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有为”精神下的“霸王政”体系建构及其传承演进

袁 宝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创了汉代儒学的黄金时代。不过，汉武帝作为“大有为”之君，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有着强烈的“有为”意图与明确的现实目标，儒家思想固然可以在宏观理论层面给予其有力支撑，但是在帝国治理以及“有为”思想的实际践行过程中，儒家思想因其疏阔空泛的特征不得不让位于具有效率优势的法家思想。因此，汉武帝的执政理念可以归结为一套“外儒内法”的“霸王政”体系，这一体系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念为基础理论支撑，在践行中则彰显出法家精神。汉武帝终其一生都在推动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其于边疆经略、政治制作与文化改革等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多获益于这一体系。但这一体系亦有其内在的矛盾，即其精神意旨与基础理论之间存在冲突。这一先天性矛盾在汉武帝晚期以及昭宣时代初期开始凸显，而昭宣中兴、盛世的重现，则是对汉武帝建构的“霸王政”体系进行改造整合式的继承吸纳而出现的结果。

一、“霸王政”与公羊学之间的内在冲突

董仲舒创建“君权神授”理论，为西汉皇权赋予了神秘色彩与不容置疑的神性权威，在汉代政治文化建构历程中居功至伟。但是，他同时又创建了“天人感应”理论，以天的名义为汉代皇权设置了理论制约。换言之，公羊学之于西汉皇权，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予其合理合性解释、实现从有限皇权向无限皇权转变的同时，又设置了限制条款，使其局限于公羊学理论编织的铁狱铜笼之内。这一点亦成为汉武帝与董仲舒以及公羊学貌合神离的主要原因。董仲舒评论桀纣之君所为不端而终失天下有言：

桀纣皆圣王之后，骄溢妄行。侈宫室，广苑囿，穷五彩之变，极饬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尽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饰，穷黑白之变。深刑妄杀以陵下，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灵虎兕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赏佞赐谗。以糟为丘，以酒为池。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诛求无已。天下空虚，群臣畏恐，莫敢尽忠，纣愈自贤。周发兵，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共诛纣，大亡天下[1]105-107。

根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国君之权为天赋神授，因而治国理政、制御万民也当顺天而行，充分彰显儒学倡导的仁政意旨。董仲舒与此前孔孟往圣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仁”的推介，不再局限于不厌其烦地规劝面谏，而是以天意为辞，指明人君一旦有违此意必然受其反噬，带有明显的威胁意味。这种转变带有极为浓重的时代烙印，是先秦以降儒学尝试与现实接轨、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与自我变异的必然结果。阎步克先生指出：“今文大师董仲舒之‘天人感应’说及‘三统’说，以君主为替天行道者，然而‘天道’的解释权，却被认定是在儒生手里。并且‘天不变，道亦不变’，帝系常因三统而循环代谢，儒家的原理在宇宙中却是长存的；君主固然可以引证天命以论证其受命的合法，那前提却是行仁义、去贪欲、任贤人，否则天将以灾异相谴，直至裭夺其位而另择有德。”[2]不过，公羊学的这一自发的理论诉求，显然与汉武帝坚毅自负、大开大阖的执政风格水火不容。尽管当时阴阳学理论影响极大，董仲舒以灾异之术独步天下，无往而不利，不过卒因此获罪，毕生未得展意于庙堂之上。史载：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3]2524。

由汉武帝与董仲舒二人的观念差异，可知其失意仕途绝非偶然。汉武帝之世，如董仲舒这样的纯正之儒难以真正地进入权力中央，亦有一定的普遍性。董仲舒虽然对儒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体性改造，使其具备崇尚权变、通达开放的特质，更为适应帝制政治的需求，但本质上仍未超越儒学的理论范畴，先秦儒学理想化、好高骛远的特征在董氏公羊学的理论体系中皆有所保留。

董仲舒通过“三统论”总结了人类历史的循环规律与盛衰之理。根据董仲舒的描述，欲达于理想中的王道盛世，德治与仁政实为必经之途。但这无疑与汉武帝改制创新、引领时代的宏大设想相抵牾，双方的一切纠结因果皆缘于此。

针对汉初以来族际关系日益紧张的现实，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1]252对于“华夷之辨”，董仲舒重视道德水平与文明程度，主张以道德文明来辨别华夷，从而突破了地理局限，在民族观念上表现出开放、开明的理念[4]。这一主张与汉武帝诸族一统的政治追求是相契合的，分歧在于实施路径的选择上。

董仲舒态度鲜明地反对在边疆经略中妄动刀兵。《春秋繁露·竹林》有言：“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1]48-49针对当时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汉匈问题，董仲舒同样主张应之以德治：“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3]3831然而汉初以来的理戎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这一构想并无现实意义，更与汉武帝外事四夷、累年征伐的“有为”精神相去甚远。

此外，汉武帝在帝国治理的过程中崇尚法制之道，苛法酷吏成为他扩张皇权、践行“有为”之志的触角，汉法之严苛繁密不弱于秦，这无疑与董仲舒的仁政主张产生了剧烈冲突。事实上，董仲舒在改造儒学的过程中对于诸子之学皆有所吸纳，公羊学理论体系中亦不乏法家的理论要素。如董仲舒称：“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1]94指明了教、狱的本末属性。但其对法家的定位始终局限于儒家的辅助地位，这与汉武帝尚法治国的理念有天壤之别。双方理念在诸多方面的种种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产生的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映在现实层面，就是儒学虽得独尊，儒生却难得其用。汉武帝之于儒学，亦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随着汉武帝“有为”方略的实施开展，其所作所为与儒学意旨相背离的态势愈发明显，表现出浓重的“霸王政”特征：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3]1101。

而汉武帝一朝气势恢宏的革故鼎新之举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则得益于优秀卓毅的人才支撑。班固如是描述汉武帝朝人才之盛：

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3]2634。

而详辨诸人，其中唯公孙弘、董仲舒、兒宽三人为儒生而已。

汉武帝一朝就政治结构而言，汉初由军功集团把持政治的局面早已被打破，但在三公九卿这样的高层官员中，还很难找到儒士的身影，所用之人实多出自新的军吏阶层和法吏阶层，以此来实现专制[5]。董仲舒的际遇上文已言，其余二人的仕进之途虽然远比董氏顺利得多，但于当时的儒生群体而言，反而是董氏的经历更具普遍意义。

兒宽以治《尚书》闻名，“以郡国选诣博士”，似为纯儒。然而遍览兒宽一生，主要的作为则是在筹备封禅泰山之时，他以治《尚书》的学者身份，议定仪典，促成其事，遂极得汉武帝之心。兒宽是促成封禅泰山的重要人物，面对优游数年而不决的状况，兒宽上疏称：

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祗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君臣之所能列。令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

史载：“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3]2630-2631可谓深谙圣意，行事机敏，此即兒宽为人处世的大致风格。自泰山回朝后，宽复上寿称：

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声，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为万世则，天下幸甚。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闿门，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肃邕永享。光辉充塞，天文粲然，见象日昭，报降符应。臣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3]2632。

史称：“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官属易之。”[3]2633可见兒宽之为人。

而公孙弘则堪称齐儒中将所学与现实结合最为密切、也最为成功的典范。公孙弘入相封侯，固然与其齐儒身份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圆滑的处世方式。他善于迎合圣意，并深获嘉宠：

(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6]2951。

纵观公孙弘的一生，始终以儒术献媚于武帝，堪称曲学阿世的代表人物。不过亦正是因其这一处世风格，才使得他得以步入西汉帝国的权力中央，真正促进了儒学与政治的深度结合。王子今先生指出，公孙弘入相封侯，是标志着儒学地位开始上升的文化信号。汉初的政治结构，经历了由“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居统治集团上层，恰恰是和这一历史转变同步进行的[7]。不过汉武帝之所好，徒限能为其所用者，纯粹的儒学自守之士，往往难副圣心。钱穆先生即称：“盖汉武一朝，其先多用文学浮夸士，其后则言财利峻刑酷法者当事。儒生惟公孙弘兒宽，俯仰取容而已。”[8]

再来看博士狄山的例子：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慑[6]3141。

狄山之死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儒生的真实态度。葛兆光先生指出：“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可以作为晋身之阶以后，表面上看来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儒生成了皇权之下的官员，他们不能不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束缚，而为了那些利益，儒生从此也不能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9]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其实是外儒内法，以法家精神为其引领，儒学不过是汉武帝借以装饰与彰显自身“有为”精神的理论外衣罢了。

余英时先生指出：“从文化史的观点看，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地位。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用它来代表当时的大传统。但是从政治史的观点看，我们却不能轻率地断定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已变成了一个‘儒教国家’(Confucian state)。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当时的人已指出是‘以经术润史事’。以制度的实际渊源而言,‘汉承秦制’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有明白详细的记载；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10]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尊儒之举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汉代儒学的繁荣发展。汉武帝之世的儒学虽然徒具其名，可是西汉后期的儒生政治却正是以汉武帝之尊儒为契机，始得萌芽发生，乃至风行一时。

简而言之，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理论，在帮助汉武帝解决诸多理论诉求的同时，又试图以天意为名来制约君权，这显然不能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所接受。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又以个人魄力突破了其理论限制，这也是儒学在汉武帝一朝仅处于“缘饰”地位的重要原因。不过，此后的理论演进形势则随着尊儒日久而变得日益复杂化。董仲舒所阐扬的公羊学理论具有浓厚的理想化成分，其支持大一统政权君主集权的重要原因是寄望于这一机制能够带来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然而随着现实境况的不断恶化，儒生群体渐次警醒，这一初始愿景又转化为埋葬西汉帝国的强大力量。

二、盐铁会议后“有为”精神的传承与演进

汉武帝一生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有为”精神几乎贯彻于其五十四年执政生涯的始终。当时的西汉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积极奋进的开拓态势，内抑强权、外事四夷，立制建章、革故鼎新。不过，这些举措皆需以坚实富足的经济为基础，因此汉武帝先后任用孔仅、郭咸阳、桑弘羊等一干兴利之臣，制定盐铁专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并使汉代社会经济生活长期处于战时机制下，以此保障军国经略所需的基本支出。前述诸人中，尤以桑弘羊为力最著：

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6]1441。

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11]。

许倬云先生指出：“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汉武帝政府介入私人工商领域，对获利丰厚的盐铁进行垄断。政府的专卖有着双重动机，其一是需要解决财政困难，其二是要重申政府的权威打击地方的豪强势力。”[12]在盐铁专营成为既定国策的现实下，西汉社会上下长期处于焚膏继晷、夙夜匪懈的战备状态中，非但底层百姓不堪其苦，官僚商贾亦因此丧失逐利空间，可谓怨声载道，表明汉武帝晚年“有为”理念步入困顿境遇。

征和三年(前90)，戾太子事件的余波阵痛尚未消散，李广利复以征讨匈奴不利而降。内忧外患并至，暮年的汉武帝由此面临着执政五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困境，是否继续坚持既往的“有为”之策，在这一时期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当此之时，桑弘羊上书，建议在轮台屯田，以为进取之计，展现一仍旧贯的鲜明态度。桑弘羊的一生以积金累玉而致功名，于其个人而言无疑具有支持“有为”精神的主观意愿。

不过汉武帝览奏之后，出人意料地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这道诏书也使得汉武帝晚年治国风格的走向呈现出扑朔迷离之势。《汉书》云：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3]3912-3914。

《资治通鉴》关于此事又有所补充：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13]

田余庆先生认为，此诏可以视为西汉“有为”政策转向的重要标志：“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14]31不过近些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又有新的认识，如有学者指出，从汉武帝临终前托孤诸臣的具体安排以及此后汉代边疆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直至盐铁会议召开之前，西汉一直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15]。可以说，近年来关于轮台诏的象征意义及其对此后西汉社会影响的理解比之此前更为深刻透彻，也更加符合汉武帝崩逝后“有为”精神传承与发展的事实。

事实上，西汉“有为”精神的贯彻亦非以盐铁会议为终点，而是延续到整个昭宣时期。从汉武帝之世到宣帝中兴，霍光近二十年的执政生涯是决定“有为”精神传承与否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以盐铁会议为标志性事件，前承武帝，后启孝宣，保证了“有为”理念在汉代中期近百年的有序传承与长盛不衰。

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两年后去世，临终前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磾及田千秋受遗诏辅政(《汉书·霍光传》：“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又同书《车千秋传》：“后岁余，武帝疾，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3]。这五人中，真正深度参与过汉武帝时代“有为”之政，并发挥重要作用者首推桑弘羊。如前文所述，正是通过桑弘羊等人创设的一系列富国强兵之术，西汉的外事四夷之举始能往而继之长期持续。如果说征和三年的轮台诏引发了时人关于“有为”之政合理性的深刻思考，那么在汉武帝殁后，关于是否坚持既往之政策则引发了广泛争议，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声势浩大的舆论纷争，成为盐铁会议召开的重要契机，而盐铁会议最终成为决定西汉中期治国理念走向的关键事件。

盐铁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武帝朝的盐铁之政是否继续施行。颜师古称此会之所以名之盐铁，是因为：“议罢盐铁之官，令百姓皆得煮盐铸铁，因总论政治得失也。”[3]2886又《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3]223由全国各地征召而来的贤良文学之士与御史大夫阵营展开了为期五个多月的讨论争辩，此次会议涉及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久，为历代所无。大体而言，御史大夫阵营力主践行武帝之道，继续执行此前的经济政策，贤良文学之士则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论辩过程中双方对于《春秋》经传的征引，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通过对《盐铁论》一书进行统计可知，御史大夫阵营与贤良文学之士双方对《春秋》经传的征引达五十四次，其中又以《公羊传》为最多[16]。意见相左的两大阵营均以《公羊传》为治世经典，引以自证，可见当时公羊学之鼎盛，《春秋》之义已成为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判断标准。

这场论争历时五个多月，最终仅以决定驰酒禁而告终：“(始元六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3]224不过，这场会议自不能简单以学术会议视之——作为会议召集人的霍光为贤良文学之士提供了与御史大夫阵营当庭激辩、讨论能否革易旧制的机会，更不能据此认定霍光对汉武帝之政持否定态度。对于盐铁会议的解读，应当从会议复杂的现实背景以及政治意蕴出发。

汉武帝去世后，五位托孤大臣中，金日磾旋亡，田千秋唯霍光马首是瞻，而上官桀与桑弘羊皆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与雄厚的政治资本，成为霍光擅权的最大障碍，因此成为霍光实施政治打击的首要目标。桑弘羊赖以立足安身的政治资本是造设于武帝之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因此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对既往经济政策的否定来实施对桑弘羊的政治打击，此已几为史家公论。

盐铁会议使西汉最高决策层的内部矛盾公开化，霍光与政敌的政治斗争也于会后迅速白热化。盐铁会议结束后一年内，上官桀与桑弘羊皆因谋诛霍光不成，反为所诛，汉家天下自此遂为霍光所掌控。对此，田余庆先生认为：“桑弘羊致死的真正原因，从盐铁会议的辩论内容看来，可以肯定，这不仅是由于私怨，而且也是出于政见。此案以后朝廷的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14]54此言可谓得矣。强敌尽去后，霍光为中朝之首，同时以雷霆手腕制御田千秋为首的外朝系统，挟震主之威，实现了大权独揽。

不过，尽管霍光以对汉武帝时代经济政策的否定来实施对桑弘羊的政治打击，但是在其主政期间，却一反盐铁会议前后的旧态，成为汉武帝“有为”精神与既定之策的忠实执行者。在此期间的西汉帝国，也仍然处处彰显出公羊学主张的大一统精神，从上到下表现出奋发有为的发展态势。《汉书·隽不疑传》载：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3]3037-3038。

隽不疑此处以《春秋》决狱，系依据《公羊传·哀公三年》所载：

辄者曷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辄？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17]。

霍光对隽不疑的赞许嘉奖，意在表明他对公羊学的态度与汉武帝一般不二，这也是“有为”精神得以贯彻的重要例证。

然而如前所述，自轮台诏发布后，汉代儒生关于“有为”政策的反思日益普遍而深刻。尽管盐铁会议后，霍光凭借强权把这种激荡的舆论风气强行抑制在大一统的思想氛围之内，但是这种理论反思却并未就此中止。这一时期“有为”精神与公羊学之间的内在矛盾，可谓于风平浪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蓄势待发。事实上，至霍光执政的昭帝之世，儒术独尊已有五六十年之久。在汉武帝、霍光以娴熟的政治技巧施行外儒内法的“霸王政”的同时，儒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公羊学信徒。对公羊学所描述的理想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成为这一时期儒生群体的普遍心态。

汉代儒生在回顾汉武帝尊儒以来的历史后发现，汉武帝徒以创盛世为标的，实则行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之实，与公羊学倡导的精神意旨相去远矣。公卿吏员面对假冒的卫太子手足无措，以及眭弘提出禅位之议，都表明了公羊学学者的情绪失落乃至信仰的茫然，这种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失望之情甚至衍生出对刘汉皇权的质疑。昭宣之际，霍光曾废黜昌邑王，首行兴废之事，这固然是出于其权力畸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公羊学倡导的“从道不从君”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他虽然以臣废君，却并未在社会上引发强烈的舆论谴责。

总的来说，霍光执政期间始终坚行汉武帝的既定之道，保持了“有为”精神的延续。不过，这种对既定之策的坚持，必然以对公羊学的肯定为前提，公羊学思想因此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但霍光一如汉武帝，擅长以“霸王政”之道来平抑异端、把控时局，故思想层面的汹涌激荡未能动摇既有的政治格局。霍光执政时期以及此后的宣帝中兴时代，以整体视野观之，无疑是西汉盛世的延续与再发展，也是西汉盛衰转折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朝野政治变化，千头万绪，难以一一尽述。但总体而言，正是因霍光对“有为”理念的坚守与发扬，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昭宣中兴的政治局面，从而成就继汉武帝之后的又一盛世。只不过，公羊学理论与大一统政权之间的内在矛盾亦因霍光对“有为”理念的全面继承而日益深重，这也成为汉宣帝时期经学升降与学术演进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