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和季羡林是同学

2021-01-13 00:41倪萍
北方人 2021年12期
关键词:季老季羡林老头儿

前些年,季老的散文集、杂文集刚上市那会兒,我们买了几套,没事就念给姥姥听。

虽说是大学问家,可书里的国事、家事都写得那么入情入理,不矫情不做作,大白话里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文章姥姥爱听,有些段落我反复给姥姥念。日子久了,姥姥常会打听这个老头儿的一些事儿,我也一遍一遍地把我知道的、听说的、从书上看到的跟她细说。

姥姥不识字,却崇尚文化。在姥姥的秤上,字的分量最重,书最值钱,多贵的书姥姥都说值。

“二十几块钱能买个啥?买个吃的一会儿就吃完了,买本书吃一辈子。好的书可以让下一辈儿接着吃,上算。”

姥姥说买季老的书更上算:“人家书上说的都是咱家也有的事,遇上解不开的疙瘩,看看人家季老头儿是怎么说的。”

也不知从哪天起,姥姥在季老后面加上了“头儿”,于是季羡林就变成姥姥嘴里的季老头儿了。日子久了,我们也跟着姥姥叫“季老头儿”,好像季老是我们村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全家都叫得那么顺嘴。

姥姥看季老头儿的书多半是看书里的照片,整天看、反复看。

我表妹说:“别看了,再看就看上人家了。”

姥姥也不客气:“这季老头儿年轻的时候可是个不磕碜(丑)的人。”姥姥指着季老留学德国时那张穿西装的照片,那时的季老确实很精神、很帅气。

我逗姥姥:“你看上人家,人家还看不上你呢。人家多大的学问,人家会好几种语言,你就会写个自己的名儿。”

姥姥不无忧伤地无数次感叹:“俺是没遇上好社会、好家庭,没摊上个明白的爹妈(姥姥的哥哥、弟弟都念书了),要不我怎么也得念念书、上上学,弄不好我还是季老头儿的同学呢!”

我们几个后辈哈哈大笑,姥姥自个儿也笑出了眼泪。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身上的血水已经没有多少了,这珍贵的泪水饱含了姥姥怎样的渴望和遗憾,只有我明白。“姥姥,你不是常说一个人一个命,一个家一个活法吗?咱别和人家比。在我的眼里,你没上过学也照样是文化人,我相信,你就是季老头儿的同学。”

我急于安抚姥姥那颗痛楚的心,极力保护姥姥那份美好的渴望。从此,我们称姥姥为刘鸿卿同志,是季羡林同志的同班同学。

姥姥和季老同是山东人,年龄相差三岁,都差点儿活到一百岁。然而他们走的人生之路完全不同,日子也过得千差万别。

有一年去南开大学参加校庆,我在那儿遇上了季老。回来我跟姥姥说:“今天碰见你同学了啊!”姥姥一听就知道我说的是季老,因为姥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同学”。

我说:“季老也挺可怜的。这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头儿,这么冷的天,里外穿了四件毛衣。不好看不说,关键是多不得劲呀!有的毛衣磨得只剩下线了。四件毛衣的袖子套在一块儿,胳膊都不能打弯儿,季老站在主席台上,胳膊伸着像个稻草人。况且,也不暖和呀!老头儿脸冻得煞白。又不是没钱,买个丝绵袄宽宽松松地穿上又暖和又舒服。”

转天姥姥就叫我去买块藏蓝色丝绸,再买一斤二两蚕丝绵,她要给他同学做件棉袄。

这回我没逗她,立刻就去了当时的友谊商店,又跑了元隆绸布店,把姥姥要的东西买齐了。只一个星期,姥姥就把棉袄赶制出来,拽断最后一针线,我就给季老送去了。那天我还带了我们山东的水疙瘩咸菜和姥姥蒸的全麦馒头,都是季老最爱吃的。

在堆满厚书的小屋子里,季老吃着馒头、咸菜,穿着老乡给他做的丝绵袄,频频点头。我相信老人家激动了,我也有些心酸。多么大的名人,多么大的学者,日子不也就这样吗?我想起姥姥常说的一句话:“不想遭罪的人得遭一辈子罪,想遭罪的人遭半辈子罪就行了。”季老年轻时就奋斗,奋斗了一辈子不也没享多少福吗?福到底是什么?

我回来问姥姥。

“这么个过法对他可不是遭罪,人家这就是享福。对季老头儿来说,不写书、不看书就是遭罪,守着书睡觉比守着钱睡觉享福。他爱吃咸菜可不是想遭罪。”

姥姥以她的针线给大文化人缝着丝绵袄,我相信姥姥是快乐的、得意的。已经多少年不做针线活儿的姥姥手戴顶针,穿针引线依然是那么娴熟。

姥姥对季老的关心还是源于我。

写出《日子》的时候,季老曾开我的玩笑:“人家倪萍现在也是作家了。”我真是脸红,《日子》不过是一堆废话,季老竟说他也要一本。

我心里还是想送去的,问姥姥:“这合适吗?和季老的书比,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书啊。”

姥姥说:“要书不丢人,给书也不丢人。没听说哪个大人不让小孩子说话的,有时候小孩子能说出一堆大人的话。”

姥姥和我都清楚,季老写的是大书,我写的是小书。我硬着头皮给季老送去了一本《日子》。

后来,有一年季老回山东老家官庄给他母亲上坟,我带摄制组跟机采访,顺便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上了——读好书,交高人嘛。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一路上季老都看着窗外,偶尔看看车厢里的人,逗逗孩子,话不多却很温情。你如果不认识他,一定以为这是个地道的乡下老头儿。

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父母不在了,兄弟不在了,儿孙也不在,回家看谁?可季老依然那么急切地往家奔。

我一路也在盼着。

离县城只有三十公里的官庄是个挺大的村子,村里有五百多户人家。有电视的人家不到一半儿,大部分还是黑白电视,于是我就被很多老乡误认为县里来的干部。

八月六日是季老的生日,那天清晨我们摄制组是和太阳一起走进官庄的,我们想赶在季老回官庄给父母上坟之前拍拍官庄。一进官庄,我们就知道来迟了,因为官庄那天家家户户都起得很早,六点多钟许多好热闹的小孩子、妇女已经聚集在街头。村庄的街道被人们打扫得一尘不染,虽然是土路、土房子,可会让人觉得这是乡亲们用乡情为季老铺下的一块块最松软、最好的地毯。我被感动了。

更让人感动的是,村里许多人不知道季羡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更不知道他如今是什么身份,他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他们只知道他是官庄人。上午八点季老回家了,“家”里有上千人在村口等着他,季老不停地握着每个人的手,嘴里说着什么。

季老带着从芝加哥回来的孙子季泓在坟前长跪不起。他和官庄最普通的百姓一样,给爹妈摆上了点心、水果,还有鸡鸭鱼肉。如果二位老人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安慰——他们唯一的儿子,在九十岁时还能回来看望父母。

回到北京,我们把季老请到台里的演播厅,做了一期谈话节目《聊天》。季老很少上电视,那时候电视上谈话节目也很少,季老给足我面子,我们说了很多小事、家事。

我读过很多遍季老的散文《永久的悔》,每次读,都有一种痛的感觉。

我们山东有句老话,说“儿子长得特别像妈”,所以我问季老:“您长得像母亲吗?”

没想到,季老说:“不知道,我母亲什么样子我记不清了。”

“一张照片都没有?”

“没有,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照片?”

“我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特别有一点,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她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

在节目现场,我们特意请来濮存昕朗诵了一段季老的《永久的悔》。朗诵结束,所有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我当时真想告诉已经长眠在官庄的季老的母亲,她穷尽一生恐怕也无法想象,自己养育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看了这期节目后,姥姥说:“人哪,该干啥的就得去干啥,季老头儿会写书不会说话,坐那儿像要睡着了。”

季老说他母亲长什么样儿他都记不清了,模模糊糊记得,六岁他离开家去济南那天,母亲是倚在门框上的,日后母亲留在他记忆中的永远是这个画面。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过这个家,再也没见着母亲,直到回来为母亲奔丧!

他说见到母亲的棺材停在门厅的那一瞬间,他恨不能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而去。如果还有来世,他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些田地。悔呀!

那几日姥姥长吁短叹。我问姥姥,如果你是季老的母亲,你有这么一个儿子,你是送他出去读书,还是留他在身邊种地?

姥姥脱口而出:“送出去呀!天下有两个妈,一个是大妈,一个是小妈。孩子也有两个,干大事的孩子、干小事的孩子。季老头儿的妈是个大妈,孩子也是个干大事的孩子,必定要送出去。”

姥姥说的大是伟大,伟大的母亲用更远大的母爱把孩子舍出去为天下做事,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自己有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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