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生成逻辑与实践取向

陶周颖，王 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为确保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要“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全新命题超越了“政府本位”和“社会本位”传统理念，是社会治理整合并吸纳“行政管制”与“社会自治”双重优势的产物。需要明确的是，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推行的是政党介入的治理模式，这是区别于西方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2]（P384）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基于此，应当进一步回答党如何统合行政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共同体中发挥作用，以期丰富、发展党领导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进路。

一、从西方理论到中国实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内涵

1.西方学者对“共同体”概念的界定

“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生活形成的“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是超越自给自足的村社群落、追求良善生活的最高共同体形式。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成熟，“共同体”的概念逐渐从政治属性中剥离出来，更多地体现出社会属性。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首先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指的是“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并进一步指出了基于亲缘、邻里关系等小范围“有机团结的”共同体与更广泛社会的关系，认为两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即是前者凸显的是一种伦理性[3]（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