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技术支撑

李天柱，马 佳，李 妍

(1.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鞍山 114051；2.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3)

0 引言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科技研发应急体系建设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紧迫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普适性并需要长期关注的理论问题。从2003年的SARS疫情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接连爆发了多起重大疫情，2020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更是给全球经济社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国际联系日益紧密、社会联系日益加深，对重大疫情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

开展重大疫情防控是庞大、复杂系统的系统工程，涉及体制、机制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科技研发应急体系发挥着基础性技术支撑的关键作用，必须持之以恒的进行强化和完善。重大疫情的爆发通常具有突然性，并且每次疫情的特点往往都各不相同，这就需要通过建立灵敏、快速且具有实效的科技研发应急体系，为重大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但是，对于如何通过科技应急研发形成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专门能力，以及在危机爆发时科技要素、科研力量等如何迅速展开并发挥作用等问题，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管理对策研究。在国内外的有限文献中，Nefti-Eboni等发现数字技术可以有效改善传染病监测，提出在疫情防控中要发挥数字技术与医疗相结合的作用[1]；Kienya等分析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应急研发过程，认为需要政策引导商业资金进入产品开发和临床试验[2]，Warfield等同样认为财政支持是推动疫苗研发的关键，并要重视对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支持[3]。但上述研究均未正面触及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科技研发应急体系建设，不足以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和长期的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我们认为，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科技研发应急体系具有复杂的系统结构，其中最基础也是最必需的是针对重大疫情的实际特点建立高效的药物及疫苗研发机制，当重大疫情爆发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为社会提供有效的防治药物。从生物制药创新管理的角度看，建立这样的应急研发机制面临很大挑战，因为创制新药历来是具有极大不确定性、投资高昂且周期漫长的高风险活动[4]，必须要转换思维方式、采用新的理论指导才有可能针对重大疫情防控构建行之有效的药物应急研发机制。本文在前期对生物制药创新和产业发展长期跟踪研究的基础上，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管理需求，提出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模式及其运行机理，以期为防控重大疫情提供政策建议。

1 技术演化中的扩展适应现象

提出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模式，要从理解扩展适应及其在技术创新管理领域的应用开始。扩展适应的概念起源于进化生物学，Ostrom最初于1974年用羽毛进化的案例说明扩展适应的实质及其与一般意义上的 “适应 (Adaptation)”之间的区别，最初羽毛为鸟类恐龙 (始祖鸟)提供隔热功能，后来羽毛被用于覆盖来捕捉昆虫，到最后羽毛才被用于飞行[5]。由此可见，羽毛的进化不能被解释为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或完全没有原因而进化的 “第二方案”，即扩展适应[6]。进化生物学中的扩展适应是指目前对生物体有用的特征，并不是因为适应其目前的角色而出现的，后来才被赋予了目前的功能[7]。扩展适应与一般适应构成了明显不同但又部分重叠的关系。对比来看，一般适应是 “为某一用途而设计的结构”，而扩展适应是 “因为其形式而有用的结构”[8]。扩展适应的概念进入管理学领域后，主要用来刻画技术演化过程中的类似现象，形成了相对不同但却又相互交叉的多种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扩展适应在管理领域的典型定义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定义进行分析，我们将技术演化中扩展适应现象的特性归纳如下：

(1)扩展适应面对的是现有技术的既定功能。在生物进化中，扩展适应强调生物实体的功能进化出新用途，也就是说功能是既定的，而功能的用途是新的。相应的，技术演化中的扩展适应强调现有技术的功能得到了新的应用。换句话说，技术的功能是既定的，而技术的应用是新的。技术的功能和性能是容易混淆但含义不同的概念，功能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而性能则反映了功能发挥作用的大小。 “一技多用”在技术领域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很多技术的功能都不是唯一的，至少包括了目前正在得到使用或得到认可的基本功能，以及并未得到揭示或关注的隐性功能、潜在功能或次要功能等。技术的扩展适应现象面对的是现有技术，同时技术的基本功能、隐性功能、潜在功能、次要功能等各类功能也都是给定的，而不是根据应用的需要逐步开发出来的。同时，技术演化中的扩展适应现象可能伴随着技术性能的改进，但技术的功能一直稳定不变的。

(2)技术扩展适应的本质是推动现有技术的扩大化应用。进化生物学中的扩展适应关注生物实体进化出新用途，而技术演化中的扩展适应关注现有技术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化应用，两个领域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生物实体有了新用途之后往往就取代了原来的用途，而技术得到扩大化应用之后并不会排斥原有的应用。能够促进技术获得扩大化的新应用是扩展适应需要得到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扩展适应现象的诸多重要价值都与此有关。具体来说，扩展适应面对的是正在获得应用的技术、曾经获得应用但已经退出市场的技术，以及由于创新失败而被弃置不用的技术。对于那些正在获得应用的技术而言，扩展适应使技术额外增加了应用的机会；对于那些退出市场或创新失败的技术而言，扩展适应能够使技术再次获得应用的机会。

(3)技术扩展适应的关键是偶然发现的出现。偶然发现是指在寻找某种东西时意外碰上了别的价值更大的东西[16]。研究指出，扩展适应是通过偶然发现的产生而开启的[17]，我们认为，偶然发现甚至是触发技术扩展适应现象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扩展适应面对的是现有的技术，而对于这些历史上已经得到深入分析的现有技术，偶然发现是从中找到对技术进行扩大化应用的唯一途径。但所谓的偶然发现并不是纯粹的 “偶然”，它其实是被某位智者的眼睛捕捉到的偶然观察到的现象，其中包含着无意识因素、直觉、识别重要的异常现象的能力，或做出不易看出的类比的能力[16]。因此，技术的扩展适应能否发生，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搜索、追踪乃至激发偶然发现的出现。偶然发现主要通过理论引导、观察者引导、歪打正着和网络涌现四种机制而产生[18]，是值得参考的理论视角。

从技术扩展适应的特性来看，与传统的从无到有的研发活动相比，运用扩展适应思想指导研发活动至少将具有三个突出优势：其一，技术的现有功能在新环境下得到扩大化应用，这意味着当面对特定技术需求的时候，可以从现有的成熟技术中寻找解决方案；其二，由于是对现有成熟技术的扩大化应用，因此不需要经过新的研发过程或仅需要较小强度的研发活动对技术进行适当的改进即可，显然研发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风险也更小；其三，现有技术的体量庞大、类型多样，因此可供研发活动选择的空间也就较大。正是由于技术扩展适应具有上述突出优势，我们可以据此设计出适应重大疫情应急需要的药物高效研发模式。

2 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

承接前述分析，我们将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定义为：发掘现有药物的特定功能，针对特定的治疗靶点开发出有效的治疗产品。这个定义包含如下几层含义：①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是从现有的药物中开发治疗产品，这就略过了漫长的药物研发环节，同时现有的药物通常具有较高的成熟度，其安全性、生产工艺等往往已得到了验证，因此在临床试验、规模化生产等方面面临的困难较小；②现有药物是一个含义很广的范畴，至少包括了正在获得使用的药物、历史上曾经获得使用但已经退出市场的药物、正处于研发管线并已经取得明确阶段性成果的潜力候选药物，甚至是由于创新失败而被废弃的药物，因此现有药物的体量巨大、类型多样，使得研发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③发掘现有药物的特定功能是不仅要关注药物已经被认识到的基本功能，还要注重挖掘药物的隐性功能、潜在功能、次要功能等各类功能在治疗中的潜力；④挖掘现有药物的功能并不代表不需要任何传统的研发活动，还是需要根据治疗的疾病靶点的需要开展必要的研发，如对药物的剂型剂量进行适当的改进、开展必要的药理毒理研究和联合用药研究、实施足够规模的临床试验等，但由于是针对现有药物进行研发，研发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已经大为降低了；⑤基于扩展适应的研发模式仍然需要预先确定药物的治疗靶点，这是创制新药的起点，是不可逾越的必要环节。

事实上，基于扩展适应的研发模式在生物制药产业的创新实践中已经引起注意和采用，历史上有多种重磅药物都是对已有的药物进行扩展适应的研发成果 (见表2)，只是缺乏对其明确概念界定和从管理角度展开深入研究而已。

表2 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成功案例 (部分)

近年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发起的 “药物援救和新作用项目”、国际权威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科学》 (Science)等对失败药物或已上市药物开展再利用研究的倡议，也都是指向基于扩展适应的研发模式。这些信息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在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研发中具有显著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是，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仅是一个抽象的通称，根据技术功能延伸的方式不同，这种研发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主要类型。

(1)功能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这是扩展适应最初始的涵义，也是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的主要类型，相关案例在历史上最为多见。功能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的本质是，将某种药物从前没有得到关注和利用的潜在功能或隐性功能、次要功能发掘出来并用于新的适应证，在此基础上将其转变为新药。功能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在制药领域对应的专业概念为药物的重新定位 (Drug Repositioning)，近年来成为医药公司研发热点的罕用药物 (孤儿药)，其中很多都是通过药物重新定位实现的[19]。Avastin是基因泰克公司 (Genentech)研发的治疗直肠癌的重磅药物，2004年成功获批上市后基因泰克持续挖掘Avastin的潜在功能，又在2009年逐步将其扩展应用到治疗罕见病胶质母细胞瘤和转移性肾细胞癌[20]。但Avastin最出乎意料的扩展应用是在临床中发现其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作用，并在国外通过标识外使用的方式用于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等恶性眼病。有些药物分子在被发现之初可能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治疗功能与合适的适应证，其后逐步发现药物的潜在功能并为其确定了特定的适应证，同样属于功能扩展适应型研发。塞雷拉公司 (Celera)曾经发现了一款能够抑制人体BTK蛋白的候选药物分子，但研究人员认为它风险过大，不值得继续开发，而Pharmacyclics公司却通过功能扩展适应，将该药物分子改造成治疗治疗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明星药物Imbruvica。

(2)组合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Gregory提出扩展适应是最初没有功能或有其他功能的组件，经过重新组合成新的更复杂形式之后具有了新功能[11]，这一概念定义为组合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组合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是指将现有的某种药物与其他药物进行组合使用 (联合用药或组合疗法)，从而为治疗特定疾病提供有效方案。组合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在现实中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但其效果却很显著，影响深远。Zidovudine是葛兰素威康公司 (Glaxo Wellcome)曾经开发的候选药物分子，最初被定位于治疗癌症，在研发失败后却发现Zidovudine具有抗艾滋病的潜力，尤其是与其他药物组合使用后具有治疗艾滋病的明确疗效，现在Zidovudine已经成为 “鸡尾酒”疗法最基本的组合成分，也是评价其他抗艾滋病药物的阳性对照药。

(3)应用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该类型的扩展适应研发模式是将某种药物当前的基本功能直接转移到其他应用领域内，针对新的适应证使用，成为治疗某种特定疾病的新药。在应用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下，虽然药物的功能没有得到延伸，但新领域对药物当前的基本功能存在需求，因此药物的基本功能转移就相当于针对新的用药需求完成了药物研发。相比功能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而言，应用扩展适应型研发模式在现实中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但仍可以找到典型案例。例如，肉毒杆菌原本用于治疗眼睛斜视，后来研究人员发现肉毒杆菌的这种功能也可以用来麻痹面部肌肉以实现消皱，因此肉毒杆菌的应用领域就被延伸到了医疗美容领域。又如芥子气是早期的生化武器，但其杀死细胞的功能也被转移到癌症治疗领域，作为较早发现的化疗药物进行使用。

3 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运行机理

如前所述，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已经在生物制药产业创新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这种特殊的研发模式也发挥了作用，被寄予厚望并迅速进入临床研究的Remdesivir (瑞德西韦)就是处于研发管线的现有药物功能扩展适应的结果，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科技大学联合应急攻关团队筛选出的肉桂硫胺 (20世纪70年代用于抗精神分裂症)等潜力药物分子也属于对现有药物的扩展适应。但是，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在重大疫情应急防控中的应用与其在常规环境下的应用还是存在不同的，主要体现为要在符合医药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更加快速、更加高效地研发出目标药物，同时还要保证药物满足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标准，这就需要遵循特定的运行机理，可以归纳成图1。如图1所示，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运行机理以 “数据科学”和 “转化医学”双轮驱动偶然发现的形成，全面整合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用户以及国际合作等以价值共创协同推进研发过程，形成高度开放式的无边界社会化创新格局。

图1 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运行机理

第一，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推动力。为了高效发现可以用于对抗重大疫情的候选药物，需要从不同维度、不同角度对现有药物的数据展开详尽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判断药物是否具有通过扩展适应对抗病毒的潜力，如果存在的话，可选择的扩展适应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如功能扩展适应、组合扩展适应或应用扩展适应等。这实际上是用大数据分析代替了少数科学精英的个人灵感来获得对现有药物进行扩展适应的机会，是偶然发现在数据科学驱动背景下的表现，对应着Yaqub提出的理论引导、网络涌现等偶然发现机制，目前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支持这种药物发现模式。因此，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运行的基础是要具备大规模的开放式共享数据库，具体可分为两类数据库：一类是疫情病毒数据库，其作用是通过对病毒相关指标的大数据分析获得病毒的致病机理和候选药物的治疗靶点；另一类是候选药物数据库，作用是存储现有药物的各种相关数据 (如适应证、病理、毒理、临床效果等)，在研发过程中可以针对治疗靶点从中筛选具有治疗潜力的候选药物分子，进而依据不同类型的扩展适应确定研发路径。

第二，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以转化医学为主要拉动力。现有药物扩展应用机会的另一主要来源是临床实践的观察和积累，很多药物的潜在功能、潜在应用领域、组合运用方式等扩展适应机会都是在临床实践中由处于第一线的医生发现的，对应着Yaqub提出的观察者引导等偶然发现机制。医生的临床发现能够直接为现有药物的扩展应用提供拉动力，Avastin在眼病治疗中的标签外使用就是典型例证，而为了将临床发现与药物应急研发直接联系起来，转化医学是重要机制。转化医学的核心是在从事基础医学发现的研究者和了解患者需求的医生及卫生工作者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打破基础医学研究与药物开发、临床及公共卫生之间的固有屏障，尤其适合分子基础医学研究向最有效和最合适的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预防的转化。在药物应急研发过程中，处于疫情防控一线的医生掌握了大量的药物临床应用数据，并且最了解疫情的实际特点、患者症状和用药需求，建立从病床到实验室的转化医学通道，医生可根据临床实践为药物研发提供宝贵的信息，明显有助于扩大现有药物形成扩展适应的机会并加速研发进程。此外，医院等医疗单位提供的检验、检测和临床数据也能丰富共享数据库，提高对病毒和药物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因此，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药物应急研发必须积极构建转化医学模式，将医院、诊所等医疗单位作为重要成员纳入研发组织，从而使得药物应急研发活动具有突出的 “用户创新”特征。

第三，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以 “政产学研用”网络组织为主要载体。生物制药研发本身就是在高度开放的产学研合作网络内完成的，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研发对速度和效率的要求更为迫切，必然需要最大范围的整合政府、企业、大学和研究院所、用户以及国际合作力量等各类主体来共同推进研发进程。从具体的组织过程看：①由政府出面组建药物应急研发协调委员会，开展顶层设计、政策制定、引导资金支持等；②在协调委员会下，设立由政产学研用各方构成的领导小组，直接指导和管理研发过程，协调参与研发的各类组织、统筹配置研发资源；③在领导小组的管理下，来自产学研用各领域的创新主体组成无边界的网络化研发虚拟联合体，吸引各类组织加入研发过程，协同开展治疗靶标筛选和候选药物筛选工作；④筛选得到的候选药物以合适的方式让渡给大型制药企业或企业联盟来执行药物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申请审批等后期工作；⑤用户 (主要是医院、诊所等医疗单位)作为重要参与者承担药物临床试验的任务，同时通过转化医学机制以用户创新的方式参与前端的药物筛选工作 (前面已经详述)；⑥传统上仅在后期或末端才介入药物研发的行政监管部门 (主要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如SFDA)，也通过加入协调委员会和领导小组、为研发过程提出指导和建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主动介入药物研发的全过程，这不仅有助于规范研发过程，还有利于药物研发监管机制体制创新，加速后期的审批工作。

第四，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离不开制度创新。首先，要通过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协调政产学研用等大量异质性的创新主体，解决利益分享、风险分担等相关问题，才能为药物应急研发提供坚实的治理保障；其次，需要政府给大学、科研机构、制药公司、医院等提供强有力的指令，并辅以相应的引导政策，才能督促各类主体主动开放和共享其掌握的数据资源，建立起开放共享的数据库平台，否则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就失去了运行的基础；再次，面向重大疫情的药物应急研发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国外的数据资源、临床发现等都会有助于对现有药物开展扩展适应研究，这同样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创新机制体制，以适应与国际上不同组织之间的开放合作需求；最后，为了将扩展适应获得的新药尽快推向疫情防控的临床应用，也需要监管部门在保证药物安全性、伦理风险等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创新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综合运用 “同情用药”、标签外用药、绿色审批通道等各种途径加速药物的临床使用，甚至根据药物应急研发的实际情况对药物监管规则做出适应性的修改。例如，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新冠病毒疫情初期，就紧急开辟了药品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的绿色通道，组建了药品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的特别专家组，开展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应急审批。

4 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政策建议

从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模式及其运行机理来看，需要整合高度异质性的资源和能力，协调类型纷杂、数量众多的产学研用研发主体，并需要应对药物研发固有的风险，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在我国现行的体制和制度优势下，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重视推进数据开放共享。数据资源是药物应急研发的基础，从现有药物中发现具有扩展适应潜力的候选药物虽然速度快、成本低，但却是从海量药物中 “大海捞针”，如果可供分析的药物数据规模和类型达不到临界条件，那就纯粹成了依靠运气的 “偶然”发现了。历史上形成的药物及其相关的有用数据广泛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掌握在不同主体的手中，很多重要数据还被刻意保护起来 (越是新近发现的药物越是如此)。我国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指令、政策引导和国际合作建立药物数据开放共享机制，使参与药物应急研发的单位都能够方便接触数据并能对其中感兴趣的部分进行机会识别和评估分析。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了此类相关做法可供参考，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曾经针对未获审批通过的废弃药物设计了一个允许研究人员查看公共数据库而进行 “橱窗浏览”的数据库系统，如果发现感兴趣的化合物则可以通过服务公司进入化合物所属公司的产权数据库。

(2)重视加强顶层设计。每次的重大疫情都不尽相同，因此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药物应急研发体系建设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而是要长期发挥作用、持续进行优化的工作，加强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政府顶层设计的重点在于几个方面：一是明确主体责任，确定不同的部门在该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任务分工及部门间的工作关系；二是明确政府职能，确定哪些工作应该由政府主导，哪些工作应该交给市场；三是明确政策导向，确定针对体系运行的需要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支持政策；四是明确治理方式，确定如何激励引导不同类型的主体 (尤其是企业)积极加入该体系。此外，顶层设计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行业内的合作与协同机制，例如NIH曾经起草制药公司和学术界之间的 “主协议”以解决知识产权和数据分享问题，并引导辉瑞 (Pfizer)、礼来 (Eli Lilly)、阿斯利康 (AZ)等大型制药公司与NIH共享20余种废弃药物及其研发独占权，对于提升药物应急研发体系能力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3)重视借鉴罕用药政策的激励作用。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科技专项资金、种子基金、税收优惠、发展规划、行政指令等方式引导整合社会各方力量进入药物应急研发体系，但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其参与的热情就可能迅速消退，而罕用药政策的激励作用值得参考借鉴。美国的罕用药物法案形成了一整套针对罕用药物研发的激励体系，包括药品进入市场后享有7 年市场独占权、税收优惠、临床经费资助、审批手续费减免、提供专家指导等[19]。我国虽然没有专门的罕用药物法案，但可以在药物应急研发中选择性采用或借鉴罕用药的相关政策，达到激励社会参与热情、加速研发进程，以及降低研发风险的作用。如给予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药物较长的市场独占权、对研发投入和药物销售收益进行税收减免、通过专项经费提供临床试验资助等。目前，我国已经迅速出台了一些类似政策，如前述的药品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绿色通道等，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政策的范畴和加大政策力度。

(4)重视加速研发成果孵化。我国现行科技体制中 “两层皮”现象仍然严重，而在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研发体系中，加速研发成果的市场应用进程不仅是应对疫情的需要，也是激励各类主体参与热情的需要。只有使研发成果尽快进入商业化应用，才能保证各参与主体获得相应的商业利益，研发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获得源源不竭的动力。尤其是在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研发模式下，考虑到很多前端的研究成果是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中取得的，必须通过创业孵化等激励政策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防止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沉睡”在实验室中。可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设立成果孵化基金、建设成果孵化创新平台、鼓励在职发明创业等。

(5)重视激发专家型小公司的参与热情。专家型公司是一个专有概念，指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专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前端的小型生物技术企业，其形式和运行模式类似于大学和科研院所里的科研小组[4]。专家型公司的基础研究能力出众，组织结构和思维灵活，是生物制药研发所需的新知识、新技术的主要来源。在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药物应急研发体系中，要充分发挥专家型公司数量众多、研究能力出众、创新能力强的优势，在病毒分离、治疗靶标确认、药物扩展适应机会识别方面贡献力量，并通过 “接力创新”为处于研发下游的大型制药公司 (联盟)提供阶段性研究成果。可采用的方式除了通过专项资金进行引导 (如应急研发专项、创新创业专项等)，还要为专家型公司提供数据共享和资源共享的顺畅渠道。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笔者身边就有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渴望参与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及试剂的研发，但苦于无法获得病毒菌株和数据而无能为力。为此，在前述的数据开放共享、行业合作与协同等机制设计中，政府要特别重视为专家型公司提供开放的进入渠道，不能人为设置准入门槛。

(6)重视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生物制药研发本身就是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完成的，对于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药物应急研发体系建设而言，更要重视广泛运用国内外的各种资源和能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国际合作行为获得药物扩展适应所需的数据、经验、设备和研发能力，以及药物商业化所需的资金和市场网络。事实上，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备受关注的Remdesivir之所以能够迅速进入临床研究，就离不开国际合作的贡献。为此，需要政府和产业界、学术界抱着开放的态度，在遵循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前提下建立有利于开展国际合作的机制和制度，同时我国也要鼓励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等主动加入国际药物合作研发网络，积极与国际标准、国际惯例接轨。

(7)重视应急研发风险管理。如前所述，基于扩展适应的药物应急研发仍然存在药物研发所固有的不确定性，面临一定的风险，2020年4月底，备受瞩目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在中美两国相关机构发布了结论几乎相反的临床数据，就是典型例证。规避重大疫情下的药物研发风险，从技术层面看要提高靶点选择和药物作用机理选择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以避免疗效和不良反应的风险，因此，尽快形成基于大数据和转化医学的完善运行机制是迫切的任务。更为特殊的是，相对常规环境下的药物研发，面向重大疫情的药物开发还面临 “时间风险”，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类似罕用药法案的政策等途径，通过更加开放的思路引导多主体协同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加速研发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