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作用机制的服务生态系统整合模型研究

辛本禄，刘燕琪

(1.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0 引言

近年来，服务生态系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1-3]。作为由资源整合的参与者通过共享的制度逻辑联系在一起进行服务交换和价值共创的、相对独立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行为是通过共享的制度来协调的，制度化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对理解服务生态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4-6]。在实践中，服务生态系统往往是通过共同的制度理念建立起来并进行调节，如通过共同的技术标准形成的苹果 (IOS)、谷歌 (安卓)生态系统；通过共同的价值理念建立起来的Eataly (意大利传统饮食理念)、爱彼迎 (共享经济理念)生态系统。共同的制度理念能够约束服务生态系统中参与者的行为，规避地域、文化差异所导致的风险，迅速扩大生态系统的影响力，有利于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一起实现价值共创。

目前，服务生态系统的实践远远领先于理论研究，可供企业管理借鉴的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理论相对缺乏。国外研究方面，学者对制度在变革[7]、服务创新[8]、价值共创[6]中的作用进行阐释，认为制度是服务生态系统治理的基础[3]，是服务生态系统升级革新的关键过程[9]。国内学者对服务生态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现有研究同样关注制度的重要作用，认为制度是服务生态系统的促进机制[10]。尽管制度对服务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被国内外学者所认同，但目前对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研究仍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在现有对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研究中，较多强调制度具有重要作用，但对制度作用如何发挥却少有提及，制度在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机理有待深入探索。在少数论及制度对服务生态系统作用原理的研究中，学者只关注制度对服务生态系统中某一方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制度如何影响资源整合[11]、服务创新[8]、价值共创[6]，制度对整个服务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因此，从服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探索制度的具体作用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将制度理论、服务主导逻辑与生态系统理论相结合，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演绎，构建服务生态系统中制度的4个重要作用机制与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整合模型，以期进一步完善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制度理论。

1 文献综述

1.1 从服务主导逻辑到服务生态系统

(1)服务主导逻辑。在经济活动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产品主导逻辑。该逻辑认为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制造和分配可出售的产品，产品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服务处于次要地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服务业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产品与服务的界限愈发模糊，产品主导逻辑对经济和管理活动的解释能力不断下降[12]。在此背景下，Vargo等提出服务主导逻辑，认为一切经济都是服务经济，将服务定义为 “为了自己或者他人利益而应用资源”，使服务 (Service，单数)超越有形产出 (Goods，复数)与无形产出 (Services，复数)的范畴[3,13-14]。

经过多年发展，根据Vargo等的理论观点，服务主导逻辑逐渐形成11个基本前提和5条公理，构成服务主导逻辑的基本理论框架[3]，见表1。

表1 服务主导逻辑的基本前提和公理

(2)服务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继承了服务主导逻辑的理论内核，融合了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被定义为 “资源整合的参与者通过共享的制度逻辑而联系在一起进行服务交换和价值共创的、相对独立的、自我调节的系统”[3]。一方面，服务生态系统继承了服务主导逻辑的基本理论内核，认为一切经济都是服务经济，服务是交换的基础；另一方面，服务生态系统沿袭了生态系统中各主体与生态系统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关系，包含了参与者的广泛性、关系的松散耦合性、结构的多层次性、制度的约束性和协调性等内容[10]。

服务生态系统包含8个核心内容：①感知和反应的自发性；②时空结构性；③松散耦合性；④价值提出者；⑤语言、制度和技术的使用；⑥共同提供服务供给；⑦在服务供给的过程中互助；⑧价值共创[15]。服务生态系统中每一次资源整合、服务交换和价值共创的实践都会从某种程度上改变服务生态系统，从而改变资源整合、服务交换和价值共创发生的环境，因此服务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9]。

1.2 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中的制度理论

不同学科和视角对制度的界定和理解具有较大差异。随着组织生态学与制度理论的融合发展，制度分析关注的对象从环境中的组织转向组织的环境，斯科特指出组织场域是制度重要的作用层次和分析层次[16]，而组织场域是指集合或集群在一起的组织——重要的供给者、资源与物品的消费者、规制性机构以及其他提供相似服务与产品的组织构成的、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17]。服务生态系统正是这样一种组织场域，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来解读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从制度内容看，斯科特在总结各学派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制度的综合性概念，即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则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16]。在这个概念中，规则、规范和认知是制度的3个维度。规则维度包含法律法规、公约和其他能够约束行为人行为的正式规则，为了保证行为人的行为能够符合规则标准，必须有相应的监督和制裁机制；规范维度包含来自规范和价值观的准则，这些规范和价值观使行动者能够感知社会环境中的利益或约束，行动者在遵循规范准则时会出现一种内在承诺，使行动者能够感知到社会或集体期望的行为方式[18]，并驱使行动者产生迎合社会期望的行为；认知维度是由一系列信念组成的，这些信念由行动者感知其所处环境的状况而产生，包括个人所持有的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信念、观点和想法，个体之间差异较大。Vargo等继承了斯科特对制度的阐释，将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界定为 “人为设计的规则、规范以及信仰，用以限制 (规范)参与者行为，使社会生活变得可预测且有意义”[3]，这种界定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

从制度作用看，制度对行为具有控制和约束力，制度理论的行动理论将共同制度作为限制和决定行动者行为选择的约束，制度通过界定法律、道德与文化的边界对行为产生制约，将合理行为与不合理行为区分开来，并对越界行为进行惩罚[19]。同时，制度对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具有支持和使能作用，通过为行动者提供引导与资源对行动者产生激励效果[16]。制度理论中的行动问题专注于3个方面：①制度安排最初是如何产生的？②是什么促成行动者形成组织场域？③组织场域如何发展和再创造？这也是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制度理论需要回答的问题。行动者会依据自己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来改变其行为选择，并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在制度产生和更新过程中进行合作。处于共同组织场域的行动者会依据共识性的制度在场域内进行合作，从而维持现状[20]。在危机出现时，行动者依然试图依据主导的共同制度来构建互动行为，挑战者则试图提供新的文化和规则框架来重构组织场域内的制度，最终的胜利取决于哪一方能够使织场域中更多行动者相信他们提供的制度框架可以提供更多的利益[16]。这些有关制度和组织场域的讨论为服务生态系统中参与者互动和制度化工作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洞见。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是通过共享的制度逻辑而联系在一起的，制度是参与者为了长期有效的协调彼此的行为而人为创造出来的治理机制[21]。制度化工作 (制度的维持、变迁和打破)在参与者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时发生，推动了服务生态系统的发展与升级，对理解服务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起关键作用[11]。

1.3 制度在服务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意义

(1)制度使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得以聚集。Aal等认为价值观的共鸣是服务生态系统得以形成的基础，参与者因对某一 (某些)信仰、理念或价值判断的认可而聚在一起，奠定了服务生态系统的基本形态[22]，这些信仰、理念、价值判断实质上是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是服务生态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14]，是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不同的制度形成了不同的市场。参与者通过对市场的理解和判断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市场中，这些通过制度汇集起来的市场参与者实际上就是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

(2)制度使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能够以有限理性的方式活动。新古典经济学中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一直受到诟病，Simon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并提出制度辅助的概念，将核心问题从行为者是否理性转化为行为者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合理化[23-24]。针对这一问题，Simon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共享的制度。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使参与者在行动中有了明确指导，因而可以有效减少在认知和思考上消耗的资源，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

(3)制度决定参与者在服务生态系统中互动行为的结果。在服务生态系统中，制度是通过协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来发挥作用的，每个参与者都受到一组制度的指导[25]，互动成功与否取决于指导参与者互动的制度是否一致[26]。表1中服务主导逻辑的基本前提11指出价值共创是由参与者产生的制度安排来协调的[3]。当指导参与者互动的制度被参与者共同认可时，价值共创得以产生；当指导参与者互动的制度无法达成一致时，价值共创则无法展开。

(4)制度使参与者在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创造活动产生增益效果。服务生态系统中共享的制度使参与者对特定事物和行为的价值判断趋于一致，减少了生态系统中的摩擦和交易成本，使价值共创更容易发生。同时，当制度由参与者共享时，会产生网络效应，使投入回报率大大增加。诺思指出相互依赖的制度矩阵组成的网络会产生大量的、日益增加的回报[27]。共享一个制度的参与者越多，所有参与者的潜在协调利益就越大[28]。

(5)制度的变化是服务生态系统中创新产生的原因。在服务生态系统中，共享制度为参与者进行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等交互行为提供了合理框架。当参与者中出现对现有共享制度的质疑后，服务生态系统可以通过制度化工作修改、丰富、升级其共享制度，为参与者提供新的制度框架，使新的资源整合、服务交换形式得以出现，服务创新由此产生。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创新需要通过改变指导资源整合的制度来进行[8]，服务生态系统中服务创新的实质就是新的价值共创的制度安排[3]。

2 服务生态系统中制度的作用机制

制度作用机制实质上是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改变不同情景中的各种具体要素之间的关系[29]。本文对服务生态系统中4种重要的制度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2.1 基于初始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形成机制

服务生态系统在制度的产生上继承了生态系统理论的自然主义观点，认为制度不是经由行动者从利益出发的目的性行为创造的，而是面对各种相似环境的行为者的集体意义构建与问题解决行为的产物，嵌入共同体网络是制度化程度上升的标志[16]。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个体 (个人或组织)都存在着一套指导其行为的规则、规范和认知，这些规则、规范和认知构成了指导个体行为的独特制度集合。行动者在社会活动中产生了广泛的交互，制度在交互中得到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行动者之间形成了共识性制度，行动者经由这些共识性制度而汇聚在一起。这是因为制度具有构建作用，制度在决定行动者行动模式的过程中会出现内聚性和一致性[30-31]。在服务生态系统中，最初的参与者因其对共同的制度集合的一致性判断而出现集聚倾向，共同的制度集合逐渐转化为初始制度，服务生态系统由此形成。

最初社会活动中的行动者各持一套指导自己行为的制度，制度由规则、规范和认知3个维度构成。这套制度是行动者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内化形成的，由于行动者存在个体特质、过往经历、所处外部环境等差异，因而各行动者所持的制度也具有差异性[32]。个体行动者所持的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制度集合，包含了无数规则、规范和认知方面的内容，当一些行动者就某些规则、规范和认知达成共识的时候，这些共识就形成了制度集合a。制度集合a是行动者自身所持制度集合的一个子集，拥有相同制度集合a的行动者受制度的构建作用影响产生聚集倾向。最后，因制度集合a产生联系的行动者被聚集在一起，制度集合a成为服务生态系统的初始制度，聚集起来的行动者成为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服务生态系统形成如图1所示。聚集起来的参与者在初始制度的指导下进行资源整合与服务交换等互动，价值共创产生，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在互动中增长[11]，服务生态系统得以运行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聚集往往代表的是参与者之间互动的增加而非物理空间上的聚拢。正如斯科特指出的，非地方性因素在塑造组织或系统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不能通过地理边界进行组织或系统的制度背景划分[16]。

图1 基于初始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形成机制

2.2 基于共享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制

服务生态系统的初始制度较为简单，其主要作用是聚集参与者，多表现为共同的价值认知或技术规范，在完成服务生态系统的构建工作后，初始制就会转化为共享制度。共享制度被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共同持有，用以指导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共享制度不是静止不变的，相反它会在参与者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和修改，共享制度通过指导和限制参与者之间的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影响甚至决定了服务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方向。

制度为人们及其互动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人们的互动行为是发生在制度框架之内的[33]。服务生态系统是通过共享制度进行协调和控制的，系统中的每一个变化都是由某一或某些特定制度的变化而引起的[7]。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是通过参与者互动产生的[34]，参与者互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指导参与者行动的制度是否一致[26]。Echeverri等探索了5种典型的基于互动形成价值的实践行为[35]。研究结果表明，在参与者遵守或秉持的规则、规范以及认知具有一致性时，互动会导致价值共创的产生，不一致时则会发生价值共毁。因此，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互动不是必然产生价值的，共享制度的一致与否决定了互动结果。

共享制度是如何影响服务生态系统日常运行的？如图2所示。A、B、C代表了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他们之间存在如资源整合、服务交换等交互行为，这些行为受到服务生态系统中共享制度的指导和约束。当参与者A、B、C均对服务生态系统的共享制度表示认同时，如路径1所示，共享制度不会发生变化，指导三者交互行为的制度具有一致性，价值共创得以产生。而当参与者中出现了对共享制度的质疑时，如路径2所示，参与者A对共享制度产生质疑，参与者B、C仍然遵从共享制度，参与者A与B、C出现分歧，指导和约束参与者交互行为的制度无法达成一致，价值共创无法产生。同时，由于参与者A、B、C之间的交互存在成本，在价值共创没有产生时，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总量实际上减少了，因此路径2的互动结果导致了价值共毁。为使参与者间重新达成一致，制度化工作 (制度的维持、变迁和打破)发生。路径1和路径2所体现的就是基于共享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制。

图2 基于共享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制

2.3 基于外部情境刺激的参与者冲突机制

人们对情境 (Context)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结构、消费文化等理论都是情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情境对于资源价值评估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情境影响对价值评估的经验和参与者互动上[11]。表1中服务主导逻辑的基本前提10指出价值总是由受益人用现象学的方法决定的[3]，价值具有情境性，价值创造受时间、地点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参与者和服务生态系统之间的服务交换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终嵌入到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更广泛的情境中[36]。虽然学者认识到情境对服务生态系统具有影响，但对情境的研究尚未深入。

纵观学者对情境的研究，情境主要涉及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两个方面，包含社会结构中明文规定的规则、符合道德标准的规范和由文化环境产生的约定俗成的传统、受文化影响产生的共同认知[36-37]。可以发现，这些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同制度一样同样包含了规则、规范以及认知3个维度，即情境与制度在本质上是同一类内容。事实上，许多学者混淆了情境 (Context)和制度 (Institution)，Akaka等认为情境来源于广泛的制度[38]。

广泛的制度经由服务生态系统剥离为两部分，被参与者共同认可的部分通过内化变成服务生态系统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指导并约束了参与者在服务生态系统中的行为；无法得到全体服务生态系统参与者共同认可的部分外化为外部情境，当外部情境与内部制度发生冲突时，受到外部情境影响的参与者会将外部情境的影响带入到与其他参与者的交互中，参与者分歧产生。Michael等的研究表明，正是这种由外部情境带来的刺激导致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产生改变原有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设置的意图[7]。外部情境会挑战现有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下的参与者行动模式，从而挑战在特定服务生态系统内进行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的方式。

广泛的制度是如何通过内化和外化剥离为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和外部情境进而对服务生态系统产生作用的？如图3所示。首先，广泛的制度通过是否被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共同认可而分成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和外部情境两部分。外部情境不断对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发出刺激，一部分刺激与服务生态系统的相关性较低或与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本身不发生冲突而被服务生态系统所无视，并排除在系统之外；另一部分刺激与服务生态系统的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发生冲突，使受到刺激影响的参与者同其他参与者产生分歧，内部制度 (共享制度)无法保持一致性，制度化工作 (维持、变迁、打破)发生。

图3 基于外部情境刺激的参与者冲突机制

2.4 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化工作机制

受外部情境的刺激，一些参与者自身认知发生变化，进而产生对共享制度的质疑。在质疑出现后，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自然地被分为对现有共享制度表示认同的遵从者和对现有共享制度表示质疑的分歧者。遵从者和分歧者通过不断的互动协商使服务生态系统的共享制度产生维持、变迁和打破3种制度化工作，见表2。

表2 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化工作机制

当遵从者和分歧者的商议结果是维持服务生态系统原有共享制度不变时，遵从者占据主导地位，保持原有状态不变，分歧者需收回对共享制度的质疑，重新认同共享制度或者分歧者退出该服务生态系统。此时，服务生态系统的共享制度维持不变，遵从者和留下的分歧者进行交互的指导制度重新达成一致，价值共创得以产生，服务生态系统中价值总量增加，服务生态系统得到发展。

当遵从者和分歧者的商议结果是服务生态系统原有共享制度发生变迁时，遵从者和分歧者都做出了让步。遵从者与分歧者通过协商调整达成了一致，双方都继续留在该服务生态系统中。此时，原有的共享制度被修改、丰富与调整，这个过程是温和的、渐进的，并非剧烈的、毁灭的。在共享制度发生变迁的过程中，遵从者与分歧者进行的商议仍是在原有制度的指导下进行[8]。因此，制度变迁的结果是所有参与者依然留在该服务生态系统中，共享制度重新达成一致，所有参与者在一致的共享制度指导下进行价值共创，服务生态系统的共享制度得到更新，服务生态系统升级。

当遵从者和分歧者的商议结果是打破服务生态系统原有共享制度时，分歧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分歧者保持原有状态不变，遵从者则需要调整自身与分歧者达成一致或者退出该服务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原有的共享制度被打破，发生剧烈的、毁灭性的变化，以分歧者持有的制度为依托生成新的共享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原有共享制度的遵从者被排挤出该服务生态系统的现象，留下的遵从者和分歧者对新的共享制度达成一致进行价值共创，原有的服务生态系统衰落，新的服务生态系统形成。

3 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整合模型

基于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作用机制和服务生态系统的发展阶段，本文构建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整合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整合模型

3.1 初创阶段

服务生态系统强调现象学的方法[14]。Berger用现象学的方法提出了共同意义系统的建构理论，其包含3个过程：外化、客观化、内化[39]。在外化过程中，制度从参考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其意义逐渐被参考者共有；在客观化过程中，这种互动的产物逐渐成为客观事实，成为一种由参考者共同经历的实在过程；在内化过程中，客观化的实在过程再次投射到参考者的意识之中，指导其行为。经历了这3个过程后，共同意义系统被建立起来，这与发生在初创阶段的服务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是相似的。在服务生态系统的初创阶段，首先是社会参与者持有指导其行为的广泛的制度，在社会参与者进行社会互动时，一些参与者所持有的广泛的制度出现相似的部分，这部分内容逐渐被这些参与者察觉并给予认同。然后，这部分被共同认可的制度在互动中不断被强化，成为参与者之间互动的客观依据，初始制度形成。最后，初始制度被参与者用以指导和约束其互动行为，这些参与者聚集起来形成了服务生态系统。

在初创阶段，服务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是基于初始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形成机制，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在广泛的制度中剥离的初始制度聚集持有共同制度集合的参与者。这个过程最初可能是缓慢的，但是随着大众传媒和社交网络的发展，社会互动的效率不断提升，从广泛制度中剥离初始制度的过程被大大缩短。初创阶段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每个服务生态系统只会经历一次。

3.2 发展阶段

在发展阶段，初始制度完成了聚集参与者的任务，转化为服务生态系统中参与者所同认可的共享制度，用以指导和约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4]。在这一阶段主要发挥作用的是基于共享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路径1，该阶段服务生态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在一致的共享制度的指导下进行价值共创，增加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总量，使服务生态系统得到发展和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只有经过初创阶段才能够到达发展阶段，经由变革阶段和自我更新或衰落阶段同样可以进入发展阶段。服务生态系统中制度化工作机制的目的是化解受到外部情境刺激而产生的分歧，使参与者重新达成一致进行价值共创[9]。当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秉持着一致的共享制度时，服务生态系统就会在基于共享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作用下选择运行路径1，进入价值共创的发展阶段，进行价值的累积。一个稳定的、处于平衡状态的服务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倾向性，即继续沿着其独特的轨道前进，这使得稳定的、处于平衡状态的服务生态系统的共享制度具有惯性，参与者可以在一致的共享制度的指导下进行价值共创[40]。但是，由于服务生态系统是松散耦合的动态结构[9,15]，外部情境的刺激是持续不断的，这决定了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一致是暂时的，制度化工作是持续的[21]，因此发展阶段是暂时的。同时，由于制度化工作机制的目的是使参与者就共享制度重新达成一致，因此制度化工作发生之后往往会导致服务生态系统重新回到发展阶段，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3.3 变革阶段

在变革阶段，分歧在参与者互动中出现，制度化工作发生。由于参与者互动是持续的，外部刺激是不断的，分歧是经常出现的，因此这一阶段同样具有反复性的特点。基于共享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基于外部情境刺激的参与者冲突机制以及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化工作机制都在这一阶段发挥作用。

行动者的所作所为是其对所处环境内在表象的一个函数[37]，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受到外部情境影响时会改变其认知和行为，在这些认知与行为同服务生态系统现有共享制度发生冲突时，分歧就出现了。在分歧产生后，根据基于共享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参与者之间无法就指导其互动的共享制度达成共识，进入路径2，价值共毁出现，制度化工作随之发生。

规则、规范与认知 (即制度)出现在互动之中，并通过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得以保持和修正[33]。David认为，在既定的条件下，技术发展的路径并非绝对不可改变，但往往是很难的，这是由于存在一种基于正反馈的路径依赖，即发展方向与先前保持一致会得到奖赏，反之会付出代价，正反馈呈现出随时间的流逝而递增的趋势[41]。诺思认为这种框架同样适用于制度的变迁[27]。因此，在制度化工作中，制度的维持更容易发生，即使服务生系统中出现分歧者，分歧者往往也会因为正反馈的存在而妥协，共享制度得以保持原不变，服务生态系统从变革阶段重新进入发展阶段，价值共创产生，服务生态系统的价值总量得到提升。但有些时候，来自外部情境冲击的作用大于正反馈的作用，通过制度的维持无法使参与者对共享制度重新达成一致，于是制度的变迁和打破就会发生，服务生态系统进入自我更新或衰落阶段。

3.4 自我更新或衰落阶段

分歧者在挑战原有制度时面临着两大难题：如何让分歧者 (集团)保持积极性以及与更强大的遵从者集团打交道[20]，当这两大难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时候，受到外部情境刺激冲击的服务生态系统的共享制度就会发生改变[7]。在自我更新或衰落阶段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服务生态系统制度化工作机制中的制度变迁和制度打破。

当刺激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出现时，制度变迁机制会发挥作用，此时分歧者与遵从者都将改变其原有状态，服务生态系统原有共享制度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制度在这种温和平缓状态下发生变化，原有共享制度依然发挥着指导作用[8]，变化使共享制度得到更新，价值共创出现新形式，服务创新产生[9]。服务生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更新，系统中的参与者重新就共享制度达成一致，分歧被化解，服务生态系统再一次进入发展阶段。

与之相反，当刺激是以剧烈的方式出现时，分歧者占据主动，服务生态系统原有的共享制度被彻底破坏。此时，以原服务生态系统分歧者所持制度为基础的制度集合形成，由该制度集合转化而来的初始制度汇集了原服务生态系统的分歧者、原服务生态系统中改变自己与分歧者达成一致的遵从者以及其他认同初始制度的参与者，新的服务生态系统在原服务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生成，原服务生态系统衰落。

4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服务主导逻辑和服务生态系统理论进行梳理，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对制度理论进行阐释，为制度协调下的服务生态系统参与者互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得出服务生态系统中4个制度作用机制：基于初始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形成机制、基于共享制度的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基于外部情境刺激的参与者冲突机制以及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化工作机制。将制度的作用机制与服务生态系统的生命周期相结合，构建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整合模型。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1)服务生态系统制度的整合模型对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企业战略部署具有指导意义。企业应灵活处理与客户、竞争对手等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抓住服务生态系统发展阶段中价值累积的机遇，降低变革阶段和自我更新或衰落阶段面临的风险。

(2)服务生态系统中制度的作用机制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科研投入如何更有效地转化为价值一直是企业关注的问题。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作用机制阐明了价值创造的原理，企业应在研发过程中不断与生态系统中其他参与者进行互动，不断通过制度的作用机制修正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

(3)利用共享制度的一致性和共识性为跨国公司提供新的商业模式。不同地区市场的差异性和多元化一直是跨国公司经营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共享制度来协调参与者互动的服务生态系统能够规避跨国公司所遇到的地域差异和多元文化带来的风险，为跨国公司的管理实践提供新思路。

4.2 未来展望

近年来，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制度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是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制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1)跨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问题。参与者所属的服务生态系统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即同一参与者可以是多个服务生态系统的成员，参与者跨服务生态系统进行活动是常见的。当前对跨服务生态系统的研究较少，当参与者跨服务生态系统进行活动时将受到什么样的制度指导？当参与者所跨的服务生态系统的共享制度出现冲突时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2)中国情境下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问题。外部情境会对服务生态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进而推动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化工作进程。中国情境下的社会结构、法律法规、文化习俗、价值观等都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将会反馈到服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互动中。中国情境下的服务生态系统制度是否存在共性？中国情境下形成发展起来的服务生态系统是否存在预设制度？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3)制度指导下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共创与价值共毁问题。由于作者研究能力的局限，本文没有讨论在足够大的服务生态系统中价值共创与价值共毁同时发生的情况。当服务生态系统足够大时，个体参与者往往无法同时与其他所有参与者进行互动，那么只要保证进行互动的参与者之间所持的共享制度一致即可进行价值共创，这就使得在整个服务生态系统中可能出现价值共创与价值共毁同时存在的情况，未来研究可以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探讨服务生态中的制度问题。

(4)基于服务生态系统多层次、嵌套性、重叠性的结构特点进行制度研究。服务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多层次性、重叠性和嵌套性的特点，制度存在于服务生态系统的各个层次，每个层次上的制度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影响，外部刺激在多层次的、嵌套的、重叠的结构中通过制度进行传递。因此，未来可以从制度的传递与服务生态系统的结构特点相结合的角度对服务生态系统进行研究。

(5)科技创新与服务生态系统关系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实践中，许多服务生态系统是以技术标准为关键共享制度而形成的，如Windows生态系统、安卓生态系统，也有许多服务生态系统因外部技术变革的刺激而导致共享制度受到冲击最终走向衰落，如塞班生态系统、DOS生态系统。科技与创新是提升服务生态系统的重要方式[15]，未来可以从实证与案例的角度对科技创新与服务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