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彬彬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我国政社关系进行了适应性调整,采取调适性合作的行为策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与公共服务供给(郁建兴和沈永东,2017)。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治理主体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组织能力、规模和资源等组织自身因素,更加受到社会公众的组织认同限制(姚锐敏,2013)。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既是其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又是其汲取社会治理资源与动员社会治理力量的保障(赵春雷,2015)。然而近些年的实践中,“社会组织腐败”“公益低效”与“公益腐败”的问题频出,导致社会组织的公共性与公益精神遭受质疑,社会组织公信力逐步下降,甚至被污名化,从而影响社会组织治理行动的展开与治理能力的发挥(王栋和朱伯兰,2018;王红艳,2016;张杰, 2014;蔡宁宋等,2014)。可见,社会组织公信力是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保障。
为揭示社会组织公信力影响因素的黑箱,现有研究主要以组织理论视角为切入点,对社会组织的行为策略与内部治理结构进行剖析,主要通过微观层次的局部观察,对某一类型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问题进行思考。尽管部分学者基于整体性的视角,也关注到组织外部环境,提出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与外部监督制度,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但经验层面的系统考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