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商业秘密罪罪量标准的教义学反思与改进

冯明昱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6年以来的5年间，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超过两万件，涉及近四万人［1］。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数量的激增，凸显了从刑事层面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规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商业秘密在企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此类犯罪行为不仅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给权利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层面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作为法秩序共同体安全的最有力保护者，刑法应当及时回应社会风险的隐忧。为应对我国不断涌现知识产权新型犯罪案件的现实情况，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为打击该类犯罪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同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作了两点大的改动：其一，修改原《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侵犯商业秘密罪”，扩张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范围，增加行为方式种类，扩充作为义务来源，降低本罪入罪门槛，上调法定量刑幅度；其二，新设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商业秘密间谍罪”，将“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作为犯罪论处。至此，我国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制体系趋于完善，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刑事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