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沿江风光带的公共性探究

摘  要：城市沿江风光带的公共性备受瞩目。常德沅江风光带将总体空间做成地域性生境模型，以墙体装饰壁画构形文化场所，视“生生”为空间价值公共性导向，把“对话”当成公共艺术公共性特质，尽管这一探索在艺术的大众赋权等方面欠缺宽度，但也诠释了美好生活愿景下市民日常生活场所的公共性更生路向。

关键词：沅江;风光带;公共空间;公共艺术;公共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的设计生态重构研究”（16YBA059）;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湖南社会经济发展转型背景下的设计生态重构研究”（XSP17YBZC017）阶段性研究成果。

以城市公共空间作为背景与基源的艺术或设计作品以及综合形成的人造环境即为现代城市公共艺术。在我国风行一时。至今热度不减的城市沿江风光带设计艺术就是现代大型城市公共艺术。沿江风光带建设既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惯性行为，也是对市民美好生活愿景的艺术释读，因此，它是大众期待与共享的文明人性、美好生活、城市共同体等得以生成与化育的重要场所。沿江风光带设计艺术的公共性问题便成为众人之关切。

一、生生：沿江风光带空间的价值公共性

现代人已然进入城市化宿命，在城市居住不仅是生存的基本保障同时也是成就人的社会性的基本途径。“城市就成为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 它既是神圣精神世界——庙宇的所在，又是世俗物质世界——市场的场所;它既是法庭的所在，又是研求知识的科学团体的所在。”[1]一个合格的现代人，就是在这些多重意涵构建而成的城市空间中通过城市生活被城市社会所造就的。然而城市生长有着自身的逻辑，我国数十年的城市突进并没有给出美好生活愿景的答案，反而不断爆出城市及城市生活的病症，城市空间就是其中问题之一。

资本决定资源配置的层级性致使城市对人口与资源的吸附从大向小再县城而乡村层层传递，城市趋大趋密不可遏制，故而，城市管理者与经营者便在城市空间的效益生成与持续增长上达成共谋，任何一平尺城市空间的生成都必须经过精心策划。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就是将物理性空间转化为审美空间。悖论是，审美空间被移花接木，其根本目的在于对接审美主义的消费思潮，无论建筑景观、小区花园还是城市商业区景点化都旨在生成消费景观并产生消费仪式感。当实用主义美学主宰城市空间之时，人在享有一定外在性自由之同时也在消耗内在性的自主。“城市给了现代人一切（外在），同时又残酷地剥夺了人之为人诸多珍贵的、宝贵的一切（内在）。”[2]城市空间的审美化将一度内蕴着现代性所期求的一切美好人性境界与生活品质的城市空间变成无休无止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竞争空间。空间经营的另一种集约化手段就是纵向生长，宏大体量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让城市空间骤然促狭化、机械化甚至窒息化。城市空间质量的总体变差，加之疫情时代未过，激发了市民对活态化、开放性城市公共空间的向往。

沿江风光带的出现给予这种向往变现的可能。沿江风光带通常指滨水城市的江岸或防洪墙以外的陆地延伸部分上经由人工设计后的视觉艺术综合体，而防洪墙式风光带则加入了墙体的修饰。常德沅江风光带属于后一种。2010年后，政府将江南城区原本御洪的土堤改造成混凝土城墙，城墙内外的平行空间都有所增长，加之废除抬高临江陂陀，墙外沿江边便形成了高低错落但又有一定纵深的空地。除了特大洪水之外，这些土地常年裸露在外，野生植被茂盛，吸引了市民休闲、观景。政府顺势将墙内的棚户区改建成高档住宅小区，将墙外的空地打造成了公园性质的“沅江风光带”。一方面作为沿江高层住宅无法实现的花园承诺之补偿，从而推动房地产业，提升城市品质;另一方面也想借鉴对岸诗墙（书法艺术）的成功经验将城墙面向河滩的一面建成画墙，以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经由审美驯化后，沿江荒芜之地生成为功能空间，成为城市内空间的延伸，成为已然衰变或者无法大有作为的机械化空间的生态化及艺术化补充。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该空间的价值指向当然是公共性。问题是公共性也是多方利益诉求的交织。资本寻求增值，投资开发风光带的目标就是推进房地产销售以及风光带的产业化转化。政府则需要沿江风光带成为宣介城市管理业绩与创意的视觉事件。对于市民而言，沿江风光带则是上天赋权的生活区域。防洪墙无法封堵城市的历史，更无法切割地域生活经验的历史性链条与审美心理结构。滨水而居，用水、亲水、戏水、观水，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日常审美惯性，无论波光粼粼还是波涛汹涌。正所谓“君家自近水，天意本无私”。可以享受“夜夜南楼月”（明代刘珏《先月楼》）“满壁天光与水光”，即便“白头浪大墙皆湿”，亦有“红藕花多梦亦香”（刘珏《湖边草堂》）之怡然自得。沿江生活本来就是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形态。另外，城市用于非营利性的群众健身、娱乐活动的公共用地常年供不应求，开放性的沿江风光带就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美好诉求的场所延伸。当然，这种延伸不仅是日常事务及踪迹，更在于日常生命的舒适性绽开，生生便成为市民对沿江风光带公共性更深层的吁求。

在“共生”理论视野中，自然界中的生物体之所以能在自然界中生存繁衍就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互利互促。在中国哲学看来，生是一种天命，或曰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性依存。《管子·形势》云：“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人与生境中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本无所谓亲密与疏远，在在都不可或缺，只有共在才有生命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笃信“永恒的自然界充满生香活意，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畅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机”[3]。外在的生意盎然直指内在的生命和谐与趣味。“绕屋溪声林下乐，满窗花影日高眠。”在中国人的美好生活愿景中早就预设了这种共生宜生的安居遗产。

当下最棘手当然也是最紧要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人对自然的胜利就是懂得如何与自然共进，而非主体至上。老子云：“域中有四大，人为其一。”（《老子·二十五章》人与他者的差异性、依赖性与互补性是无法消弭的，人与他者的依存感却是可以不断被更新的。因此，人的主体性应体现在创造一种环境或者方式让世界万象是其所是的同时为人发挥作用。着眼长远的生态生态环境设计随之诞生。生态环境设计的主要手段不是治理环境、修复生态，而是创造一种自然，开启一个生境。《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任何两种以上的事物并置都会产生相互作用，生态化环境设计之功在于对事物关系进行从双向到双赢的探索，从而发现它们之间恰当的组合、糅合方式，让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在它的生境中与他者尤其是与人相耦合。《荀子·礼论》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设计一旦实施，它启动的就是一个生态场的有效与有序循环，一种人与物之间悄无声息的自我生存与完善。

沿江风光带虽有着一定的地理域限，但由于地形狭长，其物质性空间就不是静态视觉的单一量化，而是在时间流中延展而出的身心体验总和，因此，它是开放的、生成性的，空间内生物的节律便会凸现出来。换言之，沿江风光带空间的意义只有在时间（节令、气候、四季、生命的律动、节奏）中才能获得。作为沿江风光带空间构成最为核心一极的环境设计只能是生态化的，它的呈现须将该空间变得更为立体，时间与空间的互促互阐更加紧密。明代文人的居住环境均筑楼，是为“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视觉可以投射到整个宇宙，空间高度自由，无穷广袤，这是人的自由本性之挥洒，空间内生物的消息又不失时机地抑制着空间的虚无，因而也就为空间注入了存在的归属。常德沅江风光带的环境艺术设计就注重了植物配置的季节性，观叶与观花、陆生与水生植物的交替性，强化了植物中的游廊、走道、觀景台、休憩亭，城墙上的走道、观景楼以及浅水区架构的水上走廊等的设计。加之，将风光带的地势依照水域原貌形成高低起伏，生态化的时间感在空间中凸显，可以说它在时刻不停地彰显在空间的共生讯息，将生物的生命力勃兴，让置身其中的人无论在任何季节、任何地段都能体验到一种随手可掬的生命气息。毫不夸张地说，常德沿江风光带空间成就了一个地域化的生境模型。在此意义上，沿江风光带不仅满足了市民日常生活美好化的生态期待，还给出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新感知，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其对自然的思维方式与日常生活态度。

沿江风光带总体空间创生的生态共同体，使人的生态本然性与本能需求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变现，诠释了市民美好生活愿景可能性的场所路向。

二、对话：风光带空间内艺术的公共性

城市沿江风光带的风光当然不仅指自然风光、建筑景观，更包含其空间内的艺术。毫无疑问，这些艺术属于城市公共艺术。美好生活愿景下，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集中体现为社会性与民主化。所谓社会性是指城市公共艺术须呈现城市精神，承载市民的审美吁求与文化归属感，且能寓教于乐。所谓民主化是艺术的大众赋权，让大众易于接受，且能主动参与。

（一）艺术精神公共性：市民为主体

以防洪墙外空间建造的沿江风光带，城墙面积庞大的外立面为大型壁饰与壁画群提供了定居城市的可能。常德沅江风光带内的公共艺术便瞄准了壁画，并因此命名为“常德画墙”。正在建设中的 “常德画墙”项目总长3756米，画墙廊道宽约4.5米，高约5.4米，约有4万平方米的墙面与立柱作为公共艺术载体，计划安装壁画作品118幅。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共艺术，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生存经验。常德画墙成功面对了历史传统，以“天下常德”为主题，分为“天下溪、天下式、天下谷”三个篇章，重在讲述中国历史故事：上下五千年，从国家到地方，从鸦片战争到海上丝路，从政治到宗教，当然也有《常德会战》。深挖了湘楚视域中的常德人文：历史文化名人群像，如《巾帼群芳》;代表性文化，如《好戏连台》《民美精华》;城市的沿革、生活方式与风俗，如《城市之光》《新老河街》;敢为天下先的常德精神，如革命先驱宋教仁、林伯渠、98抗洪抢险、“德山书院”;常德的绿水青山以及生态成果，如“桃花源”“花溪鹭影”等。它是集红色文化、宗教文化、改革开放文化、生态文化、地方文化之精髓的教科书式的图像集群，满足了不同层次受众的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回应了政府的政治性、教育性、艺术性、观赏性与唯一性要求，实现了艺术家要其“为中国壁画的时代发展提供生命力。”的承诺。这一主题明确的宏大叙事基本承袭了作为权力播散、道德教育及英雄崇拜的传统公共艺术的精神公共性。

然而，公共艺术品的成功与否绝对不能缺乏公众的意见。只有成功实现了艺术家、作品与市民之间对话的公共艺术才具有公共性。刘悦笛认为：“任何成功的公共艺术都是需要具有‘土著性’的，也就是需要从当地的文化的‘风土’当中自然地生长出来。”[5]江南城区是在乡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乡村的地域、乡村的产业、乡村的人员，没有工业记忆。只有小商品批发市场，属于典型的后发型消费型社会。可以说城市的文脉就是耕读加经商。对于跨度巨大且点线跳跃的历史性叙事壁画之内涵而言，普通市民解读就有一定难度，更何况缺少了与他们的根文化及现实生活关联的题材，如武陵镇的城市与日常生活叙事、画墙生成的自我叙述等。还有一些作品对常德的历史文化、城市生活样态没有深入研究，如描绘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常德城，沅江的水流、船只、码头乃至人的服饰都有很大偏差。绘画内容之于市民出现较大间离，让人无法认同。

美好生活愿景下的公共艺术旨在公众的精神世界在艺术的世界中获得最大公约数。沿江风光带文化本质是市民主体的休闲散步文化，不是精英文化，亲切感、亲和力、亲密度为其底色，故应该避免沿江风光带文化的陌生化、高深化，甚至高贵化，否则，此类公共艺术只能作为企业经营广告与政府形象推送中的话语性城市名片，而无法成为市民的精神图腾与境界进阶。

（二）艺术呈现公共性：市民可接受

公共艺术的形态公共性是指诉诸于人的感知的形式尤其是艺术语言如何实现广普性。随着技术、材料之变，以及新生代城市居民美好生活诉求及知识结构、审美志趣之变，公共艺术形态亦需转型。转型的形态同样需要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常德画墙的形象呈现中不仅涵盖了具象形态、抽象形态、符号形态等，而且样样都有所创新。作为最为通用且能被市民接受的具象形态，艺术家们试着改变或者扩展观看对象的视角，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的具象刻画基本摆脱了从观念出发的程式化、刻板化印象，艺术形象更加丰满真实，审美意味更加浓厚。

在艺术语言上，常德画墙可谓做足了功夫，尤其是善于发挥材质及工艺的效果，如通过花岗岩浮雕或镶嵌突出人物形象的多向度，石材镶嵌强化物象对比，铸铜、不锈钢材强化线条的构成性，高温陶瓷绘刻凸显颜色的纯度与亮度，马赛克镶嵌渲染画面的油画特质等。这些丰富多彩且具有时代感的艺术语言营造出了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让市民的审美视野大开。公共艺术作为艺术的大众赋权行动，其语言公共性即市民可接受，能看得见、看得懂且看得欢。常德画墙中有些从直接复制著名艺术家的绘画作品而来的壁画，艺术语言偏重学术性、创新性、陌生化，如模糊性绘画作为壁画欣赏颇显失宜。公共艺术语言虽不排除陌生化，但基本点在实用，恰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所言：“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巵，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而有些违背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与视觉原则诡异形制的作品则“不与人相谋”。可见，风光带公共艺术还得注重从市民的生活经验、场所活动节奏及城市文脉中探寻鲜活的语言。

展示是公共艺术呈现公共性的一个重要考量。墙式沿江风光带公共艺术的展示载体主要是防洪墙，本应是全敞开的，观览灵活自由。但因为保护需要，墙壁艺术品上加建了拱廊，常德画墙还在拱廊外围列柱，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宛如半开放的展览馆。由于柱子的出现挡住部分观瞻视线，拱廊外风光带内无法看清壁画，因此，欣赏壁画只能在拱廊中，形同室内观展，与风光带休闲活动难以糅成一体。廊内欣赏，受进深所限，难览尺幅巨大的单幅壁画全貌，临近一件作品等于靠近一个细节，只能形成流动式、碎片化印象。可见，沿江分光带的公共藝术展示得设身处地去设计。

（三）艺术制度公共性：市民能参与

美好生活背景下的城市公共艺术须新的艺术制度引导或制约。它必然要从单向度的艺术主体决定型或政府主导型向公共性程度更高的管理机制转型更生，在公共艺术创作、评价、管理、使用过程中允让城市规划、经营机构尤其是市民的参与，纳受其智慧等。

1.艺术建设的视角。宏观层面为政府职能施与，即城市规划与经营制度介入公共艺术的设计与建设，使之真正融入到城市形象塑造、城市整体规划之中。常德沅江风光带就是在江南城区总体改造发展出现新的公共空间，与城内总体空间一体规划设计而出。不仅与墙内现代主义的建筑形成强烈对照与互动，同时也成为了水路观城的靓丽地标。常德画墙壁画创作由中央美术学院为艺术主创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为艺术支持，组织了全国100多位壁画艺术家参与创作，其中就有常德本地艺术家。同时，常德方面专门邀请艺术家到常德采风、实地创作、搜集素材，并调动了本地院校的地方文史专家参与研究，将看稿会、初稿展览均放在常德进行，让市民参观提建议。可以说这种创作机制既部分规避了艺术家的他者视觉，也释放了本地的能量，的确落下了公共艺术创作机制公共性的实锤。

2.使用管理的视角。从政府的角度出发，风光带艺术的使用重在政治、经济、教育与城市活动，管理即为政府主责，而且管理服务经营，因此它会关注后期的产业化运作及相关产业的衍生，以风光带作为平台的长期性、制度化市民文化活动机制等。常德沅江风光带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明确提出争取加入国家资助的长征主题公园的目标。建党100周年之际，政府还添置红船模型、党徽雕塑，组织大手牵小手党员传书等活动。当然，政府公共艺术管理机制体现对受众参与保护的双重制度。目前常德风光带壁画还未完全安装上墙，但只允许健身、小型广场舞、小型露天电影等活动入内。建成之后，还会有日常维护，洪水过后清洁的市民志愿者机制出台等。艺术家则倾向将常德画墙视为安放在城市风光带的壁画艺术馆，它们对壁画的使用重在艺术启蒙教育、艺术研讨、艺术比赛，故而艺术管理应该在艺术世界中运行。当然，无论政府还是艺术界在构建使用与管理机制中均应纳受将市民意愿，他们才是日常使用主体，否则，沿江风光带里的风光就会一剖为二，貌合神离，失却应有的公共价值。

作为一种对社会与文化具有即时性感应的艺术形式，当下城市沿江风光带公共艺术公共性需要在精神、形态、制度三个维度上全面更生。而无论怎样更生都须对应美好生活愿景下城市大众生活的审美化与生态化的城市空间之吁求。

三、结语

不可遏制的城市公共空间拥挤与品质下降问题迟滞了人们日常生活美好化的兑现。从一块飞地设计而出，集自然景色、建筑景观、文化艺术于一体的城市沿江风光带的出现为之提供了变现可能。常德沅江风光带将总体空间做成地域性生境模型，以墙体装饰艺术主要为壁画构形文化场所，一方面把生生视为空间价值公共性导向，另一方面把对话当成公共艺术公共性之特质，尽管因利益的重叠化，对于大众艺术赋权尚欠一定的宽度，但不失为沿江风光带总体设计提供了公共性更生的鲜活实例。

参考文献：

[1]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周鸣浩，李翔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1.

[2]袁祖社.城市：“美好生活”不易——“公共性”悖谬的诠释范本[J].江海学刊，2019（3）：59-66.

[3]方东美.生生之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5]刘悦笛，等.走向“生活美学”的公共艺术[N].美术报，2019-6-29（12）.

作者简介：袁志准，博士，湖南城市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设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