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的当代发明

张 扬，张 晶，陈 青，高会军

(1.西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兰州 730070；2.河北体育学院 武术系，石家庄 050041；3.玉林师范学院 体育健康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1 问题的提出

传统武术作为世代相传的文化，曾经是以块茎状的拳种、流派形式存在，进入当代后被发明为树状的竞技武术。竞技武术沿着标准化、规范化的树状模式壮大，使得武术中共性技术得到了规范提升。同时，竞技武术也潜伏着生存危机，竞技武术运动员“千人一面”的竞赛表现，仿佛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产品，遗失了武术应有的个性风格。这种“标准件”的竞赛缺乏必要的观赏悬念、技术自由和武术传统，当竞技武术竞赛观众群体少、社会效应小、文化辐射弱、经济效益差的趋势越演越烈之时，则需要广大学人认真反思和修正。面对传统武术、竞技武术如何发展，如何再发明的历史之问，本文拟根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理念、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理论”对武术演化进行思考，提出相应建议，以求帮助竞技武术有序发展。

2 传统与思维的交织：文化在发明中演进

2.1 传统与传统的发明

传统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是文化事项的生存方式。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创造和发明着传统。传统是一种发端于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依然产生作用的价值、思维和存在。

传统具有历史性、对象性、功能性、地域性和发明性。传统的历史性是指传统产生于过去，在经历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点滴积淀后成型。中国的礼仪源自于遥远的周朝，通过不断的完善，富有悠久历史积淀的印记。传统的对象性则是传统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传统因物而生，因物而存。礼仪针对人的伦理关系而生，如果缺失了人际对象则毫无意义。传统的功能性主要表现在传统具有一定的结构，富有强大的功能。不断演进的礼仪在中国维系着宗法社会，有效保障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传统的地域性是普遍存在的，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不同的地理单元中，本土特有的因素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使得某种传统具有地域特色。礼仪就是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产物。传统的发明性强调传统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不断地发明使传统富有生命力，能够与时尚对话，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遵从。礼仪对于国人产生了两千多年的影响，礼仪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明，使得礼仪保持着永恒的价值。

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看来，“‘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传统的发明，特别是“有意识的发明成功与否，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为公众所接受。”发明的基本目标是“以确保或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构建社会关系。”[1]2，334演化是一条人类和文化的运行轨迹，虽然这条轨迹并非是线性的，但是文化延续的轨迹清晰可见，即总是对已有的文化进行必要的继承，且不断地创造和改进，以求满足现实的需要，甚至会进行超前的发明，以便于文化能够更流畅地运行。

传统的发明有国家和民间方式之别。传统的国家发明中，拥有强有力的强制性，比如制度更替、仪式更新、教育更迭等。而民间的发明则相对松散，但是民间拥有丰富的智慧，能够充分满足民众的需要，发明富有广泛的实用性。比如，习俗、认同、体育等。无论哪种传统的发明，都需要有一种反映普遍规律，被各类人群采借的“可识别性”。最终，“国家将正式与非正式的、官方与非官方的、政治和社会的传统的发明结合在一起。”[1]334-335在中国，可识别性的文化之一就是礼仪，只有被普遍认可的礼仪存在，中华伦理文化才能被延承，使“统”得到“传”，使礼仪之邦屹立于世。“传”是相传继续的意思，“统”是根本和原则，“传统”就是世代相传被广泛认同的、具有统一法则的文化。

2.2 树状思维与块茎思维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使用隐喻方式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树状思维和块茎思维概念。其中，树状思维是类似于树木结构的思维方式，犹如一棵树具有树根、树干、枝叶，树木的各部分都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具有递进层次化的结构，各自拥有相对稳定的功能。人类也有类似的因果逻辑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传统多是依托于国家层面的树状思维的凝练成统和惯性延续。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人类社会多以树状思维来考虑问题，却忽视了意义重大的、客观存在的蔓生植物中的块茎。在德勒兹的块茎理论中，假借块茎这种生物学所特指土壤表层匍匐状蔓延生长球茎的植物根系概念，来表达去除树状结构的中心、结构、整体、统一等属性桎梏，凸显着事项不规则、非决定性等生成和发展特征，以此来隐喻人类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创造、差异和传递。在生物中，块茎是一种无源头、无主根、无固定生长方向的植物地下茎。与马铃薯生长一样，在土地中扎下临时的根，很快地横向蔓延，并且可从任意一点生长出新的根茎并朝着不确定的方向继续生长。德勒兹强调：“根茎虽然可以在某一点被破开、粉碎，但是，它很快就会在原有断裂线处或新的接线处重振旗鼓。”[2]8-25正是这种不规则生发，使得块茎相对于组织有序、层级分明的树状结构，不仅在其结构上是无中心、无主次、非向度的，而且由此形成开放性的属性和多元化的功能表现。当这种借喻运用于文化后，块茎理论成了较全面、合理解释文化相对性、阐明社会复杂性、诠释人类发展非线性传统的重要理论之一。

块茎理论中包含着块茎空间、块茎思维和块茎动力等要素。块茎中各个要素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如绵延的崇山峻岭。块茎思维引发的各种差异，重点强调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由此表现出来的非线性，以及阐释其生成机制。对于现实中多元客观存在，决不能视而不见。“真实的，就是生成自身，就是生成的断块，而不是生成所穿越的那些被预设为固定的项。”[3]所以，德勒兹希望人们，对待人类社会文化事项不要总是刻板地“要么……要么”进行二选一。面对大千世界，人们会产生各异的思考和回答，这是人所处的空间不同、思维方式各异、探索动力不一的必然结果[4]，也是对传统认知的各异发明，构成了一种认知传统。

在块茎理论中，“生成”是还原中制造、发明差异的概念，在德勒兹看来：“生成从来都不是去模仿，不是去‘做得像’，也不是遵循一种模式——不论它事关正义或真理与否。”[5]2该观点对身体文化等不可模仿性发明活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活生生的人“生成所伴随的是生命的运动，而非一个僵死的世界。在德勒兹看来，生成即创造，但创造不是一个附加在稳定的和惰性的生命之上的变量行为。”[6]因此，在富有强大活力的块茎思维下生成是一种充满着自由、意外的发明，这是人类传统文化不断丰富的根本所在。块茎思维和意识将人类文化还原，将人回归到应该被重视的地位，尊重千差万别的人的身体和思维，以及相应的文化事项。在人的身体活动链条中，充分认识差异化的身体就要认可这种活生生的块茎，这种身体必然衍生出块茎化的身体体验、身体行为和身体创造与发明。

2.3 传统与思维的辩证

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都是在身体—思维的高度介入下对基本法则的凝练和沿袭。孔子提出内圣，孟子完善外王，两位先哲的个体思想，在官方推崇下，经过人们身体力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内圣外王”文化传统。建立在差异化身体基础上的块茎思维为人化提供动力和资源，得益于国家意志的树状思维易于凝练文化成统，两者相得益彰。传统是未固化、动态的文化，“‘传统’确实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它永远处在制作、创造、生成之中。”[7]这恰恰与块茎思维的固有特征和特长吻合，抑或说恰是块茎思维作用的结果。“传统之‘统’体现着古往今来人类文化的根脉与连续性，同时又在‘传’中历经各种变迁与考验，并与不断成长的现代性在相互镜鉴中表现自身和熔铸新生。”[8]无论是“传”还是“统”，都是人类身体—思维作用的结果。在传统的发明中，国家发明有助于分散的块茎文化沿着树状思维走向成熟，树状思维为国家提供强大的一统权威。在德勒兹看来，国家自身似乎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实际上是维系某些实体间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起着刺激物或催化剂的作用，以促成那些实体的固结与扩增。民间发明则表现出浓厚的块茎地域特色，块茎思维给予文化创造者以权力与责任。在文化沿袭中，块茎思维促进民间发明与积累，当得到国家认可后，便逐步修正、聚合为树状，使得一统文化成为参天大树。当然，传统难免存在不合时宜需要修正和改变的成分，不断地发明是将块茎状态中的传统再现，以便于对树状传统进行完善和巩固。霍布斯鲍姆从胜于雄辩的各类民间纪念活动、体育活动最终衍生为人类普遍运用的节日、纪念碑、体育赛事等事实中发现，文化事项是从块茎发明到树状传统以融会贯通的方式演进着的，发明的传统终成普世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武术的发展同样遵循着这条轨迹，竞技武术是对传统武术的发明，竞艺武术又是对竞技武术的发明，这两种武术存在形态都是对传统武术的当代发明。

3 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的较量：竞技武术独占鳌头

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始终处于激烈的争锋中，借助国家力量的树状思维每每占据着主导地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向度。树状思维确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有效思维体系，在中国，以宗法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是维持文化延续的社会基础；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和精神的支柱；以农耕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成为中国古代的文明模式。中华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规定了中华民族的特殊运行轨迹，成为人类文明中不曾断裂的文明。强大的树状思维虽具优势，也存在短板，主干所具备的中心性，使之容易盲目自大、目空一切、蔑视或忽视对社会和文化带来勃勃生机的“块茎植物”，比如重农抑商。不容否认，树状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强大能量源自块茎思维。成熟的树状思维虽有忽视块茎思维倾向，却始终无法拒绝块茎思维，块茎思维全方位地向树状思维提供资源，甚至是挑战，影响树状思维的向度。复杂、非线性的自然和社会现实多为块茎思维所决定，人类不能忽视块茎思维。

习武人创造的各类传统武术拳种，以及所形成的武术流派是块茎思维和树状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地域化的拳种传播强化着习武人的块茎思维，门派化的师徒传承延续着习武人的树状思维。这种中国式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方式对习武人来说，是特殊的身体—思维体验，习武人必须灵活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还要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某个拳种在由特定地域的习武人创造出来之后，就不可能完全沿着单一线性的方向发展，最终还是要依照蔓生的方式寻找适宜的生存空间[9]。形意拳师薛巅“在一次有许多武林人士的集会上，突然表演了一手功夫，不是打拳，只是在挪步，跟跳舞似的在大厅逛了一圈，但将所有人都惊住了，因为他的身体展示出了野兽般的协调敏锐和异常旺盛的精气神，当时就有人议论薛巅的武功达到了神变的程度。”[10]255这种突现块茎思维特征的个性化技法突破了固有套路模式，对后续的形意拳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的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此消彼长的向度张力牵引着文化事项运行呈现波浪式轨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体委组织专业人员编排了22个规范套路。1959年，为了将这些规范套路适用于体育竞赛，《武术竞赛规则》应运而生，该规则中对武术基本技术进行了规范化要求，成为武术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重要依据，彰显着国家意志。即便如此，20世纪80年代，从各省市专业队运动员参赛的规定套路中，观众依然能看到不同地域的块茎技术演练风格。自选套路更是百花齐放，王常凯赛游龙的剑法和于承惠似猛虎的剑法、李连杰的舒展规范与赵长军的刚劲剽悍形成了鲜明对照。每个省的专业运动队都有自身的技术风格和特色，山东队整体实力雄厚，技术娴熟、功底扎实、技法丰富、风格突出。王常凯行云流水的剑术、于海惟妙惟肖的螳螂拳、徐学义势如破竹的枪法成为山东队的名片。北京队则以规范、精湛的基本功见长，李霞自如的腿法、李连杰飘逸的跳跃成为当时大众认知武术的坐标。这种局面与各省专业队的主教练多师从各门派武术名家及本人技术高超有关，如山东队教练周永福是高凤岭、王子平、常秉义等武术家的学生。同时，教练们也注重博采众长，甘肃队李德成就经常邀请天津的张群炎、山东的王常凯、兰州的王得功等老师驻队辅导，几年后甘肃队的徐庆祥、李淑红就以迂回走转、剑隐法显、技艺交融的风格引领了一代剑术风格。容纳多元块茎拳种和流派技术的专业武术队成为武术文化的主力军，奠定了那个时代竞技武术的包容块茎风格的树状发展格局，成就着武术技术规范的演化轨迹。然而，“从1994年、1996年、2000年和2012年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修订轨迹和原则中不难看出，我们以‘外’的‘奥运项目模式’来‘化’中国武术的决心和信心异常坚定。”[11]特别是21世纪后武术竞赛规则的变化，恰体现出霍布斯鲍姆所言的国家发明是传统形成的重要力量。当武术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下趋向体育化之际，竞技武术沿着体育竞赛轨道快速成型，最终形成了竞技武术的树状发展态势。

竞技体育作为龙头，发挥着统领体育文化的作用，树状的竞技武术将原本块茎状态下各异的武术技术进行规范性整合，对武术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在树状思维的作用下，武术技术中的手法、腿法、步法和跳跃等共性的基本技术结构得到了必要的规范，使之更加符合人体运动的规律，同时进一步凝练、彰显人体美学特质。传统武术中以缩身短打的技术动作为主，竞技武术则要求动作舒展大方，虽然这种发明降低了技击实效，却彰显了竞技、审美的价值。在国家意志、精英模式、技术规范等作用下，相对于块茎的传统武术，树状的竞技武术已经独占鳌头。“树有根、干、枝、叶，层级分明，井然有序，而文化也有本质与表象、中心与边缘等层级系统，泾渭分明，拾级而上。”[12]传统拳种不同程度地被树状思维下的竞技武术技术范式所规范、辖域、实施着发明，武术由此构建起了一统规范的技术体系。

4 块茎思维对树状思维的抗衡：竞艺武术异军突起

文学作品很少有标准化的遴选体系，但人们依然能够鉴别作品的优劣；音乐曲目很少有程式化的评价体系，但人们同样可以从中感受音乐的雅俗；书法绘画也很少有统一化的甄别体系，但人们也能够品鉴意境的高下。这些事项之所以能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在于它们的非线性块茎特征，也就是说人们从中能够感受意外，发现异质，认知生成。在当代体育竞赛中，具有显著社会效应、经济效益、文化影响的项目都有共性特征，如竞争的悬念、技术的自由和传统的含量等。

传统的武术是通过块茎的搏击技法满足生命冲动和进行生命塑造的活动，即“以搏塑人”。竞技武术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腾空跳跃难度和难度连接至上的树状技术趋势，忽视了内容丰富程度和技法风格特点的比较，造成了孤芳自赏的局面，习武人也变成了孤家寡人。鉴于此，武术迫切需要变革。其一，武术在文化演化规律作用下，在各异的“化人”环境中，不同人群“人为”地进行身体行为的“人化”，以便“为人”服务。富含传统的人化是核心，没有传统根基的发明难以持续地人化，也难以为人服务。相对于传统武术而言，竞技武术没有观众，缺乏社会、文化和经济效应，为人服务的价值锐减，亟需变革。其二，武术在独特的地理、社会单元块茎空间下被辖域所形成的身体文化，历经解域发明铸造成中国特色的蕴含武术技法规律的传统武术，无人质疑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名片，这不仅是民族自强、自信的表现，更是辖域其他民族文化，为人类文化做贡献的必然。其三，习武人的块茎化身体在块茎思维的作用下生成了极其丰富的技术体系，这是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和运行轨迹。武术竞赛绝非仅依靠可量化的“物理”比较，更有可思辨的“哲理”评价。无人质疑曾经以评价为主的常胜将军李连杰、赵长军精湛、个性的技术实力。

习武人始终被块茎空间所笼罩，即使是交通发达的当代也难以消弭这种影响。且由于习武人的块茎思维具有稳定且鲜明的繁殖性、异质性、创造性发明，从而凝结为多元武术技术、拳种潜质，铸就习武人与树状思维抗衡的资本。

第一，块茎思维繁殖性发明的作用。块茎思维时刻激荡着树状思维，受到块茎思维极强的繁殖性影响，文化事项在演化中总是不断地挣脱树状结构，向着多元、多质方向发展。武术技术动作的每一次组合都是继承武术传统基本要素的块茎式繁殖，一种对树状结构的疏离。即使是没有新的技法组合，原有技术动作演练节奏、风格的改变同样是一种块茎式的意象组合繁殖，由此套路表现出特有的精气神，表现出异样的风格。恰如德勒兹所说：“一个组合就是一次繁殖的各个维度的增加，必然在这次繁殖扩展其关联时改变其性质。在一个块茎内没有先定点或位置……有的只是线。”[13]42这个“线”是武术格外追求的意境，如八极拳通过“猛虎捕羊凶又狠，熊精硬靠距山林。紫燕穿帘迅敛翼，乌龙入洞回首频。猿猴夺食手急冷，灵犬角斗巧伏身。饥鹰捉兔力透骨，鹑突冲撞势凌云”八行，以达“警、慌、狠、毒、猛、烈、神、急”八意。可惜，竞技武术可展示传统的技术动作日益稀少，无法有效地将武术中的精气神继承下来。

第二，块茎思维异质性发明的作用。块茎思维表达出强烈的自然界和人类异质相吸特征，不断地挑战保守与封闭的树状思维，引发文化事项不断地将异质元素纳入视野，进行互嵌、交融，使得文化事项从单一走向多元，实现着对树状思维的解域。“根茎上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任何其他一个点相联系”[2]7，这决定着块茎的异质结构。异质结构造就的事项复杂性成为文化稳定的重要因素，犹如多种纤维纵横无序交织的“毡制品”。源自于不同块茎地域的传统武术拳种或流派，因异质而相互吸引、相互切磋导致传统武术呈现着持久的稳定性。在这种状态下，不同拳种和技术的交融有助于习武人达成“意气相推生横力”“行气如九曲珠”“运动如百炼钢”异质创新的“合金”态势。而竞技武术仅仅借鉴体操、技巧中的单一难度异质成分，难以形成“毡”结构，故其稳定性有限。

第三，块茎思维创造性发明的作用。在块茎思维中，德勒兹用“绘图”形象地表达人的寻找、链接、组合、生产等创造性生成。不同块茎空间中的习武人，依其所处空间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军事活动、经济水平等身体—思维体验，归纳身体认知，将养生、教化和技击技术绘制成各异的拳种和流派。具体到拳种而言，马明达分析鞭杆扳、砸、掠、飞、抽“五阴”经左右单练，提高娴熟程度和臂腕执鞭能力，通过对练理解排子的意蕴后才能逐渐熟能生巧，训练出棍打千翻不见手的“物我合一”的演练水准和短棍技法特色。创造性发明使得一拳变多拳，如浙江将南拳绘出“船拳”，甘肃天水将南棍绘出“壳子棍”。当代创造性发明的木兰拳、敦煌拳均是对传统的发明。创造性发明是克服线性发展中树状思维惰性的有力武器，“生产根茎，而不是根，永不种植！不要播种，而是让侧枝生长！……绘图，而不拍照。”[13]44生成就是发明，就是制造差异，差异引发新一轮的异质相吸。当然，生成必须具备高度或水平，正如德勒兹认为即兴演奏就是一种演奏水平继续提高到又一个决定性高度的结果，习武人在“竞艺武术”演出时便会迸发这种激情和结果。竞技武术因具体规则空间的限制，缺乏充足的创造差异的资源、空间和机遇，竞技武术亟需块茎武术的拯救。

对于在块茎空间中成长起来的武术而言，块茎化传统始终发挥着突破树状思维约束的强劲动力。何笑在列举了中国古代武术“武舞”“战舞”等艺术化特质后，特别提及1936年张之江等人组织武术表演队代表中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1982年轰动一时的电影《少林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中融合舞蹈、灯光、音乐、LED等艺术元素的武术表演等，来说明武术追求块茎艺术化由来已久。在此背景下，块茎特征的“竞艺武术”雏形确实已经在春晚武术表演、全国对练大奖赛、少林武僧演艺、武术集体项目表演、民间晚会中若隐若现。《风中少林》在北京保利剧院的门票卖到800元/张，单场标价最高40万元、最低16万元。对此，舞蹈家汪曙云感言：把武术和舞蹈融合到一起，艺术效果非常震撼人、气势恢弘。在王国志看来，《风中少林》《武颂》《少林武魂》《盛世雄风》《武林时空》等功夫舞台剧是以中国武术为重要元素而创作的艺术精品，是武术深入挖掘自身文化潜质、丰富自身表现形式、形成完善创新体系的举措。马文友、邱丕相甚至认为武术的艺术性很可能遮蔽武术的技击性而成为其主要外显特征。

体现块茎思维的武术艺术化为“竞艺武术”提供了参照模板，异军突起的“竞艺武术”更侧重于对现行的竞技武术赛事进行再发明。“竞艺武术”是参赛运动员选择一个高雅、积极的主题，以具备块茎特征的传统拳种之精湛技术动作表达主题和故事情节，借舞台灯光、背景和音乐的烘托，以展示武术竞技技术魅力、传统拳种精髓的武术竞赛形式。其竞赛方式是在现行竞赛模式基础上，一改以树状武术竞技以规定技术为衡量核心的做法，重点将传统拳种特色、技术水准、演绎风格作为评判的中心，扩大评价范围，以便包容多元的块茎特质。“竞艺武术”在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历经了十年的教学和训练实践后，获得中国大学生体协民族传统体育分会的支持，于2012年6月10日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举办的“2012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暨首届全国大学生竞艺武术大赛”上被设为全国高校武术竞赛项目。如视“竞艺武术”为文学作品，则其拥有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作品四要素——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因此是能够引发社会效益的文化事项。比如，比赛中西北师范大学的《易》《崛起》再现了武术的演进和民众的报国情怀，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墨功》《伞韵》展现了武术文化的互嵌，这些获奖项目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竞艺武术”“通过‘舞武结合，天人合一’等具象化的文化理念，揭示出深邃的人生顿悟，饱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处处浸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14]经过高雅艺术锻造的“竞艺武术”更加趋向于文明的升华，使之衍生出健康、艺术、道德的文明特质[15]。由于“竞艺武术”竞赛方式增加了故事情节，设置了悬念；丰富了拳种表现平台，提高了竞争的技术自由度；使传统武术在“竞艺”中得到尊重，参赛学生将自己掌握的块茎化拳种再现于舞台，呈现给观众丰富的身体文化。“竞艺武术”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再发明，将武术曾经依托的艺术、文学、拳种等块茎成分再次嵌入“竞艺”之中，完成了传统的发明，遂成当代传统。这不仅符合当代体育竞赛的属性，更增加了文化含量，有效继承了传统。

“竞艺武术”的当代发明尚未得到国家职能部门的应有重视，人们还对其“艺化”心存疑虑，这是“竞艺武术”难成大树的原因之一。对此，可用德勒兹解域原理解释：“兰花通过构成一个形象来解域，来了雄姿英发的黄蜂。黄蜂在恋其形象的同时，又对其重新分域。然而，黄蜂还是被解了域，成了兰花繁殖机器的一分子……正在生成兰花的黄蜂，和正在生成黄蜂的兰花。每一种生成都把一方的解域变成另一方的重新分域，进一步推进了解域，在密度的循环中这种生成由此形成相互关联生生不息的地质生物圈。”[16]人类社会更是如此，文化事项互动必然彼此留痕。“竞艺武术”与传统武术、艺术、文学、传媒等的嵌合是主动地相互采借，积极地发明，是主导解域的“黄蜂”，武术因艺术之美而增色。“审美才是人对他物的最高超越，才是将生命引向充满快感的自由创造境界的永不枯竭的动力和源泉。”唯有审美，方能“引导人类飞腾于文化与自然相互交错构成的自由天地。”[17]唯有人化才能创造美，“是人类总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这种本质力量创造了美。”[18]469客观事实是，传统武术时刻都注重汲取艺术养分，具有主动的异质融合传统。《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武术表演的场景：“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做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19]197塑美的传统发明早已成为习武人秉持的传统。而且，身体文化之艺术是世上不可或难以模仿的块茎事项，正是这种块茎属性极富诱惑力，可激发人类探索的潜能，习武人始终处在身体艺术求美欲望的“逃逸线”中。“构成世界的真正结构是向四面八方敞开的块茎，这些块茎自然而然地具有突破界限、彼此联结的本能属性，块茎个体的流变总是发生在其无意识的状态下。”[20]183逃逸线是突破辖域界限的主力军，在其帮助下实现解域，发明新域。有意地激发潜在的逃逸线更是有助于文化多元发展的力量之一。“这种逃逸不是逃避社会，而是对社会的介入，逃逸使欲望流遍布各处，摧毁该摧毁的东西，使该抛弃的东西脱落，使该流动的东西流动，在每一点上都孕育着新的视界和可能。”[21]128传统武术拳种中的佼佼者，多是在强力的块茎思维作用下，不断对传统进行发明，从而获得新生。杨禄禅离开陈家沟，思维得到解放，因此创生了“凌得起筋，万全其骨，全得其皮”“风格匀缓、柔和、舒展大方”的杨氏太极拳。传统武术惯常于解域后重构新域，梅花拳中的“‘梅花’已成为‘开道度人’的一个观念符号，是对原教门文化中‘神道设教’的延续”[22]119。传统武术在逃逸中实现发明与重生，缠海鞭杆从短棍中逃逸，汲枪、棍诸法后弥补了鞭杆之短，容通背劲使鞭杆平增刀之猛、剑之锐，假长拳练法增强了技法之范，由此成就了其特殊的风格和地位。而且，在希尔斯看来，每个时代都有洗涤传统的理性，主导着传统的发明，这种理性化成为人的信仰，而这种信仰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传统[23]21-26。对此，如何实施传统的洗涤、继承与发明，须明确欲弃、欲承的传统武术、竞技武术与拟建的“竞艺武术”在武术身体史谱系中的序位、结构、价值。张震发现，对武术身体性的改造除了特别重要的国家权力外，还有三条不容忽视的民间力量[24]185-186。这些改造因素规定了武术必然存在良莠不齐，何者要抛弃，何者须继承，必须在知识的帮助下理性地甄别和实施。高等院校的习武人主动对竞技武术进行解域、重构、再造“竞艺武术”，实现了“解”单一的树状技术和规则，“承”中华文化与武术传统，“立”多元块茎拳种与艺术鉴赏。程大力强调：“艺术不是吃和用的东西，艺术不必有什么实用的目的。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所以高更画出了那幅画并不想给人看，所以吴图南练了一辈子武术也从不想与人交手。”[25]通过艺术对传统武术表现形式、对竞技武术技术进行润色与升华，将块茎的塑美实践与树状的艺术化进行融合，以求满足当代社会、民众的竞技、娱乐、健身需求，推动武术技术体系多元化，正是作为传统武术当代发明的“竞艺武术”的价值所在。

5 结语

武术文化的发展实践为德勒兹的块茎思维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素材，并验证了该理论的实践价值。同时，武术身体行为演化诠释着传统和传统的发明。在此过程中，思维是武术演化的动力、传统是武术延续的依据，发明是武术发展的根本。习武人及政府职能部门须运用块茎理论和传统的发明理论指导武术文化有序发展，充分尊重块茎思维下的多元传统武术对树状竞技武术的基础作用，充分重视武术的当代发明，以此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