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改变中国文学中人生观走向的人

吉川幸次郎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文说》

一

嘉祐四年，苏轼二十四岁，为了再度入京，他和父亲、弟弟一起沿长江而下。他在这次舟行途中所作的诗，是现在流传的他的最早的作品。其中作于三峡峡谷中的七言古诗《江上看山》说：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把沿急滩而下的船中所看到的沿岸群山比作奔驰的马群，这是他后来的诗中从心所欲地运用自由、奇警的观察、联想及作为其表现的比喻的开端。从船中向着走在绝壁小道上的人影——也许是樵夫，也许是农夫——挥手想要说话，这也是他后来的诗中像地下水一样渗透着的对于所有人的广泛的爱的开端。

苏轼既是书法名家，又是文人画的创始者之一。他巧于谈论，喜欢谐谑。爱所有的人，又为所有的人所爱。这么说，并不是说他没有思想。他天性豪放，但感觉细腻，喜欢节制。他的酒量不行，有“我性不饮只解醉”、“我本畏酒人”等句。

他的诗，从心所欲地表现自己广博而丰富的才能，不自我限制，在宋诗中，是规模最大的。开始时由老师欧阳修指引的叙述的方向，后来渐渐成为他运用自如的东西。例如关于器物的叙述，有初入仕途时在陕西凤翔所作的《凤翔八观》，尤其是其中的《石鼓歌》;又关于游览的叙述，有《游金山寺》。尝此一脔，可知全鼎。而且，同时还伴随着警拔的观察、联想和比喻。他与弟弟苏辙初次分别时所作的诗“登高回首坡陇隔，但见乌帽出复没”，不过是其早年诗中的一例。晚年的诗作则更加自由自在。他迁谪海南岛时，旅程自北岸的琼州至东岸的儋州，沿着海岸成半圆形前进，像是走在半月的边缘上，诗人气魄很大地把这比作“如度月半弓”;伏在书上背诗的儿童，其姿势仿佛是在弹琴，他细腻地把这比作“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这些都是其中俯首可拾的例子。

但是，我们不能光被这种充溢于诗歌表面的才气弄得目眩神迷。他的诗中，像地下水一般到处潜流着的，是他那伟大而温厚的人格。而且，这种人格所产生的最大功绩是使他的诗摆脱了在历来的诗歌中久已成为习惯的对悲哀的执著。

宋以前的诗，以悲哀为主题，由来已久。而摆脱悲哀，正是宋诗最重要的特色。使这种摆脱完全成为可能的是苏轼。在他之前的欧阳修已具有这种倾向，但欧阳修尚不完全是自觉的，他是把保持平静的心境这种消极态度作为创作方法的。梅尧臣也是这样。

到了苏轼，才是完全自觉的、积极的。通过从多种角度观察人生的各个侧面的宏观哲学，他揚弃了悲哀。而温厚伟大的人格所产生的充实的语言，又以充分的说服力说明了这一点。

二

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始于人生并非只是充满了悲哀这样一种认识。不错，人生何处无悲哀。但是，人生只是由悲哀构成的吗？有悲哀就有欢乐，人生不就像由哀乐搓合而成的绳子吗？一味沉浸于悲哀是愚蠢的。更进一步，还可以这么想：常识所谓导致悲哀产生的不幸，果真是不幸吗？难道没有用多角的、宏观的眼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吗？

他四十五岁作为流人到达黄州、从最初居住的地方迁到第二个稍好的地方时所作的五言古诗《迁居临皋亭》，就是说明上述哲学思想的一个例子：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

诗中所说的人生就像搓合的绳子，“饥贫相乘除”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循环的哲学。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绝对的消解。大概来源于古代的《易》的哲学思想。

又，“幸兹废弃余”，将常识认为不幸的流放罪看作是一种幸福，这种观点，来源于《庄子》的“齐物”哲学。这种哲学，把万物的一切差别都看成是相对的，从宏观的角度，把相对的差异统归“齐一”，消解和扬弃了价值序列中的绝对。

两者之中，后者的“齐物”哲学，在上面这首诗的“幸兹废弃余”中，仅初露端倪。再举一个说得更明确的例子。熙宁六年，苏轼三十六岁，离开史馆，通判杭州。此时，他弟弟苏辙也因为与王安石相忤，被贬为河南陈州教授。苏轼在沿运河赴任的途中，苏辙送他到安徽颍州。在颍州作别时，苏轼写了五言古诗《颍州初别子由二首》。第一首以“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的悲哀调子起头，但第二首则用“齐物”哲学坚定地排斥了悲哀：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诗从开头起，就明确地根据“齐物”哲学及宏观眼光扬弃了差异。近别脸色也不变的人，却在远别时哭了。但是在别离这一点上两者其实是相同的。离别的距离哪怕只有“咫尺”（即八寸、一尺），和千里之别也是一样的不能见面。无论是远别还是近别，也许都可以面不改色，也许都可以泪流满面。这次与你的离别虽是远别，但我们要用宏观的眼光来扬弃悲哀。

接下来所说的话就更为豁达了。如果人生没有离别，那么“谁知恩爱重”？常识以别离为悲哀。但是正因为有了离别，才使人体验到“恩爱”（人类的爱情）的贵重。别离除了含有消极的悲哀的要素之外，不也具有这种积极的意义吗？所以别离也是一种喜悦，至少是喜悦的种子。应该说这是“齐物”哲学最大胆的运用。

这首诗，虽然说了一些唯有离别才能恩爱的豁达的话，但却似乎仍然残留着难以彻底扬弃的悲哀。或者可以说这种想要扬弃悲哀的态度本身，反而加深了悲哀。不过总的来说，这首诗的基调还是用宏观的眼光来扬弃悲哀。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一个层次。如果上述“齐物”哲学来源于庄子、“循环”哲学来源于《易》，那么，这些理论本身都不是苏轼的独创。苏轼别有一种重要的看法。

明确地承认悲哀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要素，是人生必然的组成部分，而同时把对这种悲哀的执著看作是愚蠢的，这才是由苏轼独创的新的看法。儒家的理想主义，容易使人幻想一个完善的社会，一个因此而没有悲哀的人生。可以认为《诗经》诗人的悲愤，就是这种幻想被打破了的悲愤，甚至唐代的杜甫也是这样。但是苏轼却不是这样。他认为，悲哀，或者悲哀的原因不幸，作為人生的必然内容，在人生中是普遍存在的。他洞察到：既然希望与命运、个人与社会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那么悲哀也就是人生的必然内容。

例如，他于元丰二年，即写了上面那首诗的八年之后，写的五首五言古诗《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中的第一首，就是一个说明悲哀无处不在的例子。那年，他四十四岁，由江苏徐州移知浙江湖州，徐州人民称他为“贤太守”，拼命挽留。他写了这首诗，描绘了当时情景，寄给弟弟苏辙：

吏民莫攀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而我本无恩，此涕谁为设？纷纷等儿戏，鞭镫遭割截。道边双石人，几见太守发。有知当解笑，抚掌冠缨绝。

既然别离到处都有，那么，如果每次都像这次一样因友情之故堕入悲哀苦恼的话，又怎么行呢？他从悲哀到处存在这一主张出发，奉劝人们从悲哀中摆脱出来。实际上，苏轼对亲密相处两年余的吏民肯定是怀有深深的惜别之情的。但至少在这首诗的表面却指出了能够引起悲哀的因素的普遍性，并否定了对悲哀的执著。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二个层次。上述这首诗同时又显示了苏轼另一个重要的想法，是其宏观哲学的第三个层次，这就是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的看法。这就是诗中“吾生如寄耳”这一句。

“吾生如寄耳”，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并非是指人生的漫长。它的表面意思是，我的一生，就像寄宿一般不安定、不确定。但在其里面，却包含着一种把人生看作是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如果“如寄”之生实际上不带有“漫长的时间过程”这一意识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下一句：“宁独为此别”——即将来还得经常离别。

再回顾一下前面所说的。上述第一个层次中的把人生看作如同搓合的绳子的循环哲学，第二个层次对悲哀作为人生的普遍部分是经常存在的这样一种看法的确认，都包含了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的意识。但是明白地表达出这一意识，实际上却有赖于这句诗。

苏轼不仅在上面这首诗中使用“吾生如寄耳”这句诗，他在许多诗中都频繁地使用这句诗。如果加上前面那首别弟诗中的“吾生如飞蓬”等诗句，那么其数目就更多了。而且，“寄”，如同寄宿;“飞蓬”，如同飘飞的蓬草籽，其直接的意思是不安定，但其内部，则经常包含着视人生为漫长的时间过程的前提。例如，他在出御史台狱、迁谪黄州途中所作的《过淮》中，就有“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之句，意思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飘浮，所以不能确定自己的去向。又，他在回中央任翰林学士后和友人王晋卿的诗中，回顾黄州之迁谪道：“吾生如寄耳，何物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正因为人生是漫长的，循环哲学才能成立。此外，他又在迁谪海南岛后所作的和陶渊明“拟古”诗中说“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因为人生是漫长的，所以才能够有到处为家的意识。他在遇赦离开海南岛北归途中路过江西郁孤台时说“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他之所以把生活中的严重事件——被贬谪到“岭海”，即广东与海南岛——说成是“闲游”，即轻松的旅行，也同样是因为他认为这不过是漫长的人生中的一个小事件而已。

像这种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的看法，也是苏轼所独创的。即使不是他独创的，那也是由他赋予了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在过去的诗歌中，这种看法并不普遍。过去的诗歌的普遍看法与此相反，它们把人生看作是短暂的、匆促的时间过程。

苏轼用以表现这种看法的，不外是“吾生如寄”这一辞语。但这种表现本身，却不是苏轼的独创，而是早已有之。只是在过去的诗歌中，并无苏轼那样的用法，而是用在把人生看作是一个短暂的、倏而死亡的时间过程的场合。最早使用这句诗的，有公元纪年开始时期汉代无名氏的古诗“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接着，公元三世纪魏武帝曹操的“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恐怕也是性质相近的想法。此外，稍晚于苏轼的朱翌，在他的《猗觉寮杂记》卷一中，作为东坡这句诗的出典，引了白居易《感时》诗中的“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及《秋山》诗的“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这些诗句，都是感叹人生短促的。

可以说，苏轼使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却置换了它的内容。不单是内容的不同，而且还是人生观的重大转变。不用说，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态度，比起把人生看作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过程的态度来，会产生较少的悲哀与绝望，而产生较多的希望。人生的确是一个充满波动浮沉的时间过程。但正因为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所以它才充满了波动。根据这种认识，光是陷身于漫长的波动的低谷所产生的悲哀之中而不能自拔，就越发显得愚蠢了。让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吧！

这种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充满波动的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意识，并不只是以直截了当的说理形式加以阐述的，而是使人感到这是苏轼诗歌的潜流。苏轼最有名的七律之一《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茆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三个层次。最后所得的结论，就是它的第四个层次。他认为，如果说波动的持续或持续的波动就是人生，那么反之，主体持续的反抗也是人生。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与波动作斗争。委身于波动，这也是主体所作的抵抗。

在苏轼的早期诗作中，有一首他从黄州贬所寄给弟弟苏辙的题为《初秋寄子由》的诗，其开头便阐述了这一点：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

晚年的诗作中，有一首绍圣四年（1097）他从最初的贬所广东惠州被命转到更为“远恶”的海南岛时写给弟弟苏辙的五言古诗，其开头更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洹尚一路，所向余皆穷。

诗中所說好像是很软弱消极的话，但诗的后面部分他却再次说了这样的话：

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

他在不久以后获赦，从海南岛北归，到长江岸边时，写给江晦叔两首五言律诗，其中一首云：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人世间的环境变化万千，而我那孤月般的心灵却始终澄澈透明。这是对一直同波动的环境进行着对抗的主体的称赞。南宋末年的杰出学者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中评“浮云”、“明月”这联道：“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尽管苏轼的一生极为坎坷，但他一生所作的两千四百余首诗，却绝对不能说是哀泣之辞。

例外当然也是有的。苏轼四十四岁那年，被投入御史台中，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在他这时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透露了紧张情绪：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这首诗是悲痛的。但是其中也有期待，有对未来的期待。又，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伤神”这个苏轼难得使用的词，但不是指自己伤神，而是指他的弟弟将会那样。

此外，苏轼在同年年末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即被逮百日以后，酌情减罪、获释出狱那天所写的诗，更为豁达豪放。如序章中所提到的，这首诗采用了与前诗相同的韵脚（即“叠韵”），从而更显得豁达豪放：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这不仅是苏轼个人对悲哀的扬弃，而且也是诗歌历史的转折点。过去的诗歌所习惯的对悲哀的执著，被苏轼中断了，而把方向改变为更多地对人生抱以希望。后世崇拜苏轼的人，喜欢他的豪放阔达;不满他的人，则嫌他的诗每流于平易。但是他之后的诗人，也包括对他没有好感的人，很少歌咏对人生的绝望与悲哀，这正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苏轼改变了诗风以后的缘故。

三

苏轼不像王安石那样是个政治家，但他对所有的人都拥有一种极为真挚的爱情。

让我们举苏轼年近不惑、任杭州通判的某年年底作的一首诗作为例子吧：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餱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然愧前修。

把自己和狱中的囚犯相比，说“不须论贤愚”，这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温情。他经常拒绝承认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人，而是希望作为一个市民来生活。他迁谪黄州时，与市民、农民交朋友，自己耕种“东坡”的土地，见于组诗《东坡八首》。晚年身居海南岛，他越发真切地希望“躬耕”，即以一介农夫的身份亲自耕作。可现实却不允许这样，他还必须买米度日，在题为《籴米》的五言古诗中他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春秧几时花，夏稗忽已穟。怅焉抚耒耜，谁复知此意。

据说苏轼诗的缺点，是有时作诗过于平易、草率。在上文所引的诗中，他自己也说“诗仍翻水成”。在其他诗中，他又说：“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他确实不是一个苦吟诗人。但这也是他自由的心境与自由的才能的表现。又，尽管自己不是苦吟诗人，但他懂得过去最典型的苦吟诗人杜甫的价值，并和王安石一起，积极表彰杜甫。

苏轼晚年在海南岛时，取他所喜爱的全部陶诗“次韵”和之，这就是所谓的《东坡和陶诗》。这也可以说是他那充沛的才能的表现。比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三云：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苏轼的和作说：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江左”，指陶渊明生活的南朝时代。“掩冉”，轻轻摇摆的样子。陶渊明得酒，其诗便自然而成，仿佛竹子爱风，许多叶子轻轻摆动，摇曳多姿，或俯或仰，做出各种有趣的姿态。但这与其说是指陶渊明的诗境，还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他自己的诗境。

王安石尽管用心不坏，却不受当时民众的欢迎;与此不同，苏轼则深受当时民众的爱戴。他们俩的气质不同。苏轼的弟子诗僧参寥子在悼念其师之死的七言绝句《东坡先生挽词》之一中说：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先生身着官服，威仪凛然，与人言谈之间，俨然国士之风，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先生头戴葛巾、着履执杖、出门散步之时，又总是笑呵呵地和路旁的孩子们攀谈。

仁者爱人，便是如此。

编辑/徐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