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纹铜钺纹饰解构

【摘要】本文就馆藏的一批人物纹铜钺的纹饰进行分类解构，并就年代做了探讨。纹饰表达了古人祭祀自然神灵，祈求丰年等内容。这批人物纹铜钺年代早至春秋晚期，晚至西汉。这类型的铜钺当是礼仪用器。

【关键词】人物纹；铜钺；年代；功用

【中图分类号】G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0-214-03

【本文著录格式】袁鑫.人物纹铜钺纹饰解构——以湖南省博物馆藏铜钺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10（20）：214-216.

自春秋战国时，越地所流行之钺，与商时钺形制已大不同。这时期的钺之形制，多为长方形或近椭圆形銎，銎上有系，刃宽大，两端向上翘起呈扇形（旧称凤字形），或一刃角上翘呈船形（旧称靴形）。学者就其分布、年代及用途方面有专门论述。本文仅探讨其中饰有人物纹纹饰的一组铜钺。

一、纹饰解构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人物纹铜钺，多征集入藏，主要来自岳阳、道县和衡山等地。其中衡山霞流出土的铜钺，经调查为墓葬出土。从形制上看有扇形和船形两类。依纹饰布局和构成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銎口呈六棱形，一侧有半环形系，腰较长平直略内收，宽弧刃，刃角两端上翘，呈扇形。钺身两面腰部位置有模印纹饰（图1），纹饰依钺身形制而布局，弦纹框外饰斜短线纹，正面上部饰两组云纹，其下饰一圆形脑袋，双手自然下垂，露出三指，两腿岔开，侧向而立的简化人物形象。人物上方饰勾形纹饰，人物四周分饰四把镰刀。背面上饰简化的云纹、中部为倒挂的两把镰刀，中间有提篮，其下两边各饰一把立于地面的刀，中间夹以草木和成熟稻穗形象。

第二类：形制与纹饰布局与第一类相同，只在人物形象有区别。正面上部为三角云纹，其下一人髻发，脑后插有羽饰，两手左右伸展，露出三指，腰间佩剑，下著裙装，赤足侧身而立。人物周围饰以简化的草叶状纹饰，似稻穗成熟压弯的形象，人物头部上方左右一把镰刀。背面上部饰简化云纹，下部为简化的植物纹饰。植物纹饰间也饰有两把镰刀（图2）。

第三类：刃向一侧延伸上翘与钺身、銎构成一个外形像船造型，称为船形铜钺。

1963年，衡山霞流的湘江堤边发现，同出还有一件蛇纹铜尊。长9.2厘米，宽11.9厘米（图3）。深绿色，銎为椭圆形，銎侧有一半环形系。器作船形，刃部平直，一端尖上翘。纹饰依器物形制布局，正面一组有六人，从左到右逐渐缩小。最高的一人侧向而立，面向右边的五人。椎髻，脑后插有Y字形羽饰，双手平伸，可见三指，腰佩宝剑，双脚分立，亦可见三趾；第二人面向第一人，椎髻，脑后插有一羽毛，一手上举带柄钺，另一手平伸，可见三指，腰佩环首大刀，似著裙装，两腿分立，可见三脚趾，与第一人脚趾相对；第三人与第四人背向第二人，椎髻，第三人脑后插羽毛，第四人手上持物不清晰，两手左右伸展，可见三指，双腿分立。第五人为跪坐式，第六人为两腿叉开作奔跑状。人物纹饰的两边都饰有简化的植物纹饰，是稻穗成熟的形象。背面仅最高处饰一人，侧身而立，两臂屈上举，两腿叉开，赤脚、手指和脚趾分开，腰间佩剑。人物周围饰几何纹饰，又似斧钺等工具。

第四类：形制与第三类相同，銎部一侧无钮。长11，宽10，銎口3.4*2厘米，重147克（图4-1）。銎口呈椭圆形，仅一面有纹饰，另一面素面。有纹饰一面复线弦纹框内饰菱形雷纹，上部二人头带羽冠，两手自然下垂，半屈膝，侧身而立于船上。下部一狗作追逐二鹿状。人侧身，头向与鹿的奔跑方向一样，同类型的在越南国威有出土，纹饰仅有一狗一鹿（图4-2）。

以上分析的这几组人物纹铜钺，第一、二类铜钺的人像上部有云纹，第三、四类铜钺上没有云纹，人物有佩剑与不佩剑的差别。第一、二类中有用斜线纹围成的边框，无论佩剑与不佩剑，其人都站立在同一部位，人像周围的图案也基本相同。第三类钺上的最高者与第二类铜钺上的人像比较，头部都有羽饰，都是双手平伸或上举，腰佩宝剑。第三类铜钺的一组人物，最高者面向另外的五人，头上插着羽毛，腰佩宝剑，第四人的形象也是佩剑，头上有羽饰，手上还持有钺，第二类和第三类中持剑人物形象，似在指征同一身份，在考古材料和民族志材料中也都可以找到实例，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人像中有的頭上插有羽毛，云南广南铜鼓上的剽牛仪式，其中一人头顶上插有羽毛，近代南方民族中的一些巫师头上也插有羽毛。由此看来，此类身份较为特殊。第三类铜钺中的第二人手执铜钺，腰佩环首刀，看上去是率领众人歌舞的重要人物，从他在图像中所占的位置看，也表明是一个重要人物。其中的歌舞人员如果是普通群众，此人则应是带领一般群众进行歌舞的具有组织一般群众的行政职务。后面的人则是敲击乐器和歌舞表演。由此来看，第三类人物中最高一人为指挥者，另一持钺人为领祭者。第三类人物纹铜钺呈现“多人舞蹈”形象。人物身上及手上有持物，人物纹饰周围饰有草叶稻穗形象，主纹外有弦纹及斜短线纹。人物纹铜钺占已发现铜钺的数量并不过，且这种斜短线纹在普通纹饰组合上并没有，南方铜器中许多铜鼓的中心凸起，周围线条，一般都认为是太阳纹；还有战国至汉代的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中也画有伸出线条的太阳纹。铜钺上的斜线也应表现的是太阳的光线。此类钺上未见太阳，应是太阳还没有出来，也就是太阳即将出来，其光芒已经出来的场面。

前三类人物纹铜钺上，呈现的差别可能是时间上的早晚，并没有本质差别。而纹饰的相同部分，纹饰的布局，纹饰的构成因素等，说明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纹饰整体所表达的都应是一个“主题”。人物居于植物草丛之中，旁有收割的工具，有篮子，或者成熟的谷物和植物，云纹和弦纹外的斜短线纹，表现的是天空的云朵和太阳的光芒。类似的斜短线纹在湖南越族青铜器上青铜卣，齿纹铜铙等多有发现。第三类的铜钺，纹饰内容呈现了古人祭祀自然神灵，祈求丰年的景象，其中的人物可能存在主祭者和参与祭祀者的区别。

第四类人物纹铜钺，主纹饰外饰菱形雷纹所组成的外框也构成船形，与器物本身的船体形状重合。主体纹饰以人、船、动物构成。其上二人头冠夸张的羽饰，屈膝立在船上，其下所饰二鹿和狗也是在“纹饰框组成的船上”。中国是最早饲养梅花鹿的国家，早在仰韶文化时期，鹿纹便与鸟纹、鱼纹和蛙纹合称为四大图腾之象。鹿应该还是与祭祀有关。有学者解释为“河水祭”，图案中人物均为侧身式，双手举起，腿部呈现下蹲弯曲的姿态，乘于船中。图案人物头部上方都绘画了1～2道斜杠，均为祭祀者的羽毛头饰。在乘船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水流湍急的危险和沉船事件，部落为了保证船只出行安全，便想出在容易发生危险的水域处举行“河水祭”活动，以求生者行船平安。此件的整体内容来看，也应是与祭祀、祈福有关的场景。至于是否是祭祀“河神”有待考究。

二、年代与功用分析

同类型的人物纹铜钺，在广西，云南等地皆有发现，其年代在战国晚期甚至偏晚一些。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同时或时间相近的墓葬百多座，仅一座出土了这类钺；这些地区，虽许多墓葬都出土有钺，如湖南的衡南胡家巷，湘乡的五里桥，广西的恭城秧家，广东的罗定背夫山等墓葬 ，出土的器物都比平乐银山岭8号墓的器物要多，唯没有人物纹铜钺，可见这类器物作为墓主人身份权力的象征不妥。广西平乐银山岭出有相同的钺，一面有模印图案花纹。平乐银山岭8号墓是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此墓中比较特殊的器物仅此一件，其他的则与同时期的墓葬出土器物没有什么区别。2019年，云南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了铜柄铜钺。该墓还出土各类随葬品26件（套），几乎都为各类青铜器，不见陶器，墓葬规格较高。铜柄铜钺，位于墓底一侧，保存基本完整，杖头为一靴形铜钺，銎部连接实心长柄，柄一端较尖，断面为椭圆形，不对称靴形刃上饰几何纹饰。柄长117.3、直径2.4、刃长15.1、通长128.8厘米。在如此高規格的墓葬中，毫无疑问，有着特殊的意义。根据其形制及摆放位置，研究者认为是一种礼器—权杖。联系衡山霞流出土的船形铜钺上有人物持带柄铜钺，与昌宁大甸墓地出土的实物印证。由此认为这类型的人物纹铜钺，祭祀功能更加明显。湖南地区发现的商代精美的青铜器，多单独发现，或在河流或在山坡，很少墓葬出土，一般认为多用于祭祀山川河流，自然神灵，不似中原青铜礼器的突出个人的内容，或者器主宣扬个人和所在国族功业的长篇纪事体铭文。此类铜钺用于祭祀，祈求丰收的功能也似合乎“本地传统”，有溯可追。

第三类人物纹铜钺，其人物形象与“花山岩画第二期”的持剑人物形象非常相似。花山岩画中的佩剑者处于花山岩画群体性图案中首领的周围，他们仅次于首领的体型大小，上身宽大，呈倒三角的形式，以表现魁梧强壮的体型。傅聚良先生注意到岳阳莄口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卣上也有持大刀人像，据此也认为霞流钺年代在战国阶段大致不误。

由此，第一、二类铜钺，较霞流钺年代早，早到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第三类霞流钺的年代至战国晚期偏晚。

第四类人物纹铜钺，纹饰构成元素与前三类完全不同，纹饰外框所饰的连续模印雷纹，过于“严谨”，人物头饰的羽冠也非常夸张，与之前所出现的人物头上的若隐若现的羽饰形成鲜明对比，其下出现的动物，狗和鹿的形象也是前几类中没有的。钺身虽铸造粗糙，从纹饰来看，说明其作为祭祀用器的重要性。结合人物形象以及外框规整连续的菱形雷纹，联系花山岩画中的人物形象，这一类人物纹铜钺的年代晚至战国晚期-西汉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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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鑫（1981-），女，硕士，副研究馆员，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