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创作动因

白银银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00)

熙宁七年(1076)，苏轼罢杭判知密。这是苏轼为避免朝廷党争波涛，“通守余杭”后“求为东州守”[1]265。苏轼知密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和务实精神，“勤于吏职”[1]373、“不计劳逸”[1]31，在词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成果——“密州三曲”。“密州三曲”之一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被学术界认为是苏轼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一个经典文学作品的产生，是时代风潮、学术思想和个人才华等多方面因素结合的产物，“故所谓性灵抒写者，虽出于此一作家之内心经历，日常遭遇，而必有一大传统，大体系，所谓可大可久之一境，源泉混混，不择地而出。在其文学作品之文字技巧，与夫题材选择，乃及其作家个人之内心修养与夫情感锻炼，实已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三位一体，融凝合一，而始成为其文学上之高成就。”[2]因此，笔者试从宋学经世济民思想对词创作导向的推动；“尊王攘夷”华夏中心主义情结的凸显；密州自古以来崇武尚兵地域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江城子·密州出猎》出现于苏轼知密时期的原因。

一、宋学经世致用思想对词创作导向的影响

苏轼生活时期正是宋学勃兴之时，是儒学继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又一次全面复兴。在宋代，宋学是最著名的一代之学术，词是最璀璨的一代之文学，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学术思想，便是那一时代的人，在那一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新的解说。……