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以阴阳为纲，燮理中焦为本”辨治水肿学术思想探析

高荣瑞，赵雅飞

（1.晋中市中医院肾内科，山西 晋中030600； 2.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 晋中030619）

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今浙江省义乌市人。世居丹溪之侧，以丹溪为号，后人尊称为“朱丹溪”“丹溪翁”，主要代表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丹溪心法》《脉因证治》等。学术思想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临床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善用滋阴降火之剂，被后世尊称为“滋阴派”。丹溪翁虽以“滋阴理论”著称于世，然在水肿分类、病因病机及治疗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丹溪心法·水肿》篇中丹溪将水肿分为风、气、血、虚4 种类型，在治疗水肿时着重从“脾虚”入手，以脾为本，恢复中焦脾胃气机升降，同时注重从水肿性质、表现出发进行辨证论治，提出“阴水、阳水”分类方法［1］。本研究就朱丹溪著作中水肿辨证理论及治疗方法进行分析。

1 丹溪认为水肿发生的本在于脾肾虚损，标在于三焦停滞

对水肿病机认识，自《内经》“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后，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发展，到金元时期，名家辈出，对水肿病机有各自的认识。《丹溪心法·水肿》篇云：“夫人之所以得全其性命者，水与谷而已，水者肾主之，土谷则脾主之，唯肾虚不能行水，唯脾虚不能制水，胃与脾合气，胃为水谷之海。又因虚不能传化焉，故肾水泛滥，反以浸渍脾土，于是三焦停滞，经络壅塞，水渗于皮肤，注于肌肉而发肿矣。”从论述中，可以看出朱丹溪认

为水肿的发生根本在于脾肾亏虚，但更加注重中焦脾在发病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