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溢情美”到“滤情美”

王昊

一

中国古典诗学基本成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基本上已经成了学界的共识或定论。丰富的六朝时期的诗论中，有魏晋“风骨”说、曹丕“文气”说、陆机“缘情”说、刘勰“情溢”说、钟嵘“滋味”说等，从一般的风骨、文气逐渐向诗文抒情、情味转变，是魏晋至南朝时期中国古典诗学演变的一条路径，即由刚健、质朴、风骨、气质，向经过对自然、社会的观照而形成的“情溢”说转变，当然刘勰的诗学思想是融合了魏晋言志、风骨至南朝缘情、柔媚等两极两端的诗学思想的产物。他是在原道、征圣、宗经的基础上，再分论各体文学、文学风格、创作论、文学修辞、作者、读者等关于文学的各个方面。其中，“溢情说”源自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溢情说”是由当代大诗人高平先生总结提炼出来的。他从讨论山水诗开始，指出中国古代的山水诗的审美类型大致可分两种：第一类就叫溢情美，他就是从刘勰的“神思篇”出发总结而来。像古代诗人李白、杜牧、苏轼等都有此类佳作。第二类高平称为“溺情美”，就是比较超脱的、少有社会内容，甚至回避人间烟火的那种。就是那种“溺于山水”（白居易语）的，在“补察时政”的白居易看来，是不入流的，等而下之的，君子不为的。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人都有此类佳作。高平都充分肯定了这两类诗的特点和优点。从其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到审美价值、娱乐价值，古代这两类诗贯穿诗歌史两千多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源泉般的存在，共同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