless you!/顾客是~。Customers come first.(《北外汉英》)

其次,例证映射层级性不足,导致部分例证结构失衡,影响语言和文化认知功能。短语例证短小精悍,但承载的语境信息和文化信息有限。儒学词的文化信息丰富且层级特征显著,因此,其例证在映射中应凸显认知域的层级性,对基本域和抽象域并重,形成完整的映射结构。抽样显示,儒学词在映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对源语词基本认知域和抽象认知域的映射,但多局限于短语例证(见表1),导致例证结构失衡。儒学词语境依存度高,因此整句例证利于更完整、系统地再现源语词的语义特征、搭配结构和用法模式。此外,部分例证关注抽象认知域,弱化对基本认知域的映射,导致映射结构不系统,也影响了用户对儒学词的文化认知。如“章句”在《新世纪》中,只列出一个例证:“章句之学”(philogical study of ancient texts),但事实上该词有两个义项,涉及基本认知域的“chapter,sections,sentences and phrases in ancient texts”和抽象认知域的“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ancient texts”。该例证只关注对抽象认知域(后者)而忽略了对前者的例证映射,无法完整再现其语义结构和文化体系,也违背用户基于语义极差的原型认知模式(由简到繁、由原型到边缘)。

例(6)[章句]zhāng jù 〈名〉①chapters,sections,sentences and phrases in ancient texts

②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ancient texts:~之学philological study of ancient texts.(《新世纪》)

3.3.2 例证的关联性

例证是译义的延伸,例证与其他结构的关联性利于有效实现例证交际功能。在八部汉英词典中,多数儒学词的例证选择合理、配置科学,但部分例证与其他表征结构之间关联性不强,进而影响了儒学词的语言交际功能。

首先,例证与词目无关联。《新汉英词典》中的“明明”和“明明白白”在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词,但作者将“明明白白消费”作为“明白”的例证,完全割裂了例证与词目的关联性,无法对译义进行补充和完善,进而影响其语言交际功能。

例(7)[明明]〈副〉clearly:她明明知道这件事。She knows this matter quite clearly./明明白白消费。transparent consumption.(《新汉英》)

其次,例证与义项无关联。在《交大汉英》中,“天道”的义项③表示“天气”,但例证“天道难知”意义抽象,涉及“自然界及其规律”,与义项关联较小。事实上,该例证的英译也更加凸显了这种无关联属性,“Inscrutable are the ways of Heaven”涉及“抽象的自然及其发展规律”,已经脱离了原义中的“天气”。因此,该例证对义项既无语义补充或拓展,反而模糊了两者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弱化了例证的语言交际功能。

例(8)[天道]tiān dào ①(自然界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natural law;②(上帝意志的表现)manifestation of God’s will,good or ill omen;③[方](天气)weather:~难知。Inscrutable are the ways of Heaven.(《交大汉英》)

3.3.3 例证的能产性

汉英词典主要服务于用户的产出需求,因此其能产性对词典质量意义重大。抽样显示,当前汉英词典儒学词仍需强化能产性,增强例证与义项、译义的结构相融性与关联性,不断提高例证的交际功能。

首先,例证与义项不一致甚至矛盾,削弱了例证的能产性,降低了例证的语言交际功能。例证与义项的冲突,涉及语义、语法和语用,层级差异显著。《新世纪》里“至诚”的义项①的译义是“〈形〉most sincere”,其词类标注〈形〉,但却提供名词例证,如 “出于至诚”“一片至诚”等,导致例证与义项不一致,影响了例证的能产性。因此,新型汉英词典应基于语料调查,明确其兼类属性,并基于义项标注的“对译原则”(王仁强,2007/2012),完善其词类标注。

例(9)[至诚]zhìchéng〈形〉①most sincere:~待人treat people with absolute sincerity;出于~in all sincerity;from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一片~;be completely sincere,with great sincerity ~的朋友/道歉sincere friend/apology...(《新世纪》)

其次,例句对释义的简单重复或简单否定,语境不完整,弱化了其文化交际功能。在《新世纪》中,义项③中的“不能人道”只是对义项结构的简单否定,在语义特征、句法结构等方面拓展不足,无法形成儒学词完整的文化语境和意象结构,弱化了例证的文化交际功能。

例(10)[人道]rén dào①〈名〉humanity;human sympathy:以~的名义in the name of humanity;②〈形〉human,humane不~;③〈动〉[usu used in the negative]have sex:不能~(of man)be impotent(《新世纪》)

4 结语

本文通过分层抽样,分析八部汉英词典儒学词的例证功能与现状特征,并基于例证的认知功能和交际功能,从历时视角分析了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配置的现状及其功能特征。此外,本文还基于汉英词典儒学词和英汉词典圣经词的组间对比,描述了儒学词的例证配置模式。历时分析显示,汉英词典儒学词例证配置数量少,例证依存度高,简化了认知和交际功能;对比分析表明,儒学词例证虚化特征显著,系统性不强。此外,基于表征效度的抽样分析显示,部分儒学词的例证重复率高,且表现出结构失衡的问题,导致例证映射不系统,例证关联性不强,进而弱化了儒学词的语言交际功能。因此,我们应不断完善儒学词例证配置,丰富句子例证,提高例证配置比,增强例证的结构相融性、关联性和能产性,凸显例证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认知和交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