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冬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生日晚会》成稿于1957 年,英国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痛之后,霸主地位不复,道德伦理也呈颓败之势。学者尽管对该剧伦理问题的关注不及《背叛》《情人》《送菜升降机》等后期剧本,但品特在这部戏剧中对英国道德伦理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重新审视,并形成了对如何走出战后伦理困境的初步思考结果,为其后来创作的伦理转向奠定了基础。
历史学家基思(Keith Lowe)从抢劫与盗窃、黑市、暴力、强奸、道德与儿童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二战对欧洲大陆道德体系的全面破坏,并评论道:
纳粹统治的恐怖阴影,最终在盟军的思想和著作中得到反映。 在这家英国主流报纸上,登载的这份被视为道德(moral)解决方案的灭绝计划,跟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推行的灭绝计划如出一辙。这种灭绝计划, 与戈培尔在 《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 上发表的最为丧心病狂的德语文章毫无二致。其中的差别,而且是巨大的差别,在于存有这种思想观念的人不可能在英国掌握政权, 因此,这种计划也永远不可能被付诸实行。 但这种思想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媒体上,说明即使是战争期间未被占领的国家,也出现了道德败坏的迹象[1](P68)。
由于对英国道德败坏的现状感到幻灭,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追忆往昔的情思:“1950 年代和1960 年代初,即便是历史传统的主题,也出现了新的变体。 与战前时代一致,熟悉的精英主题和风格得以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