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视野下治安调解的制度结构及功能实现

任惠华，陈嘉鑫

（西南政法大学 刑事侦查学院，重庆 401120）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预防、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行政化解体系，强化行政调解工作。因而，充分发挥治安调解作用，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制度研究都是一个热点话题，截至2021年11月1日，笔者借助中国知网平台，以“治安调解”为主题，检索出559篇文章，其中最早的文章见于1989年，大多数年份均有相关文章发表。但从已有文献来看，大多是聚焦于公安机关调解概念、机制模式、困境问题、原因探析与改进路径等内容，甚少从法教义学的维度对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制度进行研究。在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实务中，部分公安民警倾向于从情、理、德、利等维度化解矛盾纠纷，不擅长从法的角度进行定纷止争。一方面，公安民警在判断案件是否适用治安调解、治安调解的次数、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制作以及保存等程序运用方面存在相对随意性；另一方面，公安民警收集、固定证据的意识与能力不强，直接导致了收集的证据数量与质量远低于公安机关经办的其他案件，证据在治安调解中的使用率不高，证据运用在此类案件中存在弱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