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杰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青岛 266100)
近年来,近海过度捕捞成为制约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为应对过度捕捞导致的海洋生态系统失衡和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等问题,生态捕捞应时而生。规定禁渔期和禁渔区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生态捕捞措施,但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的非法过度捕捞现象仍屡禁不止,导致渔业种群资源不能及时修复和增殖,在客观上加剧渔业资源的衰退程度[1]。
目前生态捕捞实践仍存在困境,因此深入探讨过度捕捞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已有研究成果对于生态捕捞实践困境的原因分析多侧重于政策缺陷[2]、执法漏洞[3]和渔民利益[4]等直接相关方面,对于过度捕捞主体的逻辑分析也仅停留在关注渔民和渔政等直接利益相关者。那么,渔民过度捕捞的预期利益从何而来?过度捕捞的非法渔获物流向何处?间接导致过度捕捞的根本性源头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尚未进行追根溯源的深入分析。在当前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生态捕捞实践困境与市场需求有着必然联系。本研究重点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过度捕捞现象背后由消费需求所形成的市场驱动机制,探讨构建符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消费文化,并引入“生态消费”的概念,试图从消费端破解生态捕捞实践困境。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逐渐取代生产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社会学越来越关注消费的社会性现象和问题[5],其中影响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成为消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