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宗元
(太原工业学院设计艺术系,山西 太原 030008)
当前,我国的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老年群体的人口占比呈现迅猛增长之势,社会中普遍存在未富先老、孤独终老、高龄少子、未备先老等突出现象[1]。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要求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政策,为养老、敬老、孝老打造一体化的政策体系[2]。尽管现行养老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养老市场并未真正发挥出其应有活力,存在供给有效性不足、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等突出问题,没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养老需求[3]。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全球范围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发展历程上经历了“家庭照护→机构照护→去机构化→社区照护”[4]的转变过程。此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初始阶段致力于扩充养老覆盖范围,在进入全面服务阶段后不断优化和完善相关制度结构等,而在快速发展期着重关注和强调配置、合作及协作[5](P15-18)。尽管西方国家的养老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各国之间的制度结构和权力模式存在重大差异。因此,需要基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结构,来建构我国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虽然我国主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但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依然处在起步阶段,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性的难题,政府依然是养老服务供给和治理的主体,担负着配置养老资源的主要职责[6]。中国特色的老龄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源自于政府内部治理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