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民族语言特色探究

周 红 路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哈尔滨 150028)

一、哲学的“价值之思”

20世纪之初，哲人王国维在《静安文集续编》中对中西学问这样评价：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郁闷，而近日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1]。于是他把可信的西方哲学与可爱的中国诗词联姻，成就了以“境界”为高格的“人间词话”和“人间哲学”。

其实，哲学的可信，来源于哲学品格的真纯，这是哲学存在的唯一价值。对此，康德和黑格尔曾有过一番精彩辩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表示出对哲学史及理论的讥讽，在他看来，哲学史和理论都算不上哲学，只是概念知识，是文献资料的给定，而不是自己的真诚思考，其虽能造就以学术为生的“职业学者”，却不能造就真正的哲学家。因此，康德把这种僵硬的“学院哲学”喻为“活人石膏压模”，他太知道真正的哲学都是生动鲜活的“入世哲学”，都必须立足现实生活的苦难为人答疑解惑，于是他感慨道：“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2]康德最清楚，哲学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本性，只有坚持不懈和亘古常新的品格，那是因为真正的哲学总是与生活密切关联，不然，哲学就会沦为“职业学者”的“饭碗”，就成为没有生活、没有关怀、不可依赖和信任的“理性构作”。

然而和康德不同，黑格尔则明确表示对哲学史的重视，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干脆提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