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溯源与中国思路

周玉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国际”一词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首次创造，对他来说，“国际”是一个法律类别，指向一个基于理性和功利的新的国际法[1]。后来，学者将“国际”描述为“政治生活的一个独立区域，有它自己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治理，而且不是由上帝或自然，而是由人治理”。这一词语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广泛流行，到19世纪中叶演变为“国际主义”[2]。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来界定“国际主义”，主张一种超越国家身份和制度、建立在阶级团结基础上的国际主义，赋予“国际主义”阶级性，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潮和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已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派坚持以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制度转变，另一派则倾向于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社会制度的和平过渡。20世纪上半叶，这两大派别进一步分离，并获得了独立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发展了不同类型的国际主义，即形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两种变体：革命派的国际主义与改良派的国际主义。多数西方学者将前一类型的国际主义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3]（P205），将后一类型的国际主义称为“改良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4]（P67）。自列宁首次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词以来[5]，前苏联学者和中国学界统一用此称谓来称呼前一类型的国际主义[6]。前一类型与后一种类型的国际主义虽然在理念阐释及实践路径上有所差异，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由政治口号变为现实的政治实践。

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来源与实践路径

1.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来源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发端于启蒙运动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一理念催生了相应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来界定这一理念，并赋予其阶级性，从而使得此理念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潮和运动。

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崇尚理性，认为理性可以通过概念和思想来实现自由、平等、正义、和平与民主，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进步或彻底改变世界。国际主义作为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深受进步、科学以及人类根据理性足以改造世界等信念与原则启发，反对专制主义及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反对传统和迷信。自18世纪中期开始，启蒙思想的传播、工业革命的兴起与推进、贸易的国际化、民族国家间频发的战争催生了一批具有国际主义理念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将国际主义视为未来的理想和必需品，并形成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需要改变，哪怕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7]。几乎所有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从小到大的：从局部到区域再到国家；从亲属群体到部落再到人民最终到一个全球社会，全球组织，具有全球文化，世界文学，甚至可能是单一的全球语言[8]。

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将历史权利置于自然权利之下，宣布自由和平等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摒弃国王的神权，假定人民的主权是国家和社会的最高权力，从而将启蒙运动时期宣扬的理念与原则以宪法条文的形式规范化。这些原则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将欧洲分成了两个阵营，贵族、高级神职人员和上层中产阶级等王朝统治阶级联合起来维护旧秩序的阵营，发起了一场国际讨伐法国大革命的运动，而那些被压迫者和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如工匠们、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成员、农业耕作者团结起来以捍卫法国大革命，为实现人权而斗争。英格兰、苏格兰、比利时、荷兰、莱茵兰、意大利、瑞士和美国都成立了无数的组织，为法国革命事业而斗争。这些组织之间以国家为基础建立了联系，也同境外的其他组织及法国的革命俱乐部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国际自由兄弟会奠定了基础[9]。

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和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以往国际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观，他们以唯物史观来界定“国际主义”，主张一种超越国家身份和制度、建立在阶级团结基础上的国际主义，赋予“国际主义”阶级性，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潮和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具有以下双重内涵。

第一，国际主义是工人运动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其固有的活力必然会跨越国界扩展活动领域并使自身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它不仅创造了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也创造了工人阶级，更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生存状况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剥削程度，而不分特定的条件或文化。马克思恩格斯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们会逐渐意识并认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趋于一致的生活条件和解放条件，从而实现不同国家的工人的联合，这种认同甚至会超过任何特定的民族认同。“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10]（P50）这一说法便由此而来。据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阶级斗争必然也会在国际层面上发展，因为一国工人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工人的利益相同，改善并最终改变他们的状况需要各个国家工人的共同行动。“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1]（P50）

第二，民族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必经阶段。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国际团结，但他们也强调团结只能建立在根植于特定民族背景下的物质剥削条件，以及由不同国家机器所组成的民族国家和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其直接斗争舞台就是本国。他们的阶级斗争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11]（P43），但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又在经济上处于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于国际体系的范围内，从而使得他们的阶级斗争形式又具有了国际性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人在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中的斗争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忽视其中任何一部分的斗争对整体都是致命的。对基于抽象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持高度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行动基本上否定了国际主义，因为它未被赋予任何具体的形式，或者没有将自身与民族斗争明确地联系起来[10]（P439）。工人阶级运动最初必须从直接的物质条件中产生，从而有一个栖息地，但它也必须具有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全球维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拒绝了所谓的世界主义政治立场，即立即跳到关涉所有民族的普遍的人类事业，而忽视了在民族国家领域内斗争的必要性。他们提出的国际主义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只能通过民族斗争和建立多民族社会来发展[12]。

2.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践路径

工人阶级主要以三种方式来实现国际团结，进行国际主义的实践。

其一，建立革命会社和兄弟会。“国际主义”理念是在欧洲诞生并随之传播到其他大陆的。受这一理念以及特定社会背景，如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社会转型带来的动荡，工人对政治权利的向往等影响，工人阶级各种类型的跨国互助组织得以建立。从19世纪早期开始，工匠之间就形成了国际联系，以便于彼此适应新的行会流动，形成一种互助模式。19世纪20-40年代，在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领导下，许多具有密谋性质的革命会社得以建立，这些组织企图以革命暴动的方式推翻少数群体享有特权的旧制度，建立人人平等、财产公有的新制度。这类组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四季社、民主派兄弟协会以及由德国流亡手工业者建立的首个发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等。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国际的雏形和先驱，其发展历程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由理念到实践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协助下，这个原本具有密谋革命会社性质的少数激进分子团体最终演变为一个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该组织规模虽小，但其支部分布在德国、法国、比利时、丹麦、瑞典和瑞士等地。在走向规范化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它尽可能广泛联合英国宪章派和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等各国的工人团体，力图践行马克思恩格斯为其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的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直到1848年革命浪潮前后，这些组织才试图摆脱密谋的性质，形成了由一国向多国，由固定在少数激进群体向多数工人阶级开放的发展形态，最终其行动从伦敦和巴黎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向外辐射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在这种跨国组织和兄弟会的建立风潮中，1864年，第一个明确的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得以成立。

其二，建立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组织是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主要方式。自1864年组建第一国际到二战结束，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组建了数不胜数的国际组织，除国际合作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国际互助联盟（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mutualite）、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红色国际工会等国际组织外，发挥核心作用的主要还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第一国际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工人组织，这个组织虽由英法工人阶级团体共同筹备组建，但其活动并不仅限于英法两国工人，当时伦敦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流亡者都参加了进来。可以说，这个组织几乎容纳了工人阶级的几大流派：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前宪章派、前傅立叶派等。在存在的12年时间里，第一国际不仅支持各国工人参加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还声援了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投入到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的斗争中去。它最伟大的实践便是支持、捍卫和指导了巴黎公社革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针对巴黎革命形势召开了近14次会议，对其巴黎支部和巴黎无产阶级提出建议和作出有关决定，同时还号召动员其各国支部和世界无产阶级支持巴黎公社革命。因此，可以说第一国际第一次实现了国际范围内的工人联合，从而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真正具有了国际的性质[13]（P97）。

第一国际最终在欧洲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与内部分裂和争论中解散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和组织的消亡。取代第一国际发挥世界历史意义的便是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名义上的建立时间是1889年，但实际上直到1900年其代表大会的名称才被正式确定为“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并设立了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及1907年制定了章程后，第二国际才算真正建立并完善起来[14]（P148）。第二国际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各党议会斗争、其与工会的关系问题到更广泛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民族殖民问题、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等不一而足。到1914年陷入崩溃时为止，第二国际已是30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共拥有300多万党员[15]（P54），相较于第一国际，其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实践的活动范围和领域都更为广泛。除了第二国际组织本身，它还建立了许多附属机构，如1904年成立的社会党各国议会联盟委员会、协调社会主义媒体的机构、青年国际和妇女国际等。马克思的外孙让·龙格在为第二国际撰写的历史中称新国际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协议转化为行动”的成果，这些政党虽然“遍布全球，包括许多不同的种族，讲各种不同的语言，但却拥有共同的理想，相同的学说和相似的纲领”。对这些政党来说，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代表各国的社会党致力于这个国际的理想，它们的代表大会“注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议会，通过决议来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16]（P43）。

其三，参加关涉劳动者权益的周年纪念日活动。在系列周年纪念活动中，最重要的还是妇女节和劳动节。国际妇女节起源于纪念1908年3月8日纽约女工示威游行的斗争。1910年哥本哈根社会主义国际妇女代表大会把原本是美国妇女节的3月8日改变为国际劳动妇女节。1921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又把3月8日规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1977年12月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提议各个成员国每年都纪念国际妇女节。至此，国际妇女节就消除了历史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仅限于劳动妇女的节日，而变成为全世界所有妇女争取妇女权利、争取妇女解放、争取男女平等的节日[17]。

1867年，在美国推进工业化的鼎盛时期，芝加哥曾举行过一次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早期示威活动，这一实践在随后的几年里断断续续地持续下去，直到第二国际将5月1日定为国际工人团结的日子，并代表全世界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五一节庆祝活动实现了国际政治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将不同传统的激进分子聚集在一起，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那时起动员所有工人公开游行示威，形成了一场国际大罢工的纪念日活动。随着这些纪念活动的制度化，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日益增多，从反对剥削工人和弱者、实行普选、追求平等权利到实现国际团结等不一而足。这些周年纪念活动不仅体现了工人阶级实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方式，也使得他们更为注重彼此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和跨国联系。

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两种变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东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的差异，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上，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两大派别：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改良派，将渐进性的社会改革作为社会进步的手段；以布尔什维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派，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制度变革的手段。20世纪上半叶，这两大派别进一步分离，并获得了独立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发展了不同类型的国际主义，即形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两种变体：改良派的国际主义与革命派的国际主义。它们的国际主义实践也以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为载体：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两个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领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国际主义实践。

1.改良派的国际主义理念与实践

改良派的国际主义理念与其一般的社会主义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就其一般的社会主义理念而言，改良派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及其他合法途径而非暴力革命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能做的是在本国政治体制内，通过社会立法来为工人阶级争取眼前利益，通过政治改革向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过渡。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国家消亡和废除阶级制度来实现和平的世界社会而言，改良派更倾向于一个由经过改良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所有的国家一起合作解决共同的问题。他们的国际主义理念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代表人民的政府将比非民主国家的政府更加理性和道德，它们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和谐与和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和各国人民之间的跨国联系将摒弃传统国际政治中的结盟、权利平衡和经常性的战争，即通过国内政治改革能够平息国际冲突[18]（P70）。

伯恩施坦是最早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实政治经验出发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的改良派之一，他认为“工人无祖国”的说法并没有被经验所证实。尽管无产阶级之间有跨国联系，但事实上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追求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主要在本国的传统范围内工作[19]（P290）。改良派也似乎并未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宣称的国家消亡的最终目标的鼓舞，他们反而更专注于直接的目标，试图将国家变成渐进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工具。

一战的爆发使得改良派从实践上完全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理念，他们抛弃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战争的承诺，转而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政府的战争拨款，交战国的劳工阶级也纷纷加入本国的武装部队为政府的战争目标而战。战争结束后，有更多的改良派进入内阁，他们逐渐退回到在民族国家内行动，为本国工人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权益。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国际主义理念和实践也并未消失。在恢复战后秩序的过程中，改良派积极介入，试图在新秩序上留下社会主义的烙印，如积极讨论国际联盟的组织形式和职能、反抗协约国对战败国过分削弱、为德国赔偿问题出谋划策以及积极主张裁军等[20]（P100）。同时，他们也试图恢复第二国际，从建立伯尔尼国际、维也纳国际到最终组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可以看到他们消弭各派分歧的努力。在存在的17年时间里，作为改良派实践主义国际主义载体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几乎囊括了主要西方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及其支持者。该组织的议题范围不仅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全球局势和国际劳工运动、战后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等一般性问题，也包括特定时期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俄国问题、东方问题、军事和裁军、殖民地问题、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等。

相较于第二国际时期，改良派更为注重民族国家的利益，而非更为普遍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之所以出现与他们之前所信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的背离，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直到目前都无法调和的悖论，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运动，试图实现不同国家工人的共同利益，并将其体现在表达这种国际团结的组织和机构中，致力这一团结形式的个人和组织希望能一致抵抗将民族国家提升为人民忠诚的最高焦点的观念，悖论在于组成这些组织的政党不得不在民族国家中建立它们的基础，实现它们眼前的目标，实施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纲领[21]。

2.革命派的国际主义理念与实践

革命派以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其理念逻辑在于：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废除国家和阶级结构，从而结束一切剥削和压迫，实现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社会。由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的废除将导致国家的消亡，而国家间的暴力冲突带来了战争，国家的消亡也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根据他们的设想，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将是一个充满福利、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社会。对他们来说，国际主义就是将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兄弟般的阶级情义比国家忠诚更有约束力。因此，可以说革命派的国际主义理念是从整体性的角度，即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角度来判断、分析和讨论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

一战爆发后，革命派同改良派的背叛行为进行决裂的同时设想了实现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新路径。列宁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将民族自决作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前提型要件，以“一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为实践路向，致力于建设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22]。他强调，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在压迫国家里，对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必须教育工人‘漠视’民族的差别”，“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23]（P43）同时，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此外，列宁也呼吁要“不屈不挠地同自己和别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因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利己的民族主义，总是无条件地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首要地位，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24]（P166-167）。因此，列宁提倡民族自决并非为了满足各个民族分离的要求，而是为了各个民族的解放，这种解放是消除一切民族中非社会主义的、非进步的运动和倾向，实现“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25]（P68）以及最终的各民族高度统一的融合的前提。至于如何实现各个民族的高度融合，列宁提出了“世界革命”理论，希望借助处于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俄国爆发革命来激发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两者互相补充，从而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创造条件。这一理论暗含的逻辑在于本国革命的利益应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这是一种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角度来判断、分析和讨论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路，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但是这一理论得以实践的前提在于西欧会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与俄国革命形成呼应。当这一前提不能成立时，苏联也不得不退回到国内，退回到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去。这也就意味着革命派的国际主义从起初注重国际工人阶级团结转移到关注一国社会主义的生存上，本国革命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目标转移到一切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上。

共产国际是革命派进行国际主义实践的组织载体。在存在的24年时间里，该组织不仅帮助多数国家建立了共产党与共产党支部，还指导部分落后国家共产党发动革命，推翻本国的封建和殖民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人民开启了人民民主实践。此外，共产国际还非常重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问题。对于西方国家在部分殖民地实行的委任统治制和改良派将这种委任统治制扩展到所有殖民地的主张，共产国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认为殖民地的自治和自决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在法西斯势力崛起之际，该组织还领导组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它还组织革命军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国以及在西方大国间奔走斡旋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为人类的正义和进步事业创下了不朽的功勋。不过，作为统一的国际性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中心”，共产国际也犯了以苏联党和苏联国家利益为中心，干涉其他国家共产党内部事务等错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更是如此。

3.两种变体间的联系与区别

就两种变体之间的联系而言，两者拥有共同的目标，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它们共同的旨归。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皆认为代替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的，必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及借此手段所进行的实践方式方面，两者却差别甚大。

其一，两者实现国际主义的手段有所差异。正如在国内主张以渐进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和平过渡一样，改良派也提倡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世界体制的转变。他们认为经过改良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必定摒弃传统国际政治中的结盟、权力平衡和经常性的战争，也甚少会有国际冲突。但在他们看来，坚守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建立国际秩序的首要前提。而革命派却希望通过暴力革命一举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所有的国家都要经历同样的斗争和路线。如果一些国家并不具备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条件，其他先进国家可提供相应的帮助，先建立革命政权，在此基础上，满足社会变革的条件。革命派始终以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为原则。

其二，两者实践国际主义的方式也有所区别。确定了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变，改良派即在国内和国际上展开了国际主义的实践。在国内，改良派更为注重追求选票和议席的增加以及所代表的群体的实际经济和政治利益。在国际上，他们则更为注重左翼政党间的联合以及向政府施压来实现国际主义诉求。对于革命派而言，在国内他们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在国际上，他们主张帮助更多落后国家建立革命政权，从而为推进世界革命、实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创造条件。

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思路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且在追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践的过程中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由追随苏共到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目标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目标和实践也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利益要服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列宁时期，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计划，苏共及其主导下的共产国际都要求各国共产党要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则。斯大林时期，处于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目的，苏共和共产国际也要求各国共产党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为重。这种国际主义观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甚至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还在强调“党努力发展和巩固我国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26]（P143）二是民族利益要服从于苏联利益。早在共产国际二大时期就宣布“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共产国际的事业”。“保卫苏维埃俄国的斗争是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苏维埃俄国的问题，成了工人阶级一切组织的试金石。”[27]（P128）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修订的《共产国际纲领》更直白地提到“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袭”[27]（P59）。“保卫苏联”就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重要行动纲领。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之一的中共也很快贯彻了这一纲领[28]。

即便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高压控制下，中共也一直在寻求独立性和平等地位，从本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践经验出发，开始有意识地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29]（P520）。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将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提了出来，并将源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相并列[26]（P43）。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国再次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和实践也就相应受到了苏联影响。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交恶，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从本国利益和国情出发，希望与苏联保持一种平等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关系，并试图建立与世界上其他非人民民主国家的联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十项原则便是中共这一时期独立自主地确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的开端，并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开启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践，如大力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建设。这一方面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另一方面却由于不顾国情国力而使国家不堪重负[30]。

20世纪60年代，中共真正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不仅不再受其影响，甚至将“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对派共同作为打倒对象，并有意识地团结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实现“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的目标[26]（P202）。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与实践摆脱了苏联的影响，但却受到了国内掀起的左倾狂潮的侵蚀，未能正确处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30]。不得不指出，这一时期我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目标和实践的确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感召，但更现实的考量在于这时的中国不仅需要承担与苏联关系恶化的后果，还不得不防备美国侵略越南带给中国的威胁。面对异常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才选择以较激进的方式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寻找盟友。

2.日益淡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外交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和国际环境的改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逐渐淡出国家领导层的视野与战略规划。在三卷本《邓小平文选》中仅有三处提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词，其中两处是在1978年之前提到的。邓小平在1978年5月7日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发表的讲话中，首次坦诚“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31]（P112）。1982年党的十二大，中共首次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进党章，并强调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系[26]（P241）。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共首次在党章中将自党的八大以来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词删去，将自身视为不分阶级的世界政党中的一员，注重发展与世界上一切政党的关系。同时，中共也首次在党章中强调在对外关系中“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26]（P269）。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我国顺应世界形势开始将重心转向国内，在强调本国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与人民福利提升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3.逐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国际社会也正处于政治经济格局大变革时期，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基于此，我国相继提出了“建立全球公认并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和谐世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理念。2010年以来，随着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位居世界前列，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相应增加，对国际活动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因此，就急需一套战略思想来配合我国在国际领域中的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着眼于全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便应运而生。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既是对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国际主义理念的继承，同时也拓展了其外延。它将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纳入一个共同体内，没有资社之分，更无意识形态的区隔。它强调“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面对动荡不定的大世界，面对百年不遇的大变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国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32]（P28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将自觉地从世界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审视自己的国际角色和国际责任，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人类的命运相联系，并从中思考和定位自己对世界人民的使命和担当，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33]（P138-13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不仅在于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与发展繁荣，也在于希望构建一个“平等、正义与公正”的世界。这些诉求不仅来自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传统理念，也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概念及其与恩格斯共同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的自然延伸[34]（P42-58）。这一战略思想是中国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和实践提供的思路，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意涵，也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科学的全球观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