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外交观的文化内涵及其现代启示

胡慧娥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魏源是中国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坐标中的一位“百科全书式”[1]565的人物。鸦片战争失败后，为对付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积极考察世界形势，提出了具有近代特色的系列对外政策，他的思想冲击了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传统外交理念以及由传统天下观所主导的外交格局。魏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承继其思想精神，不断探寻中国富强之路，特别是在时代出现重大转折时期，其思想更会闪出异样光芒，成为人们重温而可资借鉴的珍贵因子。现今我国已进入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魏源作为近代开放思想的先行者，其某些思考仍值得我们作深入探究。

有关魏源外交观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及近代影响等，学界已有一定研究，本人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近年亦有几篇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参阅：胡慧娥，黄盾.从《海国图志》看魏源的近代外交思想[J].贵州文史丛刊，2015(3)：57-63；陈先初，胡慧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再探[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113-119；胡慧娥.魏源《圣武记》《海国图志》二书关系考辨[J].贵州社会科学，2019(11)：94-101.，但对其外交观的文化内涵及现代启示意义还未有集中阐述，现拟结合新时代发展之态势，对此问题作一探究。主要从魏源所提外交方略出发，进一步分析其所含文化内蕴，并阐发其现代意义，希望从先贤思想智慧中汲取营养，坚定文化自信，以期对新时代湖南开放格局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照。

一 魏源外交观的主要内容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编著了两部反思这场屈辱战争的鸿篇巨制，即《圣武记》与《海国图志》。其中，《圣武记》还收录了他撰写的有关鸦片战争的当代史——《道光洋艘征抚记》。这部书是记载鸦片战争的最早著述，尽管有些史实存在误差，又因涉及时论，只在其生前最后一版《圣武记》中存目，后由书商再次刊刻时才收入正文[2]，却是今人了解鸦片战争的必读资料。其中所论鸦片战争之失及应对之策等，与《圣武记》中“武事余记”诸篇及《海国图志》“筹海篇”之论颇有关联，共同构成魏源对外观念的系统阐述。主要内容包括“以夷款夷”的对外经济观，“宽容开放”的文化交流观以及“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外军事观。

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明确提出了“以夷款夷”的思想：“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驱驰，是谓以夷款夷……款夷之二策，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3]1“互市”“通市”均是经济贸易活动。他提出“款夷”的前提是要“悉夷情”，“故驭夷得其情，可使鸮音化泮林”，即要了解各国情势，才能制定出合适的对外政策，化蛮夷为礼仪之邦。他进而提出“悉夷情”的具体办法，如开设译馆、多译西书，使“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4]577，也即需要搜集他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及政治经济宗教等详细资料，从而对外情了如指掌，如此很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他甚至希冀借西方基督教教义，来感化那些贩毒者和吸食鸦片者，以杜绝鸦片之祸，呼吁“有能借耶稣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鸦烟之毒者乎”[5]517。当然，这只是他的理想，禁绝鸦片在近代中国还经历了漫长的抗争历程。但在魏源看来，“悉夷情”是睁眼看世界的首要出发点，这无疑是有道理的。

“悉夷情”后，魏源接着倡议与各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认为平等贸易是“款夷”之良方。他指出在同外国通市交往中不宜与垄断公司打交道，而应与散商打交道，认为公司垄断他商之路，“公司散则势涣易制”[3]40。他对比分析了鸦片战争前中英历年的贸易，以道光十七年广东与英贸易出入之数为例，“共英夷进口货千四百四十七万八千员，少于出口货价银七百余万员。使无鸦片，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余万员”。他又指出：“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员，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员，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价银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员。”因而他的结论是：“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3]38魏源已然察觉正常贸易于中国大有裨益，只要严禁鸦片，就可与各国保持经济贸易往来，可惜当时统治者及士人群体大多无此见识，未能抓住时机，直至洋务运动才逐渐开启近代化进程。

魏源对文化交流亦持开放态度。他看到了世界新形势的发展，感受到西方文明的种种可贵之处，曾言：“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4]638他认为华夏文化与其他类型的地域文化是平等共存的，各地皆有其独特的文化风气，不能要求“八表之外”尽为儒家文化。他还在《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而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3]1788在魏源看来，各地风俗不同，政治统治形式各异，教门也各有依归，就算对待被征服之地，也应尊重其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否则难以维系长久的治理。因此，回教、黄教、天主教、天方教(即指伊斯兰教)及儒、释、道等各教门可以并行不悖、各化其民。他还撰有《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同样是以平等眼光看待中西历法与纪年[3] 1793-1817。这种对不同宗教、历法持客观尊重的态度，是魏源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观念的体现。

魏源虽重视平等的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但也没有忽视强大军威的作用。其对外军事观主要有两个内涵：一是“以夷攻夷”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动学习西方，从而有效制约西方的外交思想。“以夷攻夷”古已有之，是传统社会应对周边地区与国家关系的一种策略。他对历史典故很是熟稔，曾言：“汉用西域攻匈奴，唐用吐蕃攻印度，用回纥攻吐蕃；圣祖用荷兰夹板船攻台湾，又联络俄罗斯以逼准噶尔。”并总结说：“古之御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3]27在分析鸦片战争失败之因时，他为战事中错失了“三大外助”而深表遗憾(2)在魏源看来，廓尔喀答应进攻英属东印度孟阿腊，以助中国之广东，是为“洋事第一外助”；佛兰西(法国)、弥利坚(美国)愿意派人赴江、浙代款，以“折服英人”，“倘英人不从，亦可藉口与之交兵”，是为“第二外助”；后佛兰西、弥利坚各率兵船来华相助，“盖欲密献机宜，效回纥助唐之谊”，是为“第三外助”。这些“外助”均被官员所忽略，至事不成，魏源甚觉遗憾。魏源所论虽未必中肯，但他主张“以夷制夷”的思想很明显。参阅：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下)[A].魏源全集：第3册[C].长沙：岳麓书社：483-484.，认为“以外敌攻外敌”，即能收到“以守为战”的良好战略效果。

当然，魏源最看重的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外策略，包括“师夷”与“制夷”两方面，其中，“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他明言：“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3]1078又说：“蛮夷之性，畏威甚于怀德。”[5]268意思是，要使外敌不敢轻易欺凌，还需强大军事，以建威于各国。他进而言之：“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国初征荷兰夹板艘以攻台湾，命南怀仁造火炮以剿叛藩。先朝近事，典在册府，扩而推之，敢告御侮。”[5]355这是以史实说明“师夷制夷”的功效，夹板艘、西洋火炮都是“夷之长技”，国初尽用之而取奇功。魏源根据最新考察，认为就海防而言，“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3]27这都是要求从军事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魏源所思并不止于此，他曾明确表示要学习英国的兵贾之制，言：“(英吉利)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人知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3]1077-1078此外，他还有向西方学习其他科学技术、文教及政治制度等之意[6]。魏源已然将“师夷制夷”方略视为一种强国之途，并与国家安危直接挂钩。

总之，魏源有关对外政策的系列思考代表了其时国人思想的最高水平，著名史学家茅海建曾指出，鸦片战争后，作出反应的最杰出的精英就是魏源，其“师长”思想尽管不充分，却十分可贵，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轨道[7]570-571。“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其中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文化观念的转变。下面接着探讨其外交思想中的文化内涵。

二 魏源外交观的文化内涵

魏源之所以有着比较清醒的对外理念，与其客观认识世界形势、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外交思想中蕴含着打破传统天下观、文化多元而平等以及中西文化各有优长等诸多内涵。

首先，魏源打破了传统地理上的“中国中心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华夷之辨”的突破。他认为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在《海国图志》中重修世界地图时，未再将中国置于世界中心之处。他提出“中国”的真正内涵是指气候温和，其言曰：“东海有圣人出焉，西海有圣人出焉；圣人之出，必在海滨。扶舆磅礴之气，必至平原近海……而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3]1822魏源此论虽未必中肯，但他对“中国”的重新释义有新的突破，有学者称此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其论已表明“中国并不在世界正中，只不过是天时适中”[8]245。

魏源重修各国地图时曾言：“今则用广东香港册页之图，每图一国，山水城邑，钩勒位置，开方里差，距极度数，不爽毫发。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3]7-8他将各国分册页制图，每图一国，山川风土一览无余，犹如读中国各省省志一般。此即将中外视为一家了，而对于传统社会极为看重的天下四夷与“华夷之辨”等则避而不谈。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认识，魏源才提出各国平等贸易、互通有无等“款夷”之方。

其次，魏源始终倡导文化多元，“道并行而不悖”。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指出：“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同归……孔、老异学而相敬，夷、惠异德而同圣，箕、比异迹而同仁，四科并出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其轨辙不同者，道之并育并行所以大。”[9]28方隅之士可以入主出奴，学问相异而能相敬，意思是，文化本无高低优劣之分，只要本身有其价值，就应互相尊重，多方交流与借鉴，如此才能成就“大道”。这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只是此时所论仍以中华文化为主。鸦片战争后他感受到西方文化之优势，又借古圣人言作进一步阐述，说：“文中子曰：西方之圣人也，中国则泥。庄子曰：八荒之外，圣人论而不议；九州以外，圣人议而不辨。或复谓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3]823他认为古人早已承认西方也有圣人，只是我们知之甚少，以为八荒、九州之外无需了解，但现今时势变化，须主动了解九州之外的文明，也许其他文明的圣人思想亦与中国文明“心理同”，因此可相互交流，各取其长。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还辑录了《地理备考》叙言一文，其中论述更加明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之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3]1866魏源对此深表认同，那些与禽兽没有区别的未开化之民，应被视为“夷狄”，并“任其自然，不与其相交”；但对于有教化之国，则不能再称之为“夷狄”，而应有“天下一家”“四海兄弟”之气概，是为“王者之大度”“智士之旷识”。

再次，魏源对西方科学文化理论也颇为关注。他曾评议哥白尼的“日心说”，在辑录玛吉士所撰《地球循环论》的相关内容后，写有一句案语：“此即西人地动太阳静之创说。但地球既运转不停，则人视北极亦当变动而不能止其所矣。姑存备一说。”[3]2197有学者指出这一介绍可能是鸦片战争后国人对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第一次系统介绍[8]208，虽然其时魏源对此还并不完全理解，有存疑倾向，但至少表明他没有完全排斥此观点。魏源还明确批评时人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说成是“奇技淫巧”，他依据史实作有力的反驳：“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3]31他认为“有用之物”可称“奇技”，但绝非“淫巧”，而且，借大自然之造化神功，方便百姓日用生活的“奇技”，当然要大力提倡。国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要重新利用、发扬光大，国人未有而他国文明拥有的先进技术，就得虚心学习。

第四，魏源外交观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师夷”思想，其文化内涵亦十分丰富。魏源之思考，其实已不局限于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与民用科技等，还包含学习西方之文教及政治制度。他在《职方外纪》中详细辑录了西方世界有关婚姻、教育(尚文学、广设学校)、宗教信仰及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文字。如：欧罗巴洲内大小诸国……通国之中皆一夫一妇，无敢有二色者。又如：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指医科、治科、教科、道科)，而听人自择……欧罗巴人奉天主正教，在遵持两端：其一，爱敬天主万物之上；其一，爱人如己……欧罗巴诸国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3]1084-1087。这些论述较客观地反映了欧洲各国的社会、民情、宗教、风俗、制度等。魏源虽没有对其加以评议，但其辑录本身，已显出一定的认同和师法之意。此外，魏源还撰写了《英吉利小记》一文，后收入《海国图志》，对英国的社会管理与男女职权等有详细阐述，如：英吉利不产鸦片，亦不食鸦片，而坐享鸦片烟之利，富强甲西域……河中多火轮舟……火轮舟行最速，所以通文报……其国所宗教主曰葛尼(意为上帝)……尊卑相见，重则免冠，轻则以手加额而扩之，皆立不跪。惟祭神乃跪，亦无拜礼。嫁娶择配，皆女自主之……国中女子之权胜于男子。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虽国王亦止一妃[3]1441-1443。这是魏源在鸦片战争中受友人之邀，亲自审讯英俘安突德所获取的有关英国情形的第一手资料，他自认比较可信，后来重修《海国图志》时就将此文补录进去了(4)《海国图志》中对英国国情的辑录是最详细的，共计四卷，分总论及上、中、下三篇广述，除了总论是继承林则徐《四洲志》所辑内容外，广述上篇与中篇都是魏源重新辑录的，下篇则完全是魏源所辑，在《英吉利小记》文末还写有“原无，今补”四字，这说明此篇是魏源修订《海国图志》时所补录，他颇为看重。。这些论述表明他对英国的经济、科技、宗教，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等已有较深认知，且并未有任何批判之词，显示出他对西方文教有某种认同感。

最后，魏源对西方某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亦颇有好感，认为与中国传统社会推崇的“王道”之治近似。他曾盛赞美国的政治：“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而能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3]1585魏源认为美国的统治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既“公”且“周”，深得“人心”，而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在他看来也是公平的，所以他表示了“称许”。

他虽对英国进行鸦片贸易极为愤恨，并将之与美国相比较而痛斥之，但对英国政治制度亦有认同之处。如在《英吉利小记》中说：(英国)武官以火器考试入伍……文官则无论大小，皆先纳赀而后试之。得官后，不能称职，乃黜降之……今国王乃女主……每临朝听政，(其夫婿)亦坐女主之后，国中宗室大臣皆坐而议政[3]1441-1443。魏源很欣赏这种“坐而议政”之风，他在《圣武记》中曾多次赞誉清朝兴起初期八大王坐而议政之事，应该是将两者及美国政治等同视为传统“王道”政治的体现。魏源还主张培养水兵、水勇等专门人才，认为“选武将之法应寓于练兵之中。兵部人才，平时需讲习兵法，搜讨军实，有事则出差巡视，以练边务，才能称职者，专升兵备及边郡知府，如此必能出真才”[5]565。又说：“闽、粤二省武试需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等，为科甲出身；能驾船用炮者，为行伍出身……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3]29-30这说明魏源有受英国文武官员选拔制度及其他西方各国政治军事制度的影响，然而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考察则是更重要的渊薮。他曾对比明清政治得失，以为明代之得在于“清仕途，培士气”[10]195，而这正是清朝之失。魏源对明清两代乃至整个传统政治文化中良好治道的深入探究[11]，有助于他心平气和地认知西方世界，进而大胆倡导“师夷制夷”思想。

以上可知，魏源外交观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正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对西方文化亦有着直接感知与客观考察，使他对中西方世界有了与同时代人不一样的观感，从而提出了比较理性而富有近代色彩的对外政策，有些思考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三 魏源外交观的现代启示

魏源有关对外政策的系列思考及其所渗透出的文化内涵，对今日中国依然有所启迪。180年前中国所处时代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魏源审时度势，迫切希望国人能看清世界形势，学习西方先进之处，尽快融入世界，并提出了代表近代中国走向的系列主张。而今日之中国，已然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并取得长足发展，越来越站到世界舞台中央，但少数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各种打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与全球化日益背道而驰。我们面临更多挑战与困难，须再次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魏源思考中所体现的开放理念、文化多元论、中外一家说等先进思想，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要坚持开放思想，广交朋友，孤立敌人。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已察觉世界形势的大变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尽力搜罗各国史地资料，编撰《海国图志》，后又几经修订，最终成百卷本。《圣武记》亦是《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写就的“积感”[5]1之作。他提出要悉夷情，与各国建立正常贸易往来关系，必须严禁鸦片。他相信，只要正常贸易，开放国门是有益之事。魏源还详细分析自己的开放通商理论与只图目前安稳苟且求和的理论的区别，他将平等贸易视为实现国强民富而必须坚持的一项长期国策。他指出：“吾曰勿骤停贸易，世俗亦言不当停贸易。世俗之不停贸易也，以养痈。曰英人所志不过通商，通商必不生衅，至于鸦片烟竭中国之脂，何以禁其不来，则不计也。设有平秀吉、郑成功枭雄出其间，藐我沿海弛备，所志不在通商，又将何以待之，则亦不计也。与吾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12]469-470由此看来，魏源所提倡的“不停贸易”是为“自修自强”而定的适时国策，与世俗之论迥然不同，世俗认为只要通商就能维系和平，至于是否会养痈为患、鸦片是否会屡禁不止、有枭雄来入侵又当如何则可全然不管。魏源意识到与他国通商可使国家富强而自保，不受外侮，这是很理性的思考。他又提出“以夷款夷”“以夷制夷”之方，就是主张广交朋友、孤立敌人。

新时代的中国，面对少数西方国家的打压，更应全面落实开放政策，坚定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诚邀各国共享中国发展之红利，让更多落后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使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制度等优势进一步彰显，同时扩大朋友圈，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公信力，使少数敌人在“失道”与“孤立”中被瓦解。就湖南来说，作为内陆省份，近代以来深受闭塞落后之苦，而今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已完全实现从封闭保守向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湘非经贸合作打开了新格局，取得了辉煌成就。2019年6月，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举办，“实现了53个建交的非洲国家与国内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这离不开近几年湘非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13]。长沙开通了直飞内罗毕的新航线，使湘非距离浓缩在11个半小时之内。湘非之间投资合作不断深化，“湖南经验”赋能非洲，湘非贸易繁荣活跃，“湖南制造”走进非洲，“湖南建造”筑梦非洲。大量湘非合作项目，让湖南与非洲携手并肩，一起编织“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13]。2020年9月21日，湖南自贸试验区正式获批，这是党中央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与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根据有关方案，湖南自贸试验区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等要求，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投资贸易走廊、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内陆开放新高地。湖南不愧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贤魏源的家乡所在地，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承继魏源首倡开放的远见卓识，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倾力打造中部崛起的典范，以造福全省、普惠世界。

倡导文化多元，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推进互信互利，各安其民。魏源将中华文化看作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认为它与其他类型的地域文化是平等并存的，各民族的文化与宗教自有其价值与意义，不能要求实现同文同教。他主张“道并行而不悖，各教门能各化其民”，倡导“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又说“东海、西海各出圣人而心理同”。他对有侮辱性的文字书写毫不赞同，他认为“对于文明开化之地，不能以夷狄称之，更不能以夷狄蔑视之”。这些均表现出魏源对文化多元的认同，在他看来，文化多元有助于各安其民，当然也有利于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这在当时是惊人之论，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魏源之思考已得到充分论证，文化多元亦成为国家、地区之间平等交往的重要原则。正如费孝通所总结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4]在魏源这里其实已有一定彰显，即承认不同文化的优势与特色，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存。

今日之中国，不仅要深入研究本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彰显文化自信，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文化。全世界都体现各安其民之效，才能处于一种祥和之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积极应对，取得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胜利，而很多国家疫情失控，导致全球疫情防控仍存在巨大挑战。这种失控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歧视，有些国家不愿借鉴我国经验，甚至流露出种族优越感，以为自己的民族是不会得这种病的。这是文化傲慢与愚昧无知的显现，使多少无辜百姓丧失了生命。可见，文化多元及信息互通在当今世界有多么重要，盲目自大、孤芳自赏只会自食恶果。

现今世界形势十分复杂，由于种种因素，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不信任在逐渐增加，这对全球化进程是一大挑战。新时代的湖南在这种复杂局势中，应发挥自身文化优势，在国际交往中释放更多能量。湖湘文化是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地方文化之一，湖湘精神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霸蛮的精神，湖湘文化就是敢为天下先、经世致用的文化。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湘人应大力发扬先贤的精神，光大湖湘文化；湖南应积极开展文化外交，使湖湘精神走向世界，为促进国家间的有效交往提供深层影响力。现今湖南已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要发展，文化须先行，要把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设计成系列文创产品，让外界更加知晓湖南、懂得湖南，此必能促进经济贸易取得更多成果。

中外一家是最终目标。魏源在中国国门被迫打开的最初阶段，已然察觉到世界形势的微妙变化，在《海国图志后叙》中明言：“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他之所以提“中外一家”说，是因为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强大，希望国人改变“华夷之辨”的封闭浅陋思想，正视这种新形势的出现，而与各国平等交往、互通有无。他对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极为憧憬：“万国同一吭……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党。”[4] 497-498希望能使用共同语言畅通无阻地交流学问、分享风俗，像“一家兄弟”般其乐融融。

魏源所提“中外一家”说正与今日我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合。在历经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与欺凌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接续奋斗，我国已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但我国的复兴不是本地本民族的短暂复兴，而是希望使各个国家、地区、民族能休戚与共、积极行动，共同为构建“命运共同体”而擘画蓝图。即使不能真正实现“万国同一吭”的美好愿望，但各国平等对话、为保护地球这个唯一的家园而团结协作、分担责任等已越来越成为共识。

湖南紧跟时代步伐，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亦当大有作为。近几年来，湖南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在社会交往的各领域不断搭建起对外友好的新平台，如量身定制了长株潭“低碳高绿”的新城市名片、伟人故里韶山的红色名片、张家界的旅游名片、杂交水稻的“种子”名片、以芷江为代表的和平名片等五张名片，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出一个立体、鲜活、前途无限的湖南形象[15]。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已经实现了从思想禁锢到思想解放，从固守成规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封闭保守到全方位开放，从农业大省到经济强省的四个历史性跨越[16]。接下来，湖南要紧抓自贸试验区获批的大好机遇，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进一步落实“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对外战略，充分发挥中部内陆大省作用，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积极作为，深入参与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努力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湘人智慧，使魏源所提“中外一家”的美好愿景浸润三湘大地。

抚今追昔，更能见先贤之智慧。魏源的很多思考仍没有过时，对今日中国实施全方位开放政策、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型世界格局仍不无助益。湖南更应挖掘先贤思想之精髓，发扬湖湘精神，充分利用本土优势资源，着力打造新型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夯实富民强省之路。

综上所述，魏源外交观是其在鸦片战争后针对世界新形势而作出的深入思考，不仅提出了具体对外政策，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现代社会发展有重要启示意义，对新时代湖南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他的有些理念，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