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社会效益问题的多歧性

□刘星语 单世联

文化与人类共生。不同于与野蛮相对的文明，文化与自然相对，所以即使在“野蛮”时期，人类也已拥有自己的文化。不过，文化真正成为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重要议程，还是相当晚近的事。一般认为，西方“文化”观念的兴起源于18 世纪末以来对工业革命、法国革命的“反应”，因此是一个社会—历史“事件”。但深入探究下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其实相当复杂，以至于文化是否有社会效益，也并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本文作者在《文以教化——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研究》一书中有较为充分的展开。这里，我们拟分别评论马修·阿诺德和乔治·斯坦纳这两位英国理论家几乎是针锋相对的观点，然后再概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以为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拓展理论资源。

一、积极的肯定：以文化代宗教

把握、实现文化的社会效果，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文化理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在众声喧哗中，有“维多利亚时代使徒”之称的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则是其中最严肃、最执著的一位。尽管阿诺德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在以文化为克服社会混乱的良方上立场坚定，论述有力，但此书的论述与表达更多是通过评述19 世纪中叶英国社会事态和各种言论中进行的，有鲜明的英国经验主义的特点，因此需要在纷繁的论述中理出头绪，把握其论点。当时的情况是，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在收获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动荡、精神扭曲和文化危机的严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