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的适用困境及其纾解

郝艳兵

(浙江财经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我国1997年《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采取的是过失结果犯的立法例，污染行为只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方能构成犯罪。相关数据显示，从1997年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截至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之前，司法实践中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决的案件数量极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环境污染状况的愈演愈烈。“很多的环境污染”和“很少的环境犯罪”的强烈反差表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难以发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作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立法效果不彰的原因固然有我国长期存在的“环境为发展让路”的理念影响，但从立法技术层面上分析，结果犯的立法模式适用的结果归责逻辑导致归责的困难亦是不容回避的原因。一方面，传统刑法的归责系统大多侧重于个别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促成关联，环境污染却是因环境利用行为带有特殊的集合性及累积性特征，使得传统刑法上的结果归责逻辑未能有效应用至环境犯罪范畴[1]。另一方面，将人身、财产损害作为入罪的必备要件也使得环境污染本身的认定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认定逻辑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2]，使得刑法的防卫线过于滞后，难以发挥刑事制裁对环境污染的预防作用。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大大降低了污染环境行为入罪的门槛，增加了立法的可操作性，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数量大幅度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