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元枝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明清时期,凭借着宗族对子弟教育的高度重视与徽商经济的大力支持,徽州的文化教育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家塾、族塾、义学、村馆等各类塾馆遍及乡野,遂有“十家之村,不废诵读”之说。明代休宁人赵汸在《商山书院学田记》中称其地“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1]。任职于这些民间塾馆的徽州塾师更是数量众多,人员构成复杂多样,包括致仕归里的官员、隐逸遁世的儒士、滞留本地的贡生与监生、入泮游庠的儒学生员、未获科名的童生以及已获科举功名的举人,等等。在一片弦诵声中,明清徽州塾馆中更是出现了传统塾师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闺塾师。这些闺塾师的教授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闺中女子,她们有的在家中教授子孙,有的甚至走出家门,在专门的塾馆中从事着不分男女的启蒙教育。闺塾师的出现以及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成为明清徽州社会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但目前徽学研究界不论是在研究徽州女性生存状态时,还是在研究徽州塾师时,对此均少有关注,仅有冯尔康在《清代徽州贤媛的治家与生存术》一文中以江士燝等三人为例来说明“为闺塾师以自给”是徽州才媛解决生计问题的方式之一[2]。鉴于此,本文试以地方志、族谱、文集等徽州地方文献为中心,来探讨闺塾师在明清徽州出现的原因以及她们所实施的教育活动。
(一)前提条件:徽州文化教育的兴盛惠及女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