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发现与道德话语
——以唐代判词为中心的考察

李德嘉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情理在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司法过程中落实儒家道德原则以增加法律适用的合理性，从而强化判决说理的意义。随着古代社会制度的充分儒家化，儒家价值观以弥散方式渗入接受儒家教育的官员阶层，以天理人情等情感话语为内容的儒家道德原则由此成为古代官员解释法律的重要资源。唐律为我国古代立法史上“礼法合一”的典范，被评价为“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唐代的官吏铨选特别重视候选官员的判词书写能力，专门将其列为选拔标准之一。《通典·选举典》记载：“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1]360

除了官吏铨选，唐代吏部举行的“关试”、制科中的“书判拔萃科”与“平判科”中也均有试判科目。为应对这些考试，大量作为练习和试题库而存在的“拟判”应运而生。这些判词充满了道德话语，虽为拟判，但因其主要为即将入仕的预备官员所作，故实际上反映了唐代官员的法律思维以及当时人们对于法律的态度[2]。唐代判词修辞华丽、文采斐然，不仅与当今制式的判决书风格迥异，即使与其他朝代相比，其骈体文的书写形式也颇具文体上的特色。(1)关于唐代判词文体特点的研究参见吴承学：《唐代判文文体及其源流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苗怀明：《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