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颜建军，冯君怡

(湖南工商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4102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优势、环境规制等优势大力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商来到中国进行投资，在中国更为宽松的环境规制下，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进行生产，再将产品出口以获得利润。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虽然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更能发挥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1]，使中国的经济迎来了腾飞，但是这一切都是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为代价的。由于中国早期较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导致许多外商将中国视为“污染避难所”，将本国的污染企业转移至中国来规避本国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这在初期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经年累月对中国的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而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的中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在经历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迅速暴露了其弊端，中国当时的产业结构无法抵御外来的经济风险，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国内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的格局下，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必须淘汰落后高污染产业，以创新为发展内动力，鼓励和支持高新产业的发展，因此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我国在2019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1.54万亿元，同比增长3.4%，吸引外资1400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也成了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角度入手，以期从这两方面探究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相关建议。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机制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做出了诸多研究。在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中，许多文献深入研究了对外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其具体影响效果，但仍未能取得一致性结论[2]。大部分学者认为对外贸易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国进出口通过影响国内的供给和需求，解决资本品不足、生产技术水平低和传统产业生产过剩等问题，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带动产业结构升级[3]。早在1935年，日本学者赤松就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发达国家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4]和产业结构升级。亦有学者基于对外贸易，从货物贸易结构和服务贸易结构的角度出发，发现货物贸易结构在长期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服务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没有显著的作用[5]，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影响[6-7]。与上文观点相反的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对外贸易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只能通过进口资本品和出口消费品来实现[8],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体产业结构更固定，越难做到产业结构升级[9]；从贸易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两头在外”的对外贸易方式也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大因素[10]。二是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邓平平[11]、杨丹萍和杨丽华[12]认为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间为U形关系，也即对外贸易量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从机理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外贸易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要素禀赋优化整个产业结构[13-14]、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倒逼国内产业结构转型[15]，而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淘汰落后产业，造成产能过剩或者商品短缺，而对外贸易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对外贸易使得东道国提高国际分工的参与度，通过学习发达国家更成熟的产品，吸纳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通过“技术外溢”效应[12，16-17]，在提高自身生产效率的同时，亦可通过“干中学”方式吸收转化先进技术[18-19]，进而实现优势产业和国际产业结构的接轨，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此外，对外贸易重视要素禀赋优势，以减低贸易成本为导向，通过产业循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20]，亦可通过国际间的产业转移[21]，细化国际分工，进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学术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间的关系同样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2-23]，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提高一国的储蓄水平和外汇储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24]，亦可帮助融资约束越强的国家实现融资，通过带动国内生产投资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5-26]，外商资本的流向大多流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27]，进而优化产业结构。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如MS-VAR模型、非参数面板模型等指出FDI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28-30]。但亦有观点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31]。主要观点可分为：一是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门槛效应[32];二是FDI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33-35]。具体来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负效应主要因为金融水平差异[36]和地区差异[37]。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FDI推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但对中部与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起阻碍作用[38]；也有学者认为FDI可促进中游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呈现负效应[39]；王冲和李雪松通过GMM模型提出上、下游区域的FDI促进了经济发展，中游区域的FDI抑制了经济的发展[40]。此外，FDI流入还有可能扩大收入差距，对产业发展产生负面效应[41]，甚至可能促使地方政府进行关于环境规制的“逐底竞赛”[42]。

从影响路径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会缓解东道国的资金短缺问题，并且提高东道国的资金质量，使得东道国金融市场规模扩大、金融市场效率提升[43]，进而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有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共识，FDI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在带动东道国就业的同时，也为东道国培养了一定的人才，人力资本得到了提升[44]、就业结构得到了改善，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FDI亦可通过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45-46]；也有学者从双向FDI出发，认为双向FDI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积极作用[47-48]。

学术界关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已颇为丰富，由于其研究视角的不同以及样本选择的差异，故结论存在一定差异。针对中国经济进入“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本文将同时考虑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并进行深入研究，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若干有益启示。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一)模型的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部分文献产业结构的研究均是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或产业结构调整指数[49]，并未对每一产业进行研究，仅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总方向，而对每一产业结构的变化缺乏研究。故本文为了评估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分别对三大产业进行研究，并构建了如下模型:

industry1it=α0+α1lntradeit+α2lnfdiit+α3Controlit+ηi+μt+εit

(1)

(2)

(3)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industry1it、industry2it和industry3it分别为地区i在t时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lntradeit为地区i在t时的进出口总额的对数，lnfdiit为地区i在t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对数，Controlit为控制变量，分别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ninvest)、城乡收入差距(gap)、城镇化率(rate)、经济发展水平(lnpgdp)资源禀赋(kl)、创新研发(lnrd)。η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控制了影响产业结构但不随着时间变动的个体效应；μt表示时期效应，控制了随时间变化影响所有地区的时间因素；εit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前文的机制研究及假设[14][44]，本文认为对外贸易会通过资源禀赋(kl)影响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带来先进的技术引起企业创新(lnrd)，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因此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论证该假设。中介效应是一种重要的统计方法，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是通过中介变量M来间接作用于因变量Y，此类效应即为中介效应。参照Baron和Kenny(1986)[50]的方法，对基准模型进行进一步地扩展并建立以下中介模型：

industryit=β0+β1lntradeit+β2Controlit+ηi+μt+ρit

(4)

(5)

(6)

industryit=κ0+κ1lnfdiit+κ2Controlit+ηi+μt+σit

(7)

lnrdit=κ0'+κ1'lnfdiit+κ2'Controlit+ηi+μt+σit'

(8)

(9)

(二)变量的选取

1. 核心变量

鉴于本文旨在研究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选取我国各省份的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industry1)、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industry2)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industry3)为被解释变量，分别研究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的影响。此外，选取各省份进出口总额的对数(lntrade)和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对数(lnfd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2. 控制变量

基于上文的文献综述和机理分析，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ninvest)：我国各省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对数。(2)城乡收入差距(gap)：我国各省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①的比值。(3)城镇化率(rate)：我国各省份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4)经济发展水平(lnpgdp)：我国各省份的人均GDP的对数。(5)资源禀赋(kl)：我国各省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值。(6)创新研发(lnrd)：我国各省份的R&D经费的对数。

(三)数据的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本文选用了2000年至2018年中国的30个省份为样本②，共得570个样本，数据均来自EPS数据库和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以下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根据Hausman检验应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由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宏观波动、年份差异的影响，故在回归中同时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比较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式(1)至式(3)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基准回归

表2的基准回归均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模型(1)和模型(2)是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的回归，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均显著不利于第一产业比重的提高，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仍显著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这也体现了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不在第一产业。控制变量中，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研发显著负作用于第一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因其报酬较低而选择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造成第一产业劳动力锐减；而创新研发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创新研发的提高会加快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故不利于第一产业比重的提高；而资源禀赋有利于第一产业的提高，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3)和模型(4)是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回归，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均显著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对外贸易显著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效应不显著，也即没有显著影响。控制变量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研创新均显著促进第二产业的提高。

模型(5)和模型(6)是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回归，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均显著阻碍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加入控制变量后，对外贸易对第三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外商投资显著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有关。在控制变量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均显著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产业发展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因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向第二产业倾斜；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提高为第三产业带来更多劳动力，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异质性检验

根据前文的文献分析[37-40]，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往往存在异质性差异，这是由于各省份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基础等均不相同，造成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存在一定差别。因此本文将30个省份分成东、中、西部三大区域③，分别对三大区域内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异质性检验

由表3，模型(7)至模型(9)为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外贸易显著不利于东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但可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较早，虽是平原地区但第一产业已经不是主导产业，由于早期对外开放引进的先进技术使得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了第三产业，故对外贸易对第三产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三大产业没有明显的影响。根据控制变量，东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主要投向第二产业，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第二产业的发展，但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模型(10)至模型(12)为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外贸易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但可促进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这是由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中部地区依靠自然资源优势主要发展第二产业，故对外贸易的产品也大多为工业制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的三大产业没有显著影响。控制变量中，中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投资仍主要投向了第二产业，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仍是第二产业，因此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阻碍作用显著。

模型(13)至模型(15)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外贸易显著促进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西部地区各类资源丰富，因此第二产业是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不利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但可显著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正在从中东部地区承接第三产业，故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控制变量中，西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停留在第一产业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提高显著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故第二产业仍是西部地区的支柱性产业。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由于本文着重研究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故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本文将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回归。为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本文借鉴汪伟等(2015)[51]和唐文进等(2019)[52]的研究，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D)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具体测算公式为：

(10)

并重新构建基准模型：

INDit=γ0+γ1lntradeit+γ2lnfdiit+γ3Controlit+ηi+μt+ξit

(11)

其中，ξ为随机扰动项，其余变量均与前文一致，对式(10)的估计如表4所示，并且同时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模型(7)为式(10)的估计结果，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有利于产业高级化，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基于前文基准回归结论，对外贸易显著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第三产业没有显著影响，故无法确定对外贸易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因此基准回归的结论稳健。类似地，在上文的基准回归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有显著的负效应，对第二产业的效应不显著，外商投资显著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式(10)产业高级化的计算公式，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有利于产业高级化，因此基准回归的结论稳健。控制变量中，资源禀赋显著不利于产业高级化，这是由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的，中国仍以第二产业为主，所以社会资源也会相对往第二产业倾斜；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产业高级化，常住城镇人口的增加减少了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增加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继而促进产业高级化；在前文回归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但对第三产业起负作用，故无法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2. 更改样本时期

长时间跨度的样本的确可以反映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总效用，但也会造成样本期内的变动趋势被忽略，尽管在基准回归中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和个体的固定效应，但为了消除样本期内经济周期和外部冲击的风险影响，本文变换了样本的时间。借鉴陈丰龙等(2018)的研究[53]，考虑到样本周期较长，因此将样本分为2000年至2009年，2010年至2018年两个样本，分别对两个样本组进行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由表4，模型(8)至模型(10)为对2000年至2009年样本的回归，模型(11)至模型(13)为对2010年至2018年样本的回归。2000年至2009年样本的回归中，对外贸易显著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是因为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初期，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出口国，农产品出口比重较大，故对第一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10年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不再是第一产业的产品。2000年至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但可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早期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明显，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确促进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但在后期对产业结构没有显著的作用，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环境规制政策越发严格，建立了外商准入清单，准入外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还未可知。

五、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对外贸易会通过资源禀赋(kl)影响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创新研发(lnrd)影响产业结构，且根据上文的结论，对外贸易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显著的影响，故检验对外贸易是否会通过资源禀赋影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通过研发创新影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并对上述中介变量进行检验，由于Sobel检验容易犯第一类错误，本文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检验[54]，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 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机制检验

由表5，对外贸易对第一产业结构和第二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均通过了Bootstrap Test检验，也即中介效应显著，对外贸易可通过资源禀赋(kl)对第一产业结构和第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模型(14)至模型(16)表明对外贸易对第一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为负效应，对外贸易通过资源禀赋负作用于第一产业发展，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模型(17)至模型(19)表明对外贸易对第二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为正效应，对外贸易通过资源禀赋促进第二产业发展，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6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机制检验

续表

由表6，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未通过Bootstrap Test检验，也即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均通过了Bootstrap Test检验，也即中介效应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研发创新(lnrd)对第三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模型(23)至模型(25)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为负效应，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创新研发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不一致，其可能的原因是如模型(24)所示，外商直接投资负作用于创新研发，进而对第三产业发展呈负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为研究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选取了2000年至2018年中国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样本，检验了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了如下结论：对外贸易显著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显著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第三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对第二产业没有显著影响，但可显著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但可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这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由于我国的支柱性产业仍为第二产业，所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向第二产业倾斜，经济发展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促进第二产业发展，不利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此外，本文将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由于各地区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均不同，区域间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异质性检验得出：对外贸易显著不利于东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但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较早，经济发展较快，第一产业已经不是主导产业，且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没有明显的影响。对外贸易不利于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但可促进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这是因为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第二产业为支柱性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的三大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外贸易显著促进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这和西部地区各类资源丰富密不可分；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不利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但可显著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正在从中东部地区承接第三产业，故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基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助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若干有益启示：

第一，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贸易体系和引进外资体系。合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实现区域间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避免区域内的同质化恶性竞争，加强不同省市之间的技术交流等，通过促进区域的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此外，还需转变对外贸易方式，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进而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建立外商准入黑白名单，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进行有效的甄别，将那些为规避本国严格环境规制政策，而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转移至中国的外企拦在国门之外。

第二，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产业结构能否升级主要在于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高低，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主要还在于科学技术和人才的引进。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时，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吸收的基础上实现消化，培养本土的高素质人才，亦可对高端产品复制，进行逆向研发来寻求突破，利用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确定对外贸易方式和制定引进外资政策。依托各区域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明确自身发展的定位，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对外贸易方式和引进外资政策，充分发挥其“溢出效应”，实现彼此的优势互补。如东部地区地处沿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且经济发展较快，人力资源丰富，应加快吸引高新技术外资进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并进一步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建立起“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的发展格局。

注 释：

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缺失处，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代替。

②鉴于西藏地区数值缺失严重，故剔除了西藏地区。

③根据我国统计局对我国区域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