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湖北 武汉430073)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让数据变得无处不在,个人数据被誉为“21世纪的石油和钻石矿”。公民个人信息价值凸显的同时,引发的个人信息犯罪也时常出现。频繁发生的侵犯个人信息行为不仅给社会治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对当前法律治理环境产生挑战。《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和即将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都在不同层面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做了规定。刑法中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自《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始,至今一直沿袭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的版本。刑法作为法律规范体系的最后手段,面对目前的网络技术和网络环境,其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惩处已经无法制约现阶段各式个人信息犯罪类型。因而分析我国刑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转变刑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策略,与各部门法中涉及个人信息的条文形成统一、有序的体系化保护模式是我国对于未来个人信息保护刑事立法的应有之义。
我国刑法对个人信息立法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刑法》。2005年《刑法修正案(五)》第177条规定的信用卡犯罪中首次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但仅限于对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保护,这是立法者开始重视个人信息价值的开端。囿于信息技术发展有限,个人信息往往附于有形载体之上,并不具有成为独立法益的属性,故先前阶段的是一种间接保护模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